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辉煌
——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创新发展战时经济的历史回顾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 蔡晓鹏
富七师 甲全军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中共领导下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路线指导下开始向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转型，尤以皖江根据地成效最为卓著。这一时期是中共战时经济的“黄金时期”。正是财政政策和财政军费来源自力更生的大转型，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社会经济基础，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1日成立时兵力不足2000人，控制方圆不超过4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到1945年北撤时，已拥有革命武装近20万（主力部队3万，地方武装，民兵15.6万），根据地面积2.25万平方公里，14个县级政权，人口300余万。从初期靠打“资敌”（没收资敌者的财产）和流动设卡收税摊派人头税等“打劫”方式勉强维持军费和地方政府财政来源，成为在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伙食标准最高（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一支牙膏、香烟三条）、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进口龙头细布），武器装备最先进（全日式），财政储备最充足，拥有三万雄兵的主力部队，誉为“富七师，甲全军”。
抗战期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对新四军的财政、物资贡献最大。据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日记的不完全记录：1942年底~1945年春的仅二年多时间，仅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新四军五师的现款，约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价，折黄金26.5万两）。其中，44年1月~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高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一年供养。是1937年11月~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给新四军拨付总经费不足220万元（皖南事变后即中断）的20倍以上。此外，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多次在资金上支持二师、五师。按当时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规定，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总收入中1/3归地方政府，1/3交军队，1/3交军部推算，至1944年，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年财政可支配收入应已不少于1.5亿元（当时实物价：10元可购买大米三担）。自1945年10月七师师部北撤至淮阴至1947年春新四军正式撤编和1948年大成公司撤销为止，七师师部和华东局国区部分别多次向苏皖区政府、华中分局、山东分局、华东局移交的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据曾负责清帐移交的孙冶方、薛暮桥、张凯帆【注一】、沈君常等同志回忆，总资产应在1亿以上，折合资金五十万两。
1943年: 创新财经政策实施
1943年3月，原皖中财经委撤销，成立由叶进明【注二】任处长、蔡辉、倪子干任副处长的财经处，蔡辉兼货管总局局长。货管总局当时主要职能一是通过下设的货检机构收税，二是通过贸易增收。下设会计科、货管科、贸易科，兼具有财政、税收、实业、贸易四大职能。七师和皖江根据地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总局”实现。新财经处成立后，着重抓了几项主要工作：一）、加强公粮、田赋和税收工作，协助贯彻减租减息，发展农业生产；二）、加强货物管理，以控制战略性货物和易货贸易来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三）、多方扩大税源，主要是流通税，增加财政收入；四）、发展公私经营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繁荣经济；五）、成立银行，发行本票和大江币，控制金融；六）保障军队、军工所需一切物资。
蔡辉一到皖江就和皖江军民共同面临着新四军七师成立以后最严酷的战争考验：一方面由于战事频繁从民取税的财政来源锐减、一方面部队迅速扩张，皖江财经状况一度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部队供给一度十分紧张，战士没有烟抽（原来每月配给10包），每天5分钱的菜钱常常发不出，更难以完成支援军部的款、物任务。
蔡辉临危受命，即向上级提出七条紧急筹措资金的应对措施，经区党委、行署批准后全面实施：
1.调重兵沿江、沿湖、沿路实行粮食封锁，掐断日伪的粮源；并由
贸易总局实行对敌区粮食贸易的垄断经营（原为自由贸易）；
