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挣三万美元，但还是快破产了
和新英格兰的许多工业城镇一样，克莱蒙特的老风情就只剩下那些好听的名字了：糖河，以及名为夏日街、喜乐街和珍珠街的街道。磨坊和工厂里的正经活计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无踪，人们只能奋力挣扎，寻找一份仅能糊口度日的工作。威利和萨拉住在珍珠街上，他们比大部分人幸运，因为通过萨拉的继父的关系，威利得到了一份工作。萨拉的继父在给马萨诸塞州正在建造当中的糖果厂和制药厂安装金属板屋顶。虽然威利每天来去都要花两个半小时，但是他一小时能挣13到20美元，加起来他一年最多能挣31000美元。问题是，他们把钱全花出去了。他们不停地、机械地、不知满足地买东西，从中勉强得到一点快乐：每周光是花在香烟上的钱就要50美元；衣服、鞋子、CD之类的；几乎餐餐都是在麦当劳、必胜客或者塔可钟吃。他们没有银行账户。
威利身材瘦高，性格温和，为人随和，戴着一副眼镜，浅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脸上经常挂着一丝淡淡的笑，看上去有点迷糊，就好像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身边一团乱麻，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的孩子们都是捣蛋鬼。三岁大的科迪眼中已经有狂野的怒火，他会发怒大叫，声音听起来就像男人一样低沉。他打他的妹妹，妹妹又打小宝宝。实际上，科迪看起来就像威利的好哥们，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这个好哥们的儿子。不过，威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他接受了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
萨拉一头又硬又尖的浅红短发，她的右耳穿着一只耳环，右边眉毛上也穿着一只。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经常耷拉着脸。从她发白的面色来看，我能猜到她情愿待在家里，一般都躺在床上，而不愿意带她那几个好动的孩子走到乡村的日光底下去消耗他们的精力。她说话的语气阴郁绝望，几乎就像是哀鸣。
“我小时候被性骚扰过两次，”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她对我这么说。“我妈和我爸分手后，我爸搬出去了，我妈决定要再过回年轻人的日子，因为她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我。她经常到酒吧区。我当时九岁，自己待在家里。日子真的很不好过。我在寄养家庭住过，在教养院住过。我曾经被一个大叔和一个家里人的朋友猥亵过。因为成长方式的原因，我有很多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工作。我有严重的焦虑症、恐慌症、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各种不同的毛病。我还有严重的药物恐惧症，我为此去找过辅导师，不过我什么药都吃不了。”她用打火机点燃一支万宝路。尼古丁是一种不会让她害怕的药物。
萨拉也经常到酒吧去，因为她也需要过年轻人的生活，她是这么解释的。到二十一岁这年，她和威利的婚姻就快土崩瓦解了，她马上就要有第四个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是三个不同的人。她给孩子们吃垃圾食品，而且她的情绪总是反复无常，一会儿放任孩子们到处乱跑，下一次却又会因为同样的举动而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她拿惩罚来吓唬孩子——不让他们到哪里去玩，或者不租哪部电影来看，只许躺在床上——这些吓唬人的话来来去去就像风吹树叶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家访员布兰达对这些危险的情况很担忧。在这对夫妇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些情况。一天，科迪打开了电风扇，把他的手指插到扇叶边上，他只是被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他爬上没有防护板的窗台，威利对他严厉地说：“从窗户上下来。”科迪无视了他，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布兰达有一次刚到他们家就看到萨拉睡着了，十八个月大的凯拉嚼着一根香烟，把一个比克打火机塞到嘴巴里。她在肮脏的厕所里玩耍，这时科迪把他的椅子拖到炉子上，炉灶的火还烧着。我看到凯拉用一只运动鞋打小宝宝的脸，还举起一只塑料凳，要把它摔到宝宝的头上。科迪尖叫了一声，威利阻止了她。但那些后果没那么严重的行为似乎却会招致更严厉的责骂：父母允许凯拉在客厅里一边走一边吃芝士，芝士自然会在客厅地板上掉得到处都是，于是她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威利、萨拉和孩子们似乎都不会玩；他们没有几个昂贵的玩具，这些玩具大部分也只是被孩子们在房间里拖着走，发出嘈杂的声音。因为醉驾，威利的驾驶证被停牌了，之后，他想来个周六欢乐游，而那只是带着孩子们走到沃尔玛超市去。布兰达所在的机构和州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尝试过让法官准许孩子们离开这个家，不过都失败了。
