在近代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是因为地理位置临近中国，旅途资费便宜，二是为了学习日本迅速崛起，由弱转强的技术经验，大量的中国青年涌入日本求学，人数数以万计，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九成以上。
但是近代中日关系十分复杂。日本始终将中国作为其侵略扩张的发展对象，不断地对中国进行蚕食鲸吞，并最终在1937年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那么八年全面抗战这中日矛盾最尖锐最剧烈的时刻，在日本中国留学生又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境遇呢？
上图_ 九一八事变
战前留学生撤离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在反日的浪潮中，赴日留学人数急剧下降。至1933年下降到1043人，仅为九一八事件前的三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以后，人数又有回升，1937年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为4000人左右。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不断有留日学生们紧张地前往驻日使馆和留学生监督处打探消息，在得知战事扩的事态后，大量留日学生返乡回国。仅在8月3日一天，从横滨港登上归国客轮的中国留学生就有221人。到1937年9月23日，国民政府旅日留学生监督处在下令旅日学生全部撤回国内的命令后停止工作。此时，战前留学日本的学生绝大多回国，留下的只有剩下459人（不含伪满洲国的留学生）。
上图_ 日本侵略过程中的“大东亚共荣圈”宣传画
伪政权官派学生赴日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日本在关内的沦陷区也同在东北建立伪满一样，相应成立了伪政权。为了“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对中国学生进行洗脑奴化，日伪政府开始遴选公派留学生去日本留学。
1939年，南京伪维新政府制定了《教育部留日公费生考选委员会组织条例》，设置留学生考选委员会，在其统治区域内考选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当年选派了37人。1940年汪精卫投降日本，伪维新政府改组为汪伪政府，汪伪政府延续伪维新政府的做法，每年选取留学生公费赴日本留学。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汪伪行政院、教育部档案记载，1940年到1944年汪伪政府选派了153名公费生赴日留学。
上图_ 汪伪警察厅的女检查
除去汪伪政府统一选派公费留学生外，汪伪各部委也选派留学生去日本。1940年8月，汪伪警政部选派20名警察去日本学习，1941年汪伪军训部选20名士官去日本，1944年汪伪卫生部选派了60日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44年10月，伪实业部“为造就工业专门人才振兴实业起见，考选学生（包括现职技术人员）资送赴日学生，俾养成技术人才，供技术之需”并于当年选送了80名学生。
此外，各个地方伪政权和日伪御用团体也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的留学人员。如1940年底，伪山西省公署考选了50名公费留学生去日本留学；1942年，伪河北省公署选派47名公费留学生留学。还有一些所谓的中日文化协会、华中东亚青年联盟之类的货色，“以青年实践之精神，推进东亚联盟之理想，为当前之东亚联盟运动作斗争之先锋”为宗旨，也物色了一批人去日本留学。
上图_ 汪伪政权官员
什么人去日本留学
诚然，去日本留学人员中很多都是伪政权高官的子弟。1939年南京汪伪政府选派去日本留学的39人中，伪政权高官的家属就占很大的比例。比如伪外交部长廉隅的儿子廉康成、伪立法院院长温宗尧的儿子温鹪年、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的儿子高之珀等等。
但若说抗战时期去留日的都出身伪政权高官家庭也不客观。不少青年因为客观原因无法随院校前移到大后方，只得留在沦陷区上学，为继续学业，考取了伪政权的留日官费。
有学者调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60多份留日学生档案，发现他们中多数向前往大后方，但因“关山万里，飞渡无方”滞留了下来。具体原因，有的是“绕到后方需要很大的一笔”，无法前往；有的是“母亲年已高迈，行动不便，难胜跋涉之苦”；有的是“膝盖关节摔坏因身体关系，自侮不能到抗战地区尽国民之责”，有的是“沿途（日本鬼子）盘查甚严，只有暂时搁置下来”。
而沦陷区的学校，教育水平低下，“实无求学之价值”。很多青年学子要继续学业学习知识，“抵抗日本，先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珍重有为之躯，以备将来之报”的思想，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另外，官费留学，除学费由伪政权报销外，每月还可领取津贴，可以减少家中负担。
上图_ 留日的中国学生
留日生活如何
不会日语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先去“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过语言关。之后再到“第一高等学校”等处接受预科教育，和日本人同居同餐。预科毕业后再考入大学学习。日本二战时的大学学制是三年，太平洋战争后缩短至两年。大学教育也变得草率简单，“一年半中即将高等数学修毕，不免有生吞活剥之感，固已象征日本之日暮穷途也”。
日本方面对中国留学生实行严密的监视，中国留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中，有反日言论，即可能被当成思想犯逮捕。日本老师和同学对中国人的歧视和鄙薄也十分严重，中国留学生“精神上所受刺激毕生难忘”。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军机轰炸日本，东京每日都有空袭警报，学生都在惶恐之中度日。此时，日本国内资源短缺，日本“人民生活已甚艰苦”，留学生的日常生活也窘迫万分，柴米油盐都无法保证。
上图_ 二战时期日本国内的警察
留日学生的抗日活动
七七事变之前，我党就在日本留学生中建立了组织，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但于1937年6月被日本当局破获。1938年末，伪北平临时政府派往日本警察讲习所的留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汪叔子联络留学生中其他党员，恢复了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
中共东京支部到1939年发展了30多名成员，多为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有2名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同学。党支部准备开展抗日工作主要有破坏日军的军工厂、搜集日本军事政治信息、与驻日苏联使馆联络交换情报、向华侨和留学生宣传抗日思想、争取日本进步人士支持等。
上图_ 日本裕仁天皇
1939年1月，汪叔子向他经常接触理发店老板的马场政子进行反天皇的宣传，“天皇是神，这样的神过去我们中国也有、德国也有，现在没有了，我们一样活得很好。神不能解放我们，即使我们现在忍饥挨饿，神也不能救济我们”。马场政子后来在和别人聊天时，将这句话说了出去，结果汪叔子抗日份子的身份被暴露。日本警察经过严密的侦查，将东京支部成员全部逮捕。但由于该组织里的成员很多都是伪政权高官的子弟，日本当局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颜面，只得将被捕人员释放出狱。
国民党也在日本留学生群体中发展抗日团体。东北留学生贾桂林，1940年在早稻田大学，组建以激发留日学生民族意识、配合正面战场抗日、搜集抗日情报的秘密团体——“中华救国团”，1940年至1941年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北海道大学的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加入该团体。
上图_ 二战时期的日本大学
除了国共两党领导的组织，还有中国留学生还有“人民阵线”、“铁崖反战情报组”等抗日团体。铁崖，江苏无锡人，1925年去日本求学，之后留在日本。抗战期间联络到了日本反战人士黑田善次和日本共产党党员田中忠夫，在两个日本人获取了大量日本军事情报，报送给中国政府。1938年黑田善次潜入武汉，正式以青山和夫的名字在国民政府广播电台作反战宣传。1938年6月26日，黑田进行了著名广播《告中国兄弟宣言》，以日本友人的身份坚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极大地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最为特殊的群体。其中固然有投敌叛国、为虎作伥者，但也不乏生在曹营心在汉的忠贞爱国之士，本着“国必保、日必排”的精神将自己的心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