2.盐业贸易国营化，由贸易总局统一组织供销（原为自由贸易）；
3.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债券，以大额本票（按当时物价折算成
实物，凭本票可领用实物）形式紧急回笼法币100余万元；尽
快建立银行、发行抗币，以回笼法币、伪币，控制金融。
4.以繁荣经济、互通有无和增加流通税源为目的，鼓励民间非货管
物资的自由贸易，对进出根据地的敌、顽区商人、商贩和根据
地商人、商贩一视同仁，实行一站过境税制（敌、顽区为多头、
多次抽税），并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护商队，确保过往商人在
根据地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抽调数百名干部充实贸易总
局所属各地方的基层货管（兼税收）机构，在水、路交通要道
全面设卡收税。
5.建立发展壮大公营经济、发展合私合营的合作社，形成公营经济
在对敌贸易和军需、军工生产领域的主营主导地位，带动民营
商贸和手工业的发展。
6.建立汤家沟自由贸易区，以长江航运为载体，以我为主，与敌、
顽区开展大规模的三边特种贸易，“以出养进”，以迅速增加根
据地的财力和大批量进口所需军用物资和民用工业品，满足根
据地军民的需求。（当时上海粮食价格是根据地3——4倍；根
据地工业品是上海的3——4倍）。
7.抽调一批有文化、有能力、德才兼备的县区级领导干部充实财经
队伍，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能力。
皖江贸易总局在无为三宫殿成立后开辟二坝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汤家沟历史上是无为县沿江三大商埠之一（二坝、汤家沟、三宫殿），也是江南芜湖市与江北间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东部裕溪口、中部二坝、西部汤家沟）。皖江实行粮食贸易管制和垄断经营后，芜湖米市粮价暴涨，带动南京、上海粮价暴升。我方则以汤家沟为主要交易中心，有大量粮食可供出口，短短二、三个月，吸引了大江南北大批商贾蜂拥而来，各类商行、大批易货进口的工业品源源而至，米行、盐行、五金行、百货行、客栈、食府、钱庄、豆腐店、肉店、山货行、中药店、纷纷开张，各类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几华里长的集市200~300家各类商铺林立，仅粮行多达十余家，常住人员也从二、三百增至3000余人。内江千帆林立，码头昼夜繁忙，白天集市万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出现了“日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被誉为“小上海”。
曾希圣直接领导，在蔡辉亲自组织策划下，“集成号商行”通过三大运作，至1943年底，已彻底粉碎了敌伪的“经济封锁”。
一、 以盐、棉、粮大宗易货、交易为突破口，联合中间商，沟通大江南北：汤家沟重新开埠通商的消息，迅速传递大江南北，加上税低、过境安全、商品丰富，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有时一个商队就是几百人，一条商船就是几百吨货物，有时一天进出货船上千艘，每天上收的过境税（当时进口税率：布匹、棉制品、药品和食盐5%，化妆品10%，奢侈品2%，军需用品、农业生产资料免税），最高达百万元。尽管战时经商是高风险行业，但巨额差价的巨大吸引力，反而刺激了长途贩运业的发展。当时，上海与皖江比，民用工业品、盐、布、纸张的差价为1：3；大米差价山货差价5：1。
二、 依靠爱国商人，进口军需及特种物资：蔡辉又恢复了与上海爱国商人盛慕莱、朱玉龙、蔡志锷的秘密联系，授命他们设法以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电台、西药、医疗用材、特种纸、油墨、炸药、雷管、印刷设备、无缝钢管等特种军需品。蔡志锷回忆说：“我们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畅通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物品。此事由朱玉龙、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用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配件，相机运出。”（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
1943年秋，根据上级要求，蔡辉委托盛慕莱为皖江筹建一个当时技术、设备最先进的胶印“印钞厂”，又通过蔡辉的亲戚老中医蔡玉堂，找到中华书局印刷厂的技术骨干过雪川。1944年4月中下旬，盛慕莱、朱玉龙利用伪海军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用材料运到根据地，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过雪川率队的印刷厂全套技术班底（64人）护送到汤家沟。大江银行印制的彩版小面额币发行后，每日兑换的伪币、顽币需用麻袋装、汽车运、轮船载。我方在金融领域取得主动权和垄断权。除上缴军部、支持各师数千万及用于敌区采购外，还兑换成美钞、日币、黄金，存入南京敌区银行，为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局国区部开展对国统区经济、政治斗争奠定了丰厚的资金基础。
通过敌区贸易引进机器设备，原材料，也极大改善了宣传、军工生产条件。据皖江根据地的“大江报”总编辑舒文回忆：“1943年下半年，蔡辉，吴锦章等同志领导的汤家沟大成贸易公司（此记忆有误，应为集成号商行）给我们从敌占区购买了印刷机械和铅字、纸张、油墨等。自此，《大江报》就由油印改为拓印，组建了印刷厂。”（舒文：皖江地区的党报——大江报）。七师兵工厂1943年3月才形成生产能力，北撤时已壮大到800多人，能制作子弹、手榴弹、掷榴弹、刺刀、掷洋筒、破击炮、炮弹、地雷等，改造、维修各类枪、炮等，是后来华东军区军工生产部的主要技术力量之一。解放战争在枣庄战役中，发挥过无坚不摧的威力。