萨拉的婚姻在维持阶段也是天天狂风暴雨。她说她母亲打她的继父，她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她对威利做了同样的事。“我打得他屁滚尿流。他一年换了四五副眼镜。”看到她能退几步看清自己做的事情，我问她，她能不能改变自己？她小声答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了摆脱她的暴力，威利只好拿钱安抚她。“我知道我可以把钱存银行，”他说，“但是把钱存银行和拥有一个平静的家庭生活比，哪个更容易些？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气无力地一笑，望了望萨拉。他们按我的要求记了一个月的账。威利和萨拉都以为如果他们试着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有600美元。”威利估计。这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会很糟糕，”他说，“你来告诉他吧，”他建议让一言不发的萨拉来说。“她没办法——你知道的，就她的那些问题和那副德行，她好像一直都闷闷不乐，只要不花钱就不开心。”
但是买一堆CD也不会让她开心太久。“开心一天，”她说。
“她刚走出商店门口就乐不起来了。”他反驳道。
（如果以最低工资支付房租，每周需要的工作时间）
他们日常生活的花费并不算太多。其中包括每月交300美元的房租给萨拉的祖母，100美元作为电话费，电费和有线电视免费。不过威利上下班路途遥远，一个月在油费上要花掉几百美元，除非他搭到同事的顺风车——在他的驾照停牌后他也不得不这么做。这对夫妇每月要出200美元供汽车贷款，他们甚至没钱给这辆车上保险。每月的洗衣费用是200美元，因为他们的家用电器都不好使。每月出去吃饭的钱是200美元，因为在他们缴清拖欠的400美元账单之前，燃气公司是不会给他们送煤气的。而且，萨拉很少有做饭的好心情，而威利在一天工作了十四个小时之后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了。
另外，他们有时候喜欢放纵一下自己。“我们都很年轻，”威利解释说，“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所以我认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借生日、圣诞节和其他事情来过过瘾。”
他们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都在记账，账本上显示，他们已经把足够的钱放在房租、汽车分期付款和其他经常性的账单中用出去，威利挣的2500美元几乎全都花光了。
杂货（包括尿布和香烟） 467.19美元
租影碟费 53.93美元
外出用餐费 214.45美元
其他项 785.09美元
杂货包括了一些很贵的东西，比如一天3.99美元的“方便午餐盒”，科迪只有在吃这种午餐时才不会在学前班的房间里到处乱跑。其他项包含了五十二个条目，萨拉和威利在把它们列出来的一个月之后都不记得那些是什么了。其中有马上就被忘在脑后的2美元和5美元的花销，有161美元的演唱会门票（去听奥兹•奥斯朋），有52美元的参加某场婚礼的全套服装，各种各样的45美元到50美元的生日礼物、结婚礼物，其中一个花钱的日子还是那些狡猾的厂商们发明出来的：母亲节，那天他们也买了很多没有必要买的东西。
主要是威利牺牲自己以节省开支。他同意不再抽自己最爱抽的骆驼香烟，改抽4美元一盒的万宝路。总之戒烟是完全不可能的。放弃下馆子吃饭、方便食品和垃圾零食看来是一种不可能的牺牲之举，萨拉愤怒地拒绝了家访员布兰达提出的这一点。“她的开支计划是：你得吃一周的汉堡包和土豆泥之类的东西，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萨拉嘲笑说，“我要吃我爱吃的东西。”
即使萨拉和威利成为节约模范，他们的生活还是要背负沉重的债务枷锁。在谋得铺屋顶的差事之前，威利的日子过得很穷，他欠了700美元电话费，又因为买一辆二手车而欠了5000美元，医药费也欠了10000美元。他没办法用电话；她可以，但那只是因为她的话费是在十八岁前欠下的，当时她还不能负法律责任。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她很有可能得学一些父母试着耍一个花招：用孩子的名字和社保账号开一个电话账户。
威利欠医药费的情况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工薪阶层的典型。他没钱去看牙医，牙齿都坏了。而且他做的是道路建设工作。每次脓包肿起，他都会到最近的急诊室里要止痛片和抗生素。法律规定医院急诊室要给所有人看病，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医疗保险，不过急诊室可以在之后寄出医疗账单，这些账单通常都是大数目。这些收费超过了威利的承受能力，而且把他的信用等级毁了。
“很差，”萨拉在描述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时这么说，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高亢而紧张。
“是我们把自己搞穷了，”威利回应道，“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可以过得挺滋润的。有时候我一个星期能挣700美元回来。我知道我能过得挺滋润的。但是，你知道的，我们都不能坐在家里说，好了，这就是我们吃饭的钱，就这样了。”