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存文化血脉，同时也为了培养人才，各大高校几乎都选择了内迁。所谓内迁，也就是从高校所在地迁往四川、云南等大后方继续办学，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长征。抗战时期坚持办学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因而这段充分反映抗战精神的高校内迁史也备受重视。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对于西南联合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等内迁高校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各大高校的教职员工广大学生除了随校内迁外，也有一部分教授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继续留守。然而，对于这些留守教授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即使提到，也往往一笔带过。笔者以抗战时期北平城内几所著名高校的“留平教授”为例，通过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进而揭示战争环境下知识分子沉沦与抗争的特殊历史记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就在这一天下午3时，日军进入清华园肆意穿行。8月25日，日本宪兵进入北京大学，到第二院校长室进行检查，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也约集北大等校负责人前往谈话。更有甚者，当时某日报登载了清华学生二百余人在门头沟附近被敌人屠杀的消息，尽管后来没有证实，但形势已经万分紧急。因此，北平各大高校也相应加快了内迁步伐。1937年8月中旬，清华大学委派张子高等筹组北平清华校产保管委员会，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毕正宣任委员会主席。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国立私立大学也做好了内迁准备，同时也在留平人员中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抗战时期的主要留平教授名单详见下表：
这张表格里备注中标记有维持费的，表明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方正式承认，记录在案的“留平教授”。因此尽管这些教授仍然滞留北平，校方依然每月为他们邮寄维持费。这些“留平教授”中，北京大学的四位“留平教授”本无太多争议，但由于抗战中周作人变节附逆投敌，因此他的“留平教授”资格也受到了怀疑。战后审讯汪伪汉奸时，法官甚至让周作人拿出校方任命他为“留平教授”证据，而由于周作人无法拿出任命他为“留平教授”的电报稿而不得不委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写信证明确有其事。除了这四位校方承认的“留平教授”外，还有包括缪金源、容庚在内的三十余名教授“南方无处可归，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而根据国立清华大学在平教职员事变后未能南来由校继续酌发维持费者名单，可以发现王文显、吴可读、邓以蛰、张子高、萨本铁、臧玉淦、温德七位教授的名字，其中吴可读、张子高、温德以及钱稻荪四位教授也是“平校保管委员会”的保管人员。1938年6月17日，在昆明祟仁街清华大学办公处举行的第十五次校务会议上议决“留平教授”应于下学年前来服务，如1938年9月内不能来滇，应作聘约暂行解除。学校发给留平教授维持费以发至本年7月份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吴可读、张子高、温德、刘文典先后离开北平，辗转南下昆明，来到西南联合大学继续任教。除此之外，还有包括钱玄同、俞平伯、陈垣在内的许多不同院校的教授们因为身体状况、家庭处境等多种原因无奈滞留北平，而他们也将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书写属于他们的人生道路。
国立大学的“留平教授”大多加入了“校产保管委员会”，因此他们除了保证自己一家老小的生计之外，也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学校的财产不被侵犯。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又岂有完卵。尽管这些教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是他们的使命依然没能够履行。仅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著名高校为例。1937年9月3日，日军就进驻到了北大第二院以及灰楼新宿舍；10月18日，伪北平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到了第二院的门口。北大从此落人日伪之手达八年之久。红楼一度成了敌寇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地方。中国语文学系的门口，挂起了“小队附属将校室”的牌子；文学院院长室门外的标志则是“南队长窒”。而清华大学遭受到的破坏也很严重，1937年10月3日，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来到清华，以“参观”的名义大肆攫取财物；10月13日，日军开始强行霸占校舍；到了1938年8月，日军驻扎清华已有三千余人，不仅将清华校园全部强占，同时将校外住宅区，即保管委员住之旧南院也全部征用。而清华校产保委会一再交涉，全无效果，只得全部搬出校园。偌大的清华园里，竟然没有了清华人的踪影，这是怎样的奇耻大辱。北大，清华这两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名校不仅遭到了战火的蹂躏，同时也遭到了精神上的羞辱。“留平教授”被迫离开了与之朝夕相处的校园，他们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
尽管部分“留平教授”会得到学校的维持费，但这些钱对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依然捉襟见肘，而那些得不到维持费的教授处境就更加悲惨。周作人在致《宇宙风》主编陶亢德的信中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他甚至已经准备“卖文为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容庚在战后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中更是详细记载了当时教授的清贫生活，“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变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容庚后来由于生活所迫而在伪北京大学教了书，尽管他在抗战中也曾办过爱国杂志《火把》。但抗战结束后，他仍然被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以曾在伪北大就职为由辞退。
“留平教授”中经历最复杂者无疑当属周作人。关于他的学识、经历以及抗战时期在日伪组织任职的经过，海内外学者已经有过许多研究，因此这里不再赘言。本文想探讨的是作为“留平教授”的周作人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作为“留平教授”，他又是否称职？应该这样讲，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的确为保护校产做了一些贡献。战后他针对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四号”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申请复判。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他受委托保管校产并设法保全理学院，“忍辱冒死虚与委蛇得不辱使命。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而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要把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理学院）作为它的本部，为了保护理学院宝贵的实验仪器不被破坏，作为“留平教授”的周作人和冯祖荀急忙去找已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最后理学院的仪器设备才得以保全。此外，周作人在解放后《致周恩来总理信》中，还说明了自己在抗战期间的另一贡献，即“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正因为如此，战后北平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为周作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说情时曾请北大郑天挺教授签名，但依然遭到了拒绝。郑天挺的理由是，尽管“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他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由此可见，尽管周作人为保护北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抗战时，他却选择了一条投敌附逆的道路，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