三、运用执政优势，拓展特种贸易
1943年春，我军加强了对皖江东部和含地区的军事控制。这一地区临近南京、西控淮南线、东迫津浦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地百姓迫于生计，大量种植鸦片，形成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中心。1943年夏，蔡辉根据含和货管处的情况汇报，报经曾希圣和区党委批准，决定利用和含地区的鸦片资源，作为对敌贸易的特殊武器。任命和西大队赵鹏程兼任和含货管处处长。我方利用所做掌握的鸦片，在对敌情报和经济战中大大增加了砝码，发挥了三大特殊作用：
1、 通过与敌伪内部高层的秘密交易，我方进一步获得大量情报机要、军火、黄金美钞。
2、 通过鸦片交易，收买、控制了敌伪一些重要岗位各个环节的军警人员，为我军地下交通线和军品采购线的开辟和安全，大大减少了意外风险。货物在受检被堵的关键时刻，一包鸦片就可能化险为夷。
3、 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我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客观上对抗日救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
经一年的努力，自1943年春~1944年春，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财经收入以贸易性收入和流通性税收为两大支撑点，实现高速增长。这一年，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比1942年净增长2倍以上，不少于6000万元。1944年1月24日~10月9日，七师分3次上交军部1400万元。
1944年春~1945年秋：“以商养军哺民”大飞跃
1944年春~1945年北撤前夕，是七师军队和皖江根据地建设大发展黄金时期，也是财经收入以2倍数持续大增长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底和45年初，七师已有财力一次性按军部要求调款5000万元支援五师。
1944年春天，皖江根据地的经济有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第一件是全民皆知的黄丝滩大江堤工程建设，自1944年1月开工至1944年4月竣工。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抗战以来全国范围兴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道防洪大堤全长13华里，使境内8县400万亩农田和300万人民免遭水患。据无为水利部门评估，今天建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要5亿。
二、第二件是当时鲜为人知的秘密：皖江根据地与芜湖敌伪占领区、汪伪巨商之间建立起以民间贸易形势为掩护的“官商”间贸易渠道；进而与上海日商建立直接贸易渠道，正是这一重大突破，为区党委和行署领导下决心斥巨资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解除了后顾之忧。
汤家沟对岸的芜湖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1942年春，皖江封粮后，芜湖、铜陵、繁昌等地的敌伪长期处于“粮荒”状。芜湖伪商会会长汪子栋早年留学日本，做过日商洋行的买卖，又在芜湖开设了“利记商号”，经营粮食、食糖、棉布、百货等，是芜湖商界的头面人物。我方以蔡辉、段洛夫为代表，经缜密准备、艰苦谈判与汪子栋和日本顾问楠木达成“秘议”。
双方的条件是：汪子栋为我们采办的物资，共分三类：第一类是军火物资，如TNT火药、雷管、机枪、扣发扳机等，占总额的30%；第二类是管制物资，如钢材、铜材、五金、工具、印钞纸和机床等，也占30%；第三类是一般工业物资，如食盐、火柴、电池、药品、杂货等，占40%.我方结算时，主要的支付手段是以粮食和山货作价，其中山货占30%。虽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大占便宜的，但汪子栋也可以向日军交帐了。”（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同时确定，在皖南敌区增辟易货点，增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以支持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经过不断深入做工作，楠木和汪子栋等人利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对新四军七师有利的，例如：
第一， 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日伪方面由原来供应我方食盐、布匹、食糖等，扩大到电讯器材、五金、药品、医疗器械、钢材、纸张（印报纸用）等，这些都是我军和根据地十分紧缺的军需军用物资，大多是日伪明令禁止运入根据地的战略物资。后来甚至用一千吨的军舰几次运来了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
第二， 不时向我方提供情况。例如鬼子下乡“扫荡”前，向我方秘密通报，使我军能及时转移，减少了损失。有次敌人“扫荡”时，汤家沟堆放了大量粮食，来不及转移，我们就贴上汪子栋给我们的日伪“总力社芜湖分社”的标签，伪装是敌方收购的粮食，避免了敌人的抢掠。
