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生产运动下的延安生活
大生产运动时期，延安物紧缺。1943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三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四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五元。
陕公分校在边区西南旬邑县，相对富裕。教员每天可吃一顿白面，几位青年教员觉悟很高，请求不要对教员特殊待遇。
教务长说服他们：
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能供应的白面只有这么一点，只好给少数人吃，只能向最重要最有用的人倾斜。
中央研究院特级研究员与毛主席一样吃小灶，灯油也不加限制。王实味住两孔窑洞，穿细布衣服；中央研究院所有学员都吃细粮，不吃玉米土豆，两人一孔窑洞，一人一床一桌一椅。
延安纸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仅供应五张，作家特别优待，领取纸笔不加限制。1940年1月，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澜(1893~1969)抵达延安，应张闻天之邀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妻乃旧式家庭妇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觉处处不便，又着家里东西，常常暗自落寞。张闻天夫妇常去看望，派服务员照料他们生活，每人每月发津贴4.5元，政治局委员也只有五元。范文澜感觉最困难的还是缺书，张闻天便布置地下党将范文澜的书从家里运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绝大部分为线装书，范文澜十分感动。
最艰苦的1940~41年，棉衣发不下来，凡有破棉衣的，发一块布自己补一下洞，凑合着穿；1941年夏吃了几个月的煮黑豆和玉米；学习用品，每人每月发半根铅笔，得用铁皮夹上写字，写尽为止；纸张只发几张土麻纸，最好的时候每月两张油光纸；三个月发一枚蘸水笔尖，墨水自制调配；三人合用一盏小油马灯，每晚只有二钱蓖麻油。
这还是“中央”很重视的学制正规的自然科学院对科技人员是很优待的：
教师们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面，每年发套新棉衣。我们学生发的铅笔、纸等，在陕北公学是没有的；我们住的木板床几个人铺一条毯子，没有被子的人可发给一床小被子，在陕北公学也是没有的；一周还能吃两次肉，一次馒头，我在陕北公学时，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馒头。
1939年冬，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边区调回延安，每名战士身上裹着一匹布。有坐骑的干部，除了自背一匹，牲口驮五六匹，宁可少背干粮，也要多带回布。此时，陕甘宁边区已发生布荒。1940年，三五九旅每人还能发一套棉衣、两件单衣、四条毛巾。1941年减为两年发一套棉衣、每年一套单衣、两条毛巾。衣服越少，坏得越快，战士们的两个膝盖都是大补丁，双肩也是两大块破洞。口袋破了，索性撕下来补窟窿。
1940年1月，三五九旅一部开进南泥湾屯垦，旅部号召：
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三五个月后，山下砌起一排排猪圈、牛棚、鸡舍。
郭兰英唱的《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时期三五九旅的写照。是年，三五九旅供给部创办纺织厂，至1942年已拥有108台织布机，保证了全旅万余人的穿衣、被子、毛巾，与“难民纺织厂”、“边区纺织厂”成为边区三大纺织厂。
1941年，三五九旅大光纺织厂实得红利390万元边币，1942年10月增至800万元。关向应病倒后，医院想为他买一件毛巾睡衣，跑遍延安都买不到，大光纺织厂得知后特意织了两件毛巾睡衣，又厚实又软和。
1942年，延安开始响起嗡嗡的纺车声。各机关、团体、学校，人人都在羊毛，王家坪总部也不例外。朱德发动总部警卫员上南泥湾拉回木料，再借来一架纺车，照样画葫芦，模仿做了几架纺车。头两天，朱德与大家纺的线比绳子还粗，“别说打毛衣，连个地毯都织不起来!”唉声气，悲观失望，朱德鼓励大家坚持。一周多后，大家才慢慢学会，每人日均能半斤六两，质量还不错。一个多月后，八路军总部每人都完成自己的份额。
1943年，延安所有食堂、会议室、礼堂都成了纺线车间，到处发出嗡嗡吱吱的响声。周恩来、任弼时成了“英雄”。
延安经济最困难的1941~43年，机关比部队的伙食标准要低，最高规格宴请“四菜一汤”。1938年3月，甘泉县长与勤杂工一律每天1.4斤小米，三分菜钱，一年两套军装，每月一元津贴。县政府每月经费仅二十四元。1940年前后，4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要供给八万党政人员；各部队机关只能自给五分之一，五分之四需要边区百姓负担。
