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抗战开始以前，国军各派系的待遇是极度不公平的。以普通士兵为例，最好的税警总团士兵一个月可以拿到12.5元，而且从不拖欠。而地盘差的穷军阀不过一个月发四块钱，还经常会被拖欠甚至不发。
而就这一点钱，要想领到手的话，还得扣除伙食费。因此为了省下钱来，国军士兵普通都自愿少吃饭，这就造成当时的国军士兵，哪怕是善战老兵，普遍都是面黄肌瘦的排骨队长。而这种情况，随着全面抗战的暴发和财政的恶化，愈演愈烈了。
一、贬值几百倍的法币
“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国府实行外汇统制政策，法币成为完全的纸币本位制货币。那时候规定一切公私款项，全部必须以法币收付，市面上所有银圆收归国有，强制以一法币换银圆一元，其实就是强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而就在与此同时，国府却在大量超发货币，这个时候的法币，已经开始快速贬值了。
截止到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随着对日全面开战，军费和各种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国民政府采用的办法，就是疯狂开动印钞机，大量增发法币。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已经到了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四百倍。
这货币超发了400倍，那通货膨胀就是必然的了，法币随着货币超发急剧贬值。100法币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到了1939年只能买一头猪了。在这个时候，日本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在日占区强行以日本发行之货币收兑法币，再加上以走私物资套得法币以后，全部送往上海兑取国府的外汇。这就等于是日本人自己打白条换取法币，然后再拿法币到国统区买东西，实质上是等于让国统区不断给日军输血！
这样的情况下，国府不想办法改革币制，反而分别从英国及美国得到超过一千万英镑及五千万美元贷款，也就是以贷款来养活自己的敌人。当然了，日本人欲壑难填，哪怕是贷款也仍不足支持法币汇价。到1940年起，国府只能完全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法币的价值开始进一步的大幅度下跌。到了1941年，100法币就只能买一袋面粉了。而到了1943年，同样的100法币就只能买到一只鸡。到了1945年，只能买到两只鸡蛋了。
到日本投降以后，法币发行额更是突破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截止到1947年4月，法币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这时候的100法币，就只能买到一块煤。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
这时候的100法币还买不到一张纸，也就是说法币的面额，还不够印刷它的那张纸的成本价。当时有个奇观，就是曾经有造纸厂直接用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居然还能赚得不少呢。这时候的法币，已经彻底崩溃了。
二、低级军官工资只够买肥皂，完全无法养家
法币的疯狂贬值，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也让本就收入不高的国军，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全面抗战启动后，军费消耗庞大，物价迅速上升，官兵薪饷标准虽然也屡次变更。但是始终入不敷出，不仅无法养家，甚至到了自己也无法糊口的程度。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
1.部队里贪污横行。
1944年5月，国民政府军政部有一份电报，电报里有这样的内容：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
2.军饷涨幅没有物价涨幅快。
当时官兵的薪饷随通胀不断上调，但始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1937年，上将薪饷240元，1945年上升至5万元，增涨208倍；
1937年二等兵薪饷7元，1945年上升至900元，增长128倍。
但同期物价已增涨了2100余倍。1943年重庆猪肉限价，定为每斤14元。而同时期，一位上校的月薪不过290元。而至于低级军官和底层士兵，状况自然要惨得多。军官军校17期毕业生谭继禹回忆，1940-1942年间，其每月薪饷，仅够买肥皂与草鞋。当这样的兵，那别说是养活家庭，自己谋生都很困难了。