第三， 营救我方被捕人员。1945年农历正月初二拂晓，鬼子向无为来乡临江地区进行了“扫荡”，我们有五名干部（有王渔、何东初等）不幸被捕。他们都很机警，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蔡辉同志又请楠木抓紧营救，以防事情败露，请楠木和特务机关交涉并作保，汪子栋又花了钱，王渔等5人很快就被安全释放。
第四， 通过楠木，为我方打通了南京日伪金融机构的联系，将我军在作战中缴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伪币，秘密运到南京购买我军急需的物资，换回了一些日元、美钞。”（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
蔡辉又通过爱国人士留德化工博士的石原皋，在上海建“仙鹤药厂”为根据地秘密生产盘尼西林；又通过石和任伪头面人物的合资企业，间接建立了日商的贸易关系，套购了大量稀缺物资。
至1944年春，“汤家沟”已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辖区最繁华的商埠，先后吸引了大批上海、南京、芜湖的商人前来投资、经商。被誉为“小上海”。
贸易总局挣的钱多到什么程度呢？叶进明回忆道：“在当时利用汪伪的关系对扩大贸易是极其重要的一关。我们收集到的法币和伪币，数量之大，要用麻袋、车装，用轮船、汽车运，如果没有南京、芜湖的敌伪机关为我们服务，不仅无法度日，而且会遭到敌伪的打击，很可能连人带钱自投罗网。有了这种关系（指楠木、汪子栋）、我们用敌伪的轮船、汽车，堂而皇之运到南京、芜湖，进出敌伪的金融机关，购买我们需要的军用物资，甚至连军部需要而又难以弄到手的日元、美钞等外币，也可以从这里取得。”（叶进明：皖中财经工作的回忆）
从抗战胜利到顺利北撤的2个月左右，蔡辉领导的皖江贸易总局又打了四场非常漂亮的收官之战：
一、 与国民党争夺日军武器弹药：
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根据上级指示，蔡辉领导贸易总局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敌顽开展受降的争取工作和抢运敌顽军火和重要物资过江。刘健农回忆如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接受芜湖日伪军投降，七师成立了芜（湖）当（徐）支队，唐晓光任司令员，段洛夫任政委。经过楠木和汪子栋居中联络，日军驻芜湖的司令部吉村、乘汽油划子来到二坝，和段洛夫等同志说明，日本人同意向七师投降。当时我正在二坝，亲眼目睹吉村过江来到我方驻地。后来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同意向新四军投降，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于是楠木、汪子栋和吉村商定，偷偷运送给我方100多吨物资，包括几十挺轻机枪和弹药。”（刘健农：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沈君常、吴锦章回忆如下：“1945年‘815’之后没有几天，楠木找到杨大炎的住处，说他已与日军驻芜湖部队吉村队长商妥，要把一批武器弹药交给新四军。随后，楠木同周金祥来到吉村处。当夜，他们又赶到芜湖，忙着向一艘机动舰上装货，所装的约有20余大麻袋，内有几十挺轻机枪和一大批子弹。装妥后，楠木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安全送到我根据地。三天后，蔡辉、段洛夫、吴锦章又做了安排，由陈伟洋派出船队，驶往事先约好的芜湖江边，再次装上吉村队长送来的32挺轻机枪和大批子弹，顺利运到我根据地，自此以后，楠木还经常往返于芜湖和无为之间，不断为我方送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还包括许多服装。”（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抗战中的特殊贸易）
二、 收回大江币、取信于民：
1945年9月北撤前夕，根据曾希圣和区党委的指示，蔡辉奉命回收全部大江币。其方法是将除北撤时随军转移的军用物资、主要机械设备外，将公家全部一般物资包括粮食、木材、家具、库存货物、各类日用品标价拍卖，敞开回收大江币。收回的大江币，分点集中在牌楼、李桥、石洞埠等地，堆在院子里，浇上火油，当众烧毁。师部还派了武装部队守卫监督。到最后一批部队北撤时，市场上已没有大江币流通。但当地老百姓珍藏了不少。
三、 安全转移巨额资金、重要机器设备和安排撤退疏散人员：
1. 将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变卖换成法币存入敌区的银行或钱庄里，以备应用；
2. 贸易总局将全库所存银元、金条、金块、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依号登记在夹被心里，分发给排以上干部及警卫队员北撤时穿着，到目的地缴公。
3. 组织水路北撤：
七师北撤分陆路（由曾希圣【注三】、谭希林【注四】率主力部队）、水路两条线。水路自1945年9月开始，即陆陆续续开始，有时一天几船，由汤家沟集中上船，顺江东下过南京至六合县。运输船只以贸易总局和所属长江护航队为主，江流船政办事处配合，除利用护航大队、船政办事处自有船只外，主要租用芜湖航运公司的拖轮和沿江民船。经贸易总局蔡辉亲自安排大的运输行动有四次：
一是由赵鹏程率队一个连，护送七师参谋长、含和支队支队长孙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注五】等干部、战士共千余人，乘着由日本人楠木带到汤家沟的日舰挂拖12条大木船，伪装成日军由汤家沟附近的姚王庙出发，直达淮阴。
二是由贸易总局用租用的芜湖一艘拖轮和6只木船，护送一百多名伤病号和五六十担医药用品，经长江至六合。
三是由贸易总局包租杨大炎的拖轮及木船队由姚王庙出发，将大江银行、印钞厂、兵工厂、《大江报》等单位的机器、物资及部分人员转移至六合，转淮阴。