除了周作人之外，还有另一名“留平教授”附逆投敌，他就是清华大学的钱稻荪。钱稻荪祖籍浙江吴兴。1887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精通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但他却是个民族失败论者，早在抗战前就有过许多消极言论。据金岳霖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金岳霖表示非抗日不可。而钱稻荪则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如此言论逼得金岳霖这样谦和的学者都要动手打他。北平沦陷后，他接替汤尔和担任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由于他是钱玄同的侄子，因此便劝钱出山任职。但钱玄同丝毫不为所动，终日闭门谢客，拒绝为日伪组织服务。他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表示自己是“夏”而非“夷”，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直至逝世。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发表了《悼钱玄同先生》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钱玄同“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当时已经内迁至西安的西北联合大学许寿裳，为了表达对老友的哀思，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滞北最伤心，侯难竞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个存。”
抗战时期的“留平教授”中，附逆投敌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留平教授”都能够坚持民族气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世人昭示了民族尊严，因而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敬。北京大学官方承认的留平教授除了周作人，还有孟森、马裕藻、冯祖苟三人。这三位教授相继在抗日战争期间去世，没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但他们在外敌人侵，国破家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却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
孟森是著名的历史学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已身患重病，不能随学校跋山涉水，远赴后方。因此，不得已留了下来。1937年11月29日的“留平教授”会议在孟森家举行，但据周作人回忆，“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参加谈话了”。孟森卧病期间不仅没有放弃研究，为维持校务，他还与郑天挺、马裕藻等人天天一起商讨对策并经常会提出别人所注意不到的问题。甚至在他病重时，还不忘记写诗讽刺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1938年1月14日，孟森教授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以及对沦陷国土的哀怨逝世于北平。3月13日在城南法源寺召开的追悼会上到者仅28名北大同事，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周作人为此撰写了一副挽联：“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以表达自己对孟森的尊重与哀悼。
北京大学的另一位留平教授是马裕藻，他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家，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抗战时期，他的一位学生请其写些字，留作纪念。他以“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为由婉拒学生的要求。而马裕藻的学生张中行更是给予老师高度评价：“马裕藻爱国，有时爱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他与周作人原来关系也非常好，可是当周作人附逆投敌后，马裕藻非常气愤，两人关系就从此决裂。甚至周作人三番五次登门请马裕藻出山任教，均被马裕藻拒之门外不见。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战胜利的马裕藻在病榻上喃喃地说：“天快亮了，天快亮了。”当年4月，马裕藻在抗战胜利前四个月带着巨大遗憾与世长辞。
而在学校危难关头奋勇护校的数学系教授冯祖苟也是一位值得世人尊敬的爱国知识分子。当日本人的铁蹄踏进北大校园时，他不惜以自己薄弱的身躯与虎狼一般的侵略者据理力争。据周作人后来回忆道，“那（即与周作人一同保护校产）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汉叔（即冯祖荀），看他的样子已是很憔悴，已经到了他的暮年了”。尽管身处沦陷区，生活已经十分艰难。但冯祖苟依然不忘记远在昆明的同事学生。但由于山高路远，他很少能够得到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消息。忧国忧民之心和沉重的心理负荷，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40年冯祖荀先生病逝。临死前，他手指南方，但已虚弱得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动容。
除此之外，北京大学的缪金源教授宁肯饿死也不肯失节；清华大学的刘文典教授毕业于日本早稻时大学，日语极其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抗战到底的非凡勇气。也许他们表现民族气节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
尽管北平各校大多数教职员工都已经随校迁到了内地，留在北平只是极少数人。但这些身处大后方的学者们却并没有忘记身处沦陷区的朋友们。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参加了日寇在北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来，举国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夏衍等18人为了劝周作人悬崖勒马。尽早南渡，共同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到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的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做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凉悉先生竞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以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醒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当时正在伦敦的胡适，得到了国内友人的报告。也深念老友的前途命运，特意写了一首诗函，寄给了周作人。尽管这些好友的忠言相劝没能阻止周作人附逆投敌，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茅盾、老舍、胡适对老友周作人由衷的深情厚谊。
此外，因为侍奉父母加之身体多病而向学校请假一年的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也遭遇到了同周作人一样艰难的抉择。1942年9月13日，他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被选为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会的评议员；1943年春，他参加了伪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次“华北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会议，并担任诗歌方面的主审委员，这期间他还一再在敌伪报刊上发表作品。在荣辱的关键时刻，朱自清为了使好友俞平伯不再沉沦便来信劝告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而俞平伯则回复朱自清“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朱自清阅后很不满意，于1943年11月22日再次来信，“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正是感动于朱自清这位诤友对自己的关心，俞平伯听从了朱自清的劝告，没有继续为伪杂志写稿。1948年朱自清去世时，俞平伯十分悲痛，发表了一篇题为“诤友”的悼念文章来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加的，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尊严的伟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广大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者有之；跋山涉水，坚持办学者亦有之，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是我们永远的骄傲。但是，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样一群“留平教授”，他们尽管身处沦陷区，随时面临生存危机和生命危险，但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铮铮傲骨、民族气节以及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却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知识分子以身许国的豪迈气概。那些不惧艰险，跨越万水千山，迁往内地，坚持办学的人们固然值得我们钦佩不已，但这些身处沦陷区却依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留平教授”同样值得我们肃然起敬。正如谭嗣同那首著名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