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主平反之四---周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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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文周扒皮“半夜鸡叫”的真相

早年在大连的新闻单位供职，对《高玉宝》和他的“半夜鸡叫”故事知道的比常人多一些。最近看了网上关于批驳“半夜鸡叫”的文章，不禁会心一笑。这里讲一下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高玉宝是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但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是做军报的通讯员，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的小消息，短讯之类的稿件。

当时部队里经常搞忆苦思甜，每个人都要轮流讲的，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也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着了他的名子。

稿子见报后，不知怎么地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刻挖掘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长一些的忆苦思甜文章。这回报上去后，上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还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

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着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次成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个荒草搞的快要崩溃了。后来终于通过了。但不能着荒草的名子，而要着高玉宝的名子，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

就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就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他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不断升职，后来做了大连军分区俱乐部主任。相当于团职干部。

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来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我记得几个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当时高玉宝的答覆是：

《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X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那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party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着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我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

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事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愿望。结果当时交谈的结果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X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X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我当时了解到这些真象，心里很难过。真的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后来做新闻记者时间长了，整天也必须应合形势说些假话，对这些事也就麻木了。现在旧事重提，深感那年代的荒唐。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披露出来，也让人们了解过去，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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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背後真实的周扒皮

内容摘要 :民周春富的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这个富户一家之主被划为“地主”，并且死于批斗中。而以周春富为原型塑造的“周扒皮”，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

打印版圖片版 PDF【 *****2011-03-01讯】　
民周春富的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这个富户一家之主被划为“地主”，并且死于批斗中。而以周春富为原型塑造的“周扒皮”，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

高玉宝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其中周春富的先祖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能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

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他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穿的好，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了。”

“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提着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跟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聊天时回忆说。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贰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一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10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忆苦思甜。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噎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给周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是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军队，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他，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