四是由贸易总局吴锦章【注六】、陈力生【注七】组织的船队，将皖江贸易总局机关人员及胡德荣【注八】带领的区党委、行政公署的老、弱、病、妇人员分三批护送至六合。
一共六批，在转移中没有一批发生意外事故，无一伤亡和财产损失。圆满完成北撤前善后工作后，蔡辉和段洛夫【注九】、陆学斌【注十】等率贸易总局及其它一批地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挥泪告别皖南人民，从无为汤家沟出发，经斗家坝过巢湖，并再登陆步行经合肥、全椒、来安、天长、盱眙、泗洪至洪泽湖又登船经运河到达淮阴，驻在淮阴北部王营镇，途中行程共达一个多月。
四、 组建两套班子，为北撤后在新形势下开展国统区贸易做充分准备。一套班子由蔡辉带吴锦章、陈力生、谭伟、彭肆、宋泽等随七师主力部队北撤；一套班子由沈君常、吴谷泉、舒展民组成赴上海建立联络机构，原在上海的我方人员石原皋、朱玉龙、盛慕莱等重组公司待命，蔡志锷负责调度经营。
后续-大成公司和蔡辉之殇
1945年11月，北撤至淮阴后，由于皖江行署已事实上撤销，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由张凯帆率领编入苏皖边区政府；主力部队进驻山东枣庄。七师师部在淮阴成立留守处。1946年2月，以原贸易总局干部为基础，在淮阴城内普恩寺成立由师部直属的“大成贸易公司”。“大成公司”与七师留守处合署办公，归曾希圣、李步新【注十一】直接领导。因原皖江贸易总局在汤家沟对外公开名号为“集成号”，取其集大成而命名。蔡辉任经理，吴锦章、谭伟任副经理。1946年3月~7月为大成公司鼎盛时期，客商云集，财源茂盛，来往干部，络绎不绝。当时七师师部已离开了根据地，也没有地方政权可依托，工厂也全部移交给地方和军部，基本失去了财税来源。但七师留守处还保留着师部直属机关，报社，文工团、后勤，警卫部队，还领导着皖江和皖南敌区的革命斗争，摊子大，花销多，全靠大成公司支撑，很快日子又兴旺起来。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两淮（淮阴、淮安）遭到轰炸，8月下旬，大成公司奉命转移，经苏北宜林、鲁南郯经周折辗转至山东莒南县的萍上时已是秋末冬初。
大成公司到萍上后，很快重整旗鼓再开场。开始以安东卫为进出口港口，由刘健农任安东卫分公司经理，又在日照县涛雒（石臼所附近）增设分公司，由宋泽、彭肆、武汉负责，利用海运重开商道。春节前后已打开局面，业务重新恢复。
1947年2月，新四军正式撤编，华东局以七师留守处为班底成立国区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曾希圣、李步新、黄耀南出任正、副部长。应曾希圣强硬要求，华东局批准大成公司划归国区部直属。大成公司的工作重点除了筹款筹资，还要打通海上交通线，为南下敌后的大批军政人员提供经费和护送。为此，大成公司将上海的各个摊子，统交新成立的上海工作组统一领导。上海工作组由方向明、吴文瑞分任正副组长，不仅负责与山东大成公司、国区部的联系，还参与支持皖南敌后斗争。蔡辉则重点抓山东~上海间海上交通线的开辟。
“这条海上交通线，直至1948年8月山东部队转外线作战时才中止。蔡辉先组织老弱妇幼撤至牟平县山区待命，率主要人员撤至烟台，不久胶东半岛受敌人攻击。8月底，蔡辉令赵以勤率船从海道送最后一批皖江干部到上海，由上海工作组派人转送皖南游击区，交皖南特委书记胡明。吴锦章、陈力生等带领大成公司部分同志转回苏中、苏北隐蔽地带待命。9月中旬，在辽宁新金县，华东局宣布国区部撤销。曾希圣、李步新率国区部及武装人员南下，后曾被任命为二野副参谋长。黄耀南与撤至烟台的家属老弱会合，经海路撤至大连。蔡辉带领警卫队在胶东一带打游击。1948年8月胶东解放，蔡辉到山东青州，向华东财委代表孙冶方结清账目，大成公司才正式结束。蔡辉奉调山东省政府出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管财经政策制定。后随大军南下，参与上海敌产接收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成立后，曾山任主任，华东各战区财经主要领导人张劲夫、方毅、孙冶方、薛暮桥、陈国栋、李人俊、汪道涵、蔡辉等齐聚华东财委。蔡辉担任办公厅主任兼机关企业处处长。
这支曾经辉煌十年的商战大军，随着领军人物蔡辉于1952年春含冤去世而烟消云散。蔡辉于1952年春在“老三反”运动中蒙受巨大冤屈，仍严守党的“特贸”机密，唯恐在辩解时可能损害党的威信，为此已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但在“特货贸易”问题上，面对党外不明真像群众的激愤指控时，有个别领导人公然当众否定历史事实，反诬系蔡辉个人所为。蔡辉不堪忍受颠倒黑白、反功为过的蓄意谎诬，愤然以死明志。时年仅38岁。随着蔡辉去世，蔡辉和“汤家沟”就被历史尘封了。直至1982年蔡辉平反后，这一段史实才陆陆续续出现在地方党史史料和一些老同志点点滴滴的回忆录中。
千秋功过
1943年-1945年，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在曾希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蔡辉等同志具体组织下，坚决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大战略方针，并从皖江实际出发，创造性践行“以商养军哺民”、“特区特贸”“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以对外贸易为主要手段，以汤家沟为特贸枢纽，开辟了皖江根据地与上海、芜湖等沦陷区城市之间的城乡商品航运大通道，创造了根据地工农业产品大规模输出输入和流通性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两大战时经济奇迹；同期，建立起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组建起一支打不烂、压不跨的对敌经济贸易先锋队。