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老蒋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国民党要员及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健、刘湘地方实力派人物均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是对日本战还是和。
会上，老蒋提到社会上有部分主和的声音，并提出了胡适的和平建议。参谋总长程潜听完以后非常生气，当着一众要员的面痛斥：“胡适是汉奸，真是可笑！”最终会议以全体起立的形势，一致决定积极筹备抗日。
这次会议被教育部长王世杰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
程潜是湖南人，天性中有火辣的成分，但他也是一个久经磨炼的政界老手，不会轻易动怒。胡适的和平建议到底说了些什么，能让程潜在众人面前大动肝火？王世杰的日记中没有描述，但其它档案中却有记载，我们下文会具体描述。
胡适曾就对日策略发表过许多建议，这是家国情怀的体现，也是知识分子的当担。但纵观胡适的主张，却反复转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美国印第安纳州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在他的《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中就胡适的对日主张进行了总结，从“九一八事变”到他去美国担任外交部长差不多7年的时间里，他的主张经历了8次转变。内容过多，笔者简单总结如下：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与其交涉。
1932年6月，进一步提出，要在取消伪满洲国，恢复领土和行政主权完整的基础上与日本进行交涉。
1933年4月，日本退出国联，胡适反对中国与日本单独交涉。
1933年6月，《塘沽协定》签定后，胡适站在国府立场，赞成对日妥协。
1935年6月，提出支持进行抗战。但没几天，又给王世杰写信提出，以承认伪满洲国求得十年和平的建议，并要他转交给老蒋。
1937年4月，希望苏联、美国、英国在远东地区扩充实力，制衡日本扩张，形成区域性平衡机制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8月初，主张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承认伪满洲国换和平发展时间，并提出具体方案。
1938年9月初，赴美担任驻美大使前夕提出“ 苦撑待变“。
王世杰
以上八次转变，时而支持谈判，时而反对谈判，时而要进行战争，时而要进行妥协。形成不同的主张的外因，要么是西方列强态度变化，要么是日本对华策略改变。但都是基于同一个假设，那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
让程潜大动肝火的正是胡适第七次转变。提出承认伪满洲国当然不是突发奇想，他在1935年就提出过，只是当时没有形成方案。不论他的主张如何转变，核心思想都是要和平，可见胡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派。
胡适建议走和平路线的理由是：当时中国国力疲弱，中央新式军队尚未训练完成，国防准备也不充分，不是日本的对手，如果开打必然失败。不仅会让国家解体，完全丧失抵抗能力，而且会使中华数千年的文化成果糜烂。
胡适的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国府内也有相当的主和派。周佛海在南京有一栋大洋房，洋房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不断对南京进行轰炸，胡适等和平派人士经常到地下室躲避，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局，慢慢形成一个固定的集会。
当时外界将那些主张抗战的人称为“高调派”，对应于此，胡适便给这个集会取名为“低调同志会”，后来被外界称为低调俱乐部。成员有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胡适等人。胡适曾向老蒋建议，由高宗武担任驻日大使，负责与日本沟通交涉，未获同意。后来高宗武成为汪精卫搭上日本人的重要桥梁。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日本人内部意见不同统一，华北局势一度出现缓和迹象。但7月27日，日军突然挑起南苑事变，驻守南苑的29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赵登禹、佟麟阁以身殉国，29军主力退出北平，战争出现扩大迹象。
得知消息后的胡适极为恐慌，先后到高宗武、王世杰家中商议对策。王世杰在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慌，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条件。”
两天后，胡适又与陶希圣拜会陈布雷。陈布雷是老蒋的侍从室主任，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人。胡适等人希望通过陈布雷向老蒋提出自己的“和平方案”。此后还给老蒋写过一封信，解释提出该方案的原因，强调：“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这个方案最终被转交到老蒋手里，老蒋看完后在信封上写了两个字：“胡”“存”。该手稿目前还保存在台湾档案机构中。笔者将内容简单总结如下：
原则：解决中日两国一切悬案，建立东亚长期和平。
方针：（一）满足以下条件即可承认伪满洲国。
1、东三省境内人民自选国籍；
2、东三省境内之中华民国人民享有居留、经商、购地之自由；
3、东三省人民要有充分机会建立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东三省人民可以公投复归中华民国，其它国家不得干涉；
5、热河归还中华民国，建立非武装区；
6、山海关至独石口一线由中华民国设防。
（二）日本放弃在中国境内所有特权，退出驻军。中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外交手续：达成协定后先不公布，双方同时宣布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并举行谈判。
卢沟桥
这个方案表面上看，争取到许多以当时实力无法争取到的东西，是赚的。但不要忘了，这些权益都是日本人从中国手里抢过去的，拿中国的东西跟中国换东西，怎么谈都是中国亏。
如果非要讨论方案的可行性，那必须要从中日双方的视角来看：
从日本角度看：
即便不查询任何历史档案也很容易能看出来，这个方案对日本人来说太过“苛刻”，东三省已经在其实际控制之下，承认与否只是一个名义问题。而当时，日本还控制了冀东伪政府，占领了热河、察哈尔等省部分地区，在汉口、山东、上海等地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显然不会因为一个虚名放弃如此多利益。