撤到台湾后以陆军中将退役的卢光义老先生，是1943年考入战干团大理分团的，在回忆当年时，他有这样的记述：
“受训期间，生活极为艰苦。
（一）主食方面难求饱，每桌有同学6人，饭桌用城墙砖砌成，采分饭方式，只能有多少吃多少。
（六）缺少被服。缺少内衣裤，无法换洗，因而长满虱子，同学们于太阳天多脱衣捉虱，以求解脱。冬日无棉被取暖，每位同学仅能分配一条军毯……”
三、衣衫褴褛的短裤草鞋军
那个时候的国军，真的是太苦了，他们是吃不饱穿不暖，大多数其实是衣衫褴褛的草鞋部队。
1、被克扣的军粮
抗战以后实行了粮、饷分离，伙食费由公家统一安排，不再包含于薪饷之中，这就给了经办人大量贪污的机会。如果说现役士兵都有枪，因此经办人只能掺点沙子，还不能做的太过分的话，那么克扣壮丁的口粮，甚至将他们活活饿死，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蒋梦麟先生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时任中国红十字会长，据他回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伯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虐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2.被大量饿死甚至活埋的1400万壮丁
因为粮食被克扣，和大量非人的待遇，当时很多壮丁在路上被折磨而死。
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当时的壮丁大量的死亡或者逃走，据蒋梦麟先生回忆：
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幸余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三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泽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
3.穿着大裤衩、不发鞋子的正规军
抗战时，国军长江以南部队被装发放标准，是春、夏、秋三季每人单衣上装两件，单布短裤两件，绑腿一双，军帽一顶。冬季棉衣裤一套，棉帽一顶，二尺五宽棉被一床，二尺宽草席一顶。需要注意的是，国军正规军春、夏、秋三季都不发没有长裤，一年三季穿大裤衩。而且，国军是不发鞋子的！
郑洞国是黄埔一期名将，正牌的中央军嫡系，他所描述时有如下文字：
“……身上穿的军装，经过风吹雨淋和一连串的行军作战，早已破烂不堪，军裤自膝盖以下都撕成布条，几乎不能遮体，无奈我只好向老百姓买了一条便裤穿上。其实类似这种情况的也并非只我一人，行军时人人都是衣衫褴褛。”
所以，当时国军部队大多数时候都是衣不遮体的，常年穿着大裤衩打着绑腿。皖南事变是在一年中最冷的一月份，可参加事变的国军第62师的士兵，到这个时候还没发下冬装，都还穿着短裤呢。有些人黑志愿军没有及时供应上厚冬装，可是他们却选择性遗忘了大冬天穿着短裤打仗的国军。
4.部队基本上都穿草鞋
而既然国军不发鞋子，那么除了衣衫褴褛穿短裤以外，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军穿的都是草鞋。抗战初期的时候，国军嫡系部队还有布鞋穿，一些特殊部队如税警总团和教导总队，士兵甚至有2.5银元一双的皮鞋，少数部队的军官和电台女兵甚至有价值18银元一双的高筒皮靴！
而随着抗战的持续，物资逐渐匮乏，国军嫡系逐渐从皮鞋到布鞋，然后一直到了草鞋。要知道这些部队比如川军，都是需要跋涉几千里，徒步一两个月，跋山涉水出来抗日的。而到了地方以后，不给补充武器弹药，不让休整恢复体力，就这么穿着破衣烂衫破草鞋，拿着破旧的步枪，然后上了战场！
而这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对战士的脚非常爱惜，为了保证每个士兵有充足的鞋袜，八路军广泛动员根据地群众制作军鞋。当时的八路军士兵一年发7双布鞋、1双胶鞋，自己还经常打草鞋补充。可以说在抗战当中，多数国军士兵的吃穿，不仅远远落后于日军，甚至不如停发军饷、根据地被封锁后的八路军新四军。
1946年4月3日，蒋介石在一篇《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的演讲中，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
我真的很想和某些果粉说一句，你们心目中的正规国军的形象，应该是上身穿褴褛破烂的上衣，下身穿衣不遮体的短裤、脚下一双烂草鞋、面黄肌瘦的扛着一支步枪或者挑着担子，饿着肚子在烈日下风雨中半死不活的向前挪动。口口声声国军如何如何的粉丝们，你们可真的愿意穿越去当这种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