1944年，毛泽东：
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嗑睡。
晋察冀，“吃上一次猪肉一定是过节!”全体欢腾，手舞足蹈。《红缨枪》唱词：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改编为：拿起洋磁缸，去舀猪肉吃。”
淮南苏皖边区的新四军二师，1943年大生产总产值四个亿，师长罗炳辉招待外宾的两桌菜，重庆十万块都吃不到，罗炳辉却只花了十块钱。因为除了黄瓜片上面的白糖花了十块钱，鸡鸭蛋均为他与警卫员种植、饲养，一个大子不花。
情况已相当好转的1945年，延安机关学校人员伙食标准：
每人每天粮食1.3斤、菜一斤；每人每月猪肉一斤、青油一斤、石炭30斤(炊事用煤)。
2、艰苦却有意义的学校生活
入学陕北的第一课是挖窑洞，解决栖身之所，木窗木门，连根钉子都没有，整个窑洞没有一片金属，玻璃更是奢侈品，只有后来美军联络组的窑洞才有。上课、吃饭、开会都在室外，所幸陕北少雨。
李维汉：
同学们说陕公（陕北公学）的室内活动就是睡觉，确是如此。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教员头顶雪花上课；雨天，泥泞满地，教员赤脚上课；数九寒天吃饭，饭凉菜冻；若遇上狂风，饭菜里还要掺杂点沙尘、草芥。课桌课椅是没有的。学员的被子一物两用，白天捆起来当坐凳，晚上打开睡觉。以后在露天广场用石头、泥块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
鲁艺情况也差不多，教员沙汀(1904~1992)：
没有固定的教室，一般都头上戴顶草帽，在露天里上课，遇到落雨，就挤在一眼较为宽敞的窑洞里进行学习。同学们一般只有用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矮凳，双腿上则放块较大的木板，权当书桌。
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
我们每周只上几次课，一般学习都在露天。冬天找块太阳地，夏天躲到阴凉地。大家一人一个小板凳，走到哪儿搬到哪儿，膝盖就是“自备”书桌。
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大学生的铺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生铺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斜正——直腿挺睡。早晨六点吹号起床，二十分钟整理内务、洗漱全校集合点名，早饭后休息片刻就上课。
上课时鸦雀无声，认真做笔记，课后对笔记，有时分组讨论。
军事化作息时间：
六点半起床、七点半早操、九点半早饭、十点政治训练、十二点军事训练、十四点一般性教育、十六点半午饭，然后游戏、集会、唱歌。二十一~二十二点睡觉。
江文汉记述抗大生活：
清晨起床，上午三小时的课，午饭后午睡。下午大部分时间阅读预习晚上经常小组讨论，每周一个下午垦荒，周六下午上山拣柴。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每一种教育进行两个小时，往往第一小时上课，第二小时讨论、学习或休息，睡觉的时间相当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的不足。饭是小米饭或馒头加一些蔬菜，但是一天只有两顿。
上海生严寄洲(1917~)，1938年10月抵延，入抗大五期。报到时，先由一名胸缀抗大校徽的老生领到一间大草棚——“救亡室”，两侧地上铺着厚厚的草：“你们先在这里住下，等编了队再搬到队上去。”棚里正面悬挂毛主席、朱老总画像，朱画像，两侧两张字幅，一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另一张毛泽东署名的“反对自由主义”，十二人挤睡一条小土炕，“半夜三更一个人起床解完手回来就没他的地了，这也不要紧，往人中间一躺，左晃右晃也就挤进去了。”
理发也是集体排队，理发员为两位老红军一每个人理发加上刮子前后时间总共不到三分钟。……回到窑洞。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脑袋像顶了个马桶盖，实在有碍观瞻。无奈，我们向老乡借了一把剪刀，大伙互相修剪，使之稍微好看些。严寄洲后任抗大二分校文工团戏剧干事，后任120师战斗剧社教员、戏剧股长；1949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一次抗大改善伙食，区队长宣布中午吃白面馒头与猪肉炖粉条，“大家一听高兴极了，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呀!”可几个广西同学吃不惯北方的面食，扒了馒头皮才吃。晚饭时，老红军炊事班长托着中午被扔掉的馒头皮，含泪怒斥：
这是哪个王.八羔.子扔的?你们大家瞧瞧，把这么好吃的白面馒头皮扔了，我们长征时候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可是你们吃馒头还剥皮，有良心没有?吃不了苦，就滚蛋!
