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结重兵，为何却没能收回香港？
日本投降前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通过秘密渠道，通知被日军囚禁在港岛赤柱的前港英政府辅正金逊，让他设法在日军投降后恢复英国在香港的机构，并行使政府管理职权，直至英军抵达香港成立军政府为止。金逊获释后便向日军提出建立以他为首的临时政府，要求日军维持好社会秩序等待英军前来受降。
1944年8月13日，英国三军参谋长向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蒙巴顿下达命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占香港的任务。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还从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兵力前往香港。在派出军队登上香港岛的同时，英国在外交上为重占香港做了准备。
中英同盟之间，看起来似乎有即将爆发战争的风险。但双方都很清楚，在中英关于香港归属的斗争中，美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美国的天平倾向于哪一方，香港就将归哪一方所有。1945年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英国不能接受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受降令”，强烈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在中国这边，蒋介石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做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但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军香港的命令。鉴于美摸不清国人的态度，蒋介石也是有所顾忌。他向美国派出了特使，寻求美国的支持，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来实现香港的回归。中英两国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美国，美国人的态度此时起着关键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想通过此举来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之下的一个国际自由港，但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德国投降后，美国同苏联在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场关系美国切身利益的争夺中，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在香港这个问题上，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立场发生了改变。美国担心，如果坚持让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那么势必造成英国对美国的反感，没有英国的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就将受到损失。因此，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当时国民党内有很多人都提议先向香港派兵。但蒋介石却寄希望于美国“主持公道”。然而，蒋介石没有想到，美国总统杜鲁门倒向了英国。蒋介石在致杜鲁门电报中改变了要求收回香港的初衷，他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军事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看到电文后连骂“娘稀匹”，然而，他不能得罪美国人，只好忍住怒火。表示“愿意授权给个英国军官，让他作为代表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港参加受降仪式。”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退让，却换来英国的得寸进尺，英国政府认为，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英国政府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一名中国代表和一名美国军官一起出席受降仪。而且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受降，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签署的话，他们只能作为见证人而签字，除此之外，不能做任何事。”
蒋介石没想到他的退让，换来的是英国人的步步紧逼，他退无可退，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他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表示，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与英国在香港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
中国方面的态度是英国人所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也使英国人感到不安。英国人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夏壳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蒋介石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1945年8月20日，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开来的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9月1日，夏壳以香港英军司令的身份成立军政府。同日，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抵港，与夏壳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1946年5月1日，香港沦陷后被日军囚禁3年零8个月的前港督杨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
1997年，更加强大的中国，终于从英国人手中，把香港收回到祖国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