一战以后，日本军方认为以后的战争就是拼资源、拼国力的总体战，但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紧张，因此必须向外扩张。东三省对于日本来说一个理想的地方，一方面这里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另一方面，这也是日本实现控制满蒙，对抗苏俄，侵略中国的战略支点。
其实，自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内心就非常瞧不起中国，他的主要假想敌是俄国。当然，瞧不起并非不侵略，而是一个时间顺序问题，他需要先解决俄国的威胁。对于中国，他总的策略是经济侵略加逐步蚕食，不可能给中国稳定的发展时间。
具体来看，日本人原本打算扶持张作霖控制东北，但其不配合而被暗杀。后来日本又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但他并不满足于此。随后又占领山海关，长城抗战失败后，逼迫国府签订《塘沽协定》，实现华北非军事化。不久又扶持殷汝耕建立冀东伪政权，还想拉拢宋哲元、韩复榘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在1936年，日本制定的《帝国外交方针》中对华重点是：“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使整个中国在各方面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
很明显，日本的目的并不只是东三省，而是逐步蚕食中国。而且在胡适提出此案时，他可能不知道一个事实。战后日本档案显示，当时日军已经计划大举向中国增兵，准备在华北与中国决战。
伪满洲国
所以笔者认为，日本大概率不会接受这样的谈判条件。即使接受了，也不会停止逐步蚕食中国的步伐。
这里插个题外话。这些年“淞沪会战改变日本进攻方向避免中国快速灭亡”的观点很有市场，说日本如果像历史上元、清一样，从北向南俯攻，中国无力抵抗。而淞沪会战将日本主力吸引到东面，使其由东向西仰攻，便于中国抵抗。
实际上，至少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本未制定过从北向南俯攻的计划，其战略意图是逐步蚕食。再者，日本是个岛国，水上交通发达，陆地交通相对较弱。在沿海地区或者水网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开战，补给方便，船舰还能用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所谓转移攻击方向，其实是正中下怀。
从地形上看，从内蒙南下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日军的坦克和大炮都不能方便运用，会让其失去火力优势。唯一通道是由太原南下西安，再攻汉中才能达到四川盆地。各位听过《蜀道难》吗？为何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打到潼关就打不动了？
一方面有黄河天险，加上老蒋也在西安预留了重兵。另一方面，日军补给已经跟不上了。即使日军真能打到四川，他要先帮中国把路修通，并保证不被破坏，否则没有快捷补给，也很可能被中国军队围歼。
所谓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只是一个伪命题，是当局粉饰失败的说话而已。淞沪会战只是为了引起列强干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将日军赶下海，解决腹背受敌的后顾之忧。可惜打败了。
淞沪会战
从国府层面看
很明显，老蒋绝对不会同意这个方案。“西安事变”时，他已经向全国承诺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他又发表庐山谈话，喊出非常强硬的口号：“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背弃承诺，朝令夕改，对自己的威望是致命的打击。
从现实来看，“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而丢东三省，引起国内轩然大波。老蒋倍感压力，不得不要求张下野出国考察。再进一步承认伪满洲国不就成了另一个张学良了吗？
老蒋虽然昏庸，但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平时动辄提及人格、国格。他心理很清楚，自己可以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但绝不能光明正大地承认伪满洲国。否则，排山倒海的舆论谴责会让他连位置都坐不稳，历史也会给他记上丧权辱国的一笔。
当时的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地方派系对老蒋并不服气。如果说滇军和川军相对安分，那么桂系和晋系，则从未放弃过对老蒋位置的觊觎。他们也许不会真正抗日，但绝对不会放弃以抗日的旗号把老蒋赶下台的机会。
时间倒退一年，陈济棠还联合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当时的口号就是“反蒋”“抗日”。老蒋使出银元攻势，分化广东部队，才使两广事变平息。当时中日矛盾还未激化尚且如此，假如此时要承认伪满洲国，必然会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
伪满宣传画
胡适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方案无异于给老蒋挖了个坑，等着他往里面跳。在这一点上，老蒋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当天的联席会议上说：
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小结：
综合以上描述，很明显胡适以承认伪满洲国换取50年和平发展时间的方案并不可行。错误的关键在于，50年之后如何能保证失去大片肥沃土地的中国能赶超日本？如果届时中国仍然不是日本的对手，而双方又难免一战，是否又要以承认华北独立为条件再换取50年发展时间。
按常理推断，胡适作为文化界名人，有诸多博士头衔，应当是非常聪明人。但他为何会提出如此幼稚的方案？这实在让人费解，也难怪程潜动怒。
在笔者看来，从一开始胡适便预设了中国必败的立场，而坚定地走和平路线。越是在和平路线将要失败之际，越会提出更加激进的方案去挽救。这是一种偏执心理，很多时候人一旦陷入到偏执当中，就会逐渐丧失理智。
中国有句俗语叫“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从当时胡适的表现来看，他对中日态势了解非常浅薄，对高层的心态拿捏完全不准。文人参政，乍一看华而不实，不切实际的口号只会误国，这大概也是他不受老蒋重用的原因之一。直到老蒋巴结上美国之后，胡适才在沟通中美联系上发挥了一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