创造了二次大战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尽管，在今天党史研究领域，仍有一种观点，认为蔡辉及皖江根据地与汪伪商会汪子栋特殊的易货贸易，尤其是特贸贸易，客观上资助了敌方，贩卖了毒品，应予否定。但多数人认为，在战时特殊经济环境中，只有千方百计打破敌人封锁，最大限度满足根据地军民生存和发展需求；在减轻人民负担同时自力更生解决军费、军需保障，实现富民与强军的统一，才是压倒一切的大道理，才符合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集蓄发展实力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大目标。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政权和军队发展的经济来源可持续问题没解决好，是导致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迄今尚未正视但不容置疑的历史教训。皖江经验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雄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科学的运用市场规律，实现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参考资料部分来源：
《皖江劲旅》 （主编：时生）
《新四军第七师》 （主编：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二分会 安徽省巢湖市新四军研究会）
《皖江风云》（主编：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
《纪念曾希圣文集》（主编：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皖江七师分会）
《铁流·新四军后勤战线》（主编：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战根据地研究会）
《新四军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主编：北京新四军华中军区研究会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分会）
甄子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
叶进明《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
胡明《永远怀念曾希圣同志》
《张凯帆回忆录》《安徽省人民出版社》
《江南雄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六师分会编》
中共张家港（沙州）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王征明《新四军第七师和苏南抗日根据地敌伪军工作的回忆》
徐祖白《吹尽黄沙始见金——评述蔡悲鸿对我党财经工作的杰出贡献》
沈君常、吴锦章《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贸易》
刘健农《从通过经济贸易开展敌军工作》
蔡志锷《新四军七师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安徽省委文史资料）
《大成公司外记》（安徽省委文史资料）
嘉定革命烈士传略：盛慕莱烈士
过雪川《长江边上的斗争》
上海英烈传：盛慕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会、上海市民政局）
李宁：《请求为蔡辉同志平反的申述》
赖传珠：《赖传珠日记》
【注一：】张凯帆是安徽无为人（1908年~1991年），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26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共，是皖江地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30年参加创建中共工农红军第三游击纵队，并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年在无为县组织了六州暴动。失败后，仍坚持斗争。1933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沪西区委书记），不幸被捕，在狱中被囚四年，经受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在龙华监狱写下传诵一时的名诗：“龙华千古仰高山，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张凯帆是1926年在芜湖读中学时，在国文教员李克农（时任芜湖地下党负责人，公开身份是芜湖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1926年潜入上海，1930年3月加入中央特科，是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解放后任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八大中央委员，授上将，62年逝世）影响下参加了革命的。张凯帆1929年~1933年，就是皖中地区党的领导人之一，抗战初期，又受党的派遣，在皖江领导组织民众抗日活动，组建了皖中第一个抗日地方武装。张凯帆为人正直、忠厚、尤长统战、胸襟博大、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关心人民疾苦而深得民心。在皖中地区党员、民众和上层享有很高威信。