全体在场学生吓得直缩脖，幸好区队长出来解围，大家纷纷责怪那几个扔馒头皮的同学。不久，小米饭里开始掺山药蛋，最初吃起来还可以，可后来山药蛋越来越多，小米越来越少。山药蛋吃多了常常头晕，兜里还有几个钱的学生便上镇里去买大锅菜，当然不能吃独食，得分给大家。
延安交际处长金城(1906~1991，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的，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
对少数民族学员吃粮标准给予特别照顾，较之其他学校，延安民族学院学员每月多发十斤白面，两年加发一套单衣或一件棉衣，每逢民族节日，学院还按民族风俗改善伙食或给予其他优待。
学员每月津贴一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五元，教员却有高至十二元。
延安各校均仓促开办，资料、师资极度匮乏，“教材教具都极缺乏，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资料也很少……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蓝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钉笔记本。
1939年6月，中国女大“400多名学生只有一只篮球，书籍和药品也非常缺乏。”1939年，鲁迅艺术文学院图书馆占两间窑洞，约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小说类又以苏联最多，六十多种。
毛泽东花四十元托人从西安买回一二百种历史小说，1939年5月12日傍晚，萧三如约去看毛泽东，毛泽东还没起来，在床上看《宋史演义》。毛主席对萧三说：“你如果要什么书?开个条子来?我替你去买。”
3、延安的文艺生活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陕北保安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结束，照例进行“课间活动”，大家一致欢迎李伯钊先来几个节目。
李伯钊在掌声中先唱了几支歌，既不是大家熟悉的苏联歌曲，也不是红军歌曲，而是新鲜的康藏民歌。长征途中，李伯钊向藏民学了康藏情歌。丁玲的节目是昆曲，毛泽东则讲了一个笑话，气氛十分热烈。
抗战爆发后，来了大批知识青年，青年扎堆，没有一点文艺生活是不行的。
青年精力旺盛，空闲多多，加上革命与浪漫，文艺需求旺盛，延安出现歌咏热、文艺热、大戏热，一时众芳竞放，以至于后来需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认识。
文艺剧团对动员民众效果显著，剧团一到，常常使当地参军人数骤增、交公粮积极性迅速提高，各项工作开展顺利。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你们演一次戏，比我们做半年群众工作的教育效果都大。”
延安最有名的当属抗大的歌声，每天早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都能听到抗大学员高亢嘹亮的歌声，每次集会，各队相互拉歌，《大路歌》、《毕业歌》响彻云霄。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抗大校歌》，特有感召力。1939年5月5日，延安中组部大礼堂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及“马列学院”成立周年晚会。晚会主菜单是塞克编导的三幕话剧，主要演员为莫斯科回来的孙维世。
鲁艺开学后，周六都要举行“自由晚会”，师生长幼欢乐一堂，既有排练的最新创作，也有临时即兴表演。
一次，学员齐声冲李伯钊发喊：“红色明星来一个!红色明星来一个!”李伯钊刚站出来，又有人喊：“欢迎她跳一个《乌克兰舞》!”全场响起有节奏的掌声与欢呼：“我们要看《乌克兰舞》!我们要看《乌克兰舞》!”
往常，李伯钊不待掌声，早就跳开了，今天却紧掖肥大列宁装，不好意思地笑着，就是不上台。学员以为她不肯跳，更起劲地鼓掌。
李伯钊十分抱歉地对近处的鲁艺训育长徐以新(留苏同学)说了几句悄悄话，徐以新马上站起来对大家笑着说：“我们的红色明星要请大家谅解一下?她今天跳不了《乌克兰舞》，因为她已怀孕，全场笑得更欢了，李伯钊也大笑起来。最后，李伯钊唱了一支康藏民歌。徐以新跳了一曲满场飞的苏联集体农庄舞。
放电影是举城轰动的大项目。1938年秋，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俄版《列宁在十月》，放映地点新建的八路军大礼堂，人山人海，周恩来配音直译。
一些鲁艺生：“这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生以来所看到的第一部高质量的革命影片。”
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再度从苏联疗伤归来，次日杨家岭集会欢迎，会后放映从莫斯科带回的新片《大战张高峰》——苏联红军痛击日本关东军。
放映机是一部苏制老式手摇设备，周恩来大声宣布：
怕同志们对我的伤还不放心，今晚我要自己用手摇放映机，用事实证明我的手恢复的程度。
1943年以后，杨家岭大礼堂经常举办舞会，民乐伴着陕北锣鼓，毛泽东常去跳舞，但只会走一般的三步四步。说是“踏着音乐走路”，张闻天的业余时间是与刘英下围棋、种西红柿、草莓等。
周六，很多单位举办舞会，最初不会跳的生客到青涩”下海”，再到逢舞必跳的熟手。陈毅总结四阶段：“一边站，试试看，满头汗，死了算。”赴延前从未跳过交际舞的冯兰瑞，从最初的边上看看、听听音乐，到踮着脚尖下场，最后“舞艺”不错。抗战胜利后，随着延安知识青年分赴各地，也将舞会带到各解放区。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在延安慰问演出。王大化、李波的《拥军花鼓》，在一空旷山坡下开演，观众两三万——安静得像空场子一样，他们的歌声，字字清晰地传入观众耳朵比室内演出的效果都强。从此以后，“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的歌声，就响遍了延安。
1939~1940年，李伯钊的剧团就至少创作了约三十个新剧目，李伯钊一人就写了五六个剧本——《紫坊村》、《军民合作》、《村长》、《母亲》、《争取最后胜利》。
各根据地都出现自己的剧团。1942年6月，晋察冀边区剧协第三次代表大会，该区有剧团3277个，其中约五百个很活跃。新四军盐阜区，据1944年各县文教科统计，农村剧团440个。
红色文艺要求 “贴近生活”，选材大多直接来自生活。如《送郎当红军》、《一只破草鞋》等，还有大型剧目《白毛女》、《同志，你走错了路》，均有生活蓝本。
1939年3月29日，一批渤海区干部南下鲁中受训，走到太河镇，遭国军秦启荣部袭击，“由于受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不敢果断地还击，害怕影响统一战线，而无原则忍让，结果使团级干部以下四百同志惨遭杀害。”
姚仲明以“太河事件”为蓝本，写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各红区上演，以纠正“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偏差，用文艺宣传政策，成为红色文艺的一条“宝贵经验”。
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已并入，为党校三部)组织秧歌队上南泥湾劳军，某晚回来过延河“跳凳”(踩着石头过河)，秧歌队长艾青突发诗兴，仰头念诗：“天上的星星……”一句未完，滑入河中，所幸枯水期，河水不深，引起笑声一片。
1939年2月18日除夕之夜，冼星海来到西北旅社一孔宽敞窑洞，聆听诗人光未然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诗句，26岁的诗人一气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跳动，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片寂静，顷刻，掌声爆响。
冼星海坐在门边椅上，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得到热烈掌声，冼星海没先动笔，用了近一月时间向光未然等详尽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默默酝酿。1939年3月26日到3月31日，六天六夜，冼星海不间断地完成《黄河大合唱》谱曲，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
此时，延安吃鸡不易，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冼喜爱甜食。他要求光未然为“配曲”买两斤白糖。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于炕前，他一边撮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拔去笔尖的毛竹笔竿)吐出腾腾烟雾，钱韵玲在旁熬煮“土咖啡”(黄豆粉拌红糖)。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激昂狂野又婉转抒情的时代乐章。音乐界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能够传世的只有“两首曲子一首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首歌《黄河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