【注二：】叶进明，1910~2005，浙江余姚人，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抗战期间在上海参加新四军。任总兵站站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七师供给部部长、皖江行署财经处处长；解放战争任山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部部长。上海解放后，为首任公用局局长。
【注三：】曾希圣是湖南资兴县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1922年入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后参加中央讲习班和北伐战争，1927年入党。大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兵运工作、军事情报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1932年在中央苏区创建了中央军委二局，并担任首任局长。党中央评价曾希圣对中国革命有两大贡献，其一：在中共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以其特殊的手段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敌军调动军事情报，为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其二：皖南事变后，开辟皖江根据地和创建新四军七师，在四面受敌包围的极其艰险困难的条件下，使七师由开始不足2000人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并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财政和物资上的支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注四：】谭希林，1908年~1970年，湖南长沙人，1955年中将，1926年入党，27年黄埔军校毕业，曾经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参加过长征。
【注五：】魏文伯同志（１９０５年３月——1987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２５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黄冈县阳逻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共青团区委书记，领导了阳逻手工业工人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斗争，并组织了工人自卫队武装。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魏文伯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派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宜昌，担任共青团宜昌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１９２９年他考入北平郁文大学，并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不久又任北平市委秘书长。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去中共北方局学习，之后被派往山西任省委和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１９３３年夏，又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任军事委员会秘书。“西安事变”前，任东北军党的工委宣传委员。１９３７年，历任中共陕西三原城区区委书记、湖北英山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等职。１９４０年１月，他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遵照刘少奇同志指示，出任华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安徽定远县的第一任县长。此后又任津浦路西区党委委员、联防办事处副主任兼党组书记，１９４４年秋，任皖江区行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群委会副书记、民运部长、秘书长，为支援前线和准备接收管理城市进行了细致的有创造性的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局秘书长、华东检察分署检察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华东政法学院第一任院长。１９５３年，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党组书记。１９５５年起，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监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委委员，市委秘书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１９６１年，任华东局候补书记兼秘书长、书记。十年浩劫中，魏文伯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长期被关押批斗的情况下，他仍英勇不屈，坚持真理，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魏文伯同志重新恢复工作，任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１９７９年８月后，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政法委委员。 魏文伯同志１９８２年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顾委委员。他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正确方针，１９８２年主动辞去中纪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职务，１９８５年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又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
1987年11月30日，魏文伯追悼会在上海举行。江泽民主持，陈国栋致悼词。芮杏文、张劲夫参加。赵紫阳、邓小平、陈云、彭真、乔石、姚依林等发唁电、唁函。
【注六：】吴锦章（曾用名吴大椿）1909年12月6日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1930年至1937年期间，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六洲暴动”和在江西彭泽以及安徽无为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新四军四支队游击纵队大队长、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无东大队教导员、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供给处主任、敌工部副部长、临江情报总站站长。历任江苏淮阴七师留守处副主任、大成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工商部秘书室副主任、济南工商局办公室主任、南下干部大队副大队长。上海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市财经处、华东贸易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和上海对外贸易局（国际外贸东方集团外贸总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享受副市级待遇。
【注七：】陈力生
【注八：】胡德荣同志1908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无为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创建无为红军举行六洲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37年11月任无为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县总队政委，舒无地委委员、军事部长。1942年5月新四军七师成立巢无独立团，胡德荣同志任团政委。1945年6月，负责七师北撤工作，先后任七师留守处主任、卫生部政委。1947年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支前工作。解放后，历任巢湖地委组织部长，皖北行署水利局局长，淮委工程部副部长，淮委党委常委、淮委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省委基建部副部长，省水电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政协常委等职，享受副省级待遇。
【注九：】段洛夫江西永新人。１９３３年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英文、日文系。１９３８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中共皖江区委秘书长、联络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大连关东日报社、关东通讯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教育部计划司司长、副部长、顾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合译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注十：】陆学斌：浙江慈溪人，1913年——1996年。42年任无为县县长，解放后安徽党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处候补书记。1959年“反右倾运动”被定为“张凯帆、陆学斌反党集团”主帅之一，被撤职、开除党籍。1962年平反后，调任新疆自治区候补书记兼新疆大学校长；80年代任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其妻吴铭，1942年——1945年，任七师师部直属卫生所指导员（所长李宁，蔡辉之妻）
【注十一：】李步新，1907年~1992年，江西上饶县人，1929年入党，1934年参加方志敏、栗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后坚持皖赣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前任皖南特委书记。为七师副政委、组织部长。解放后华东局组织部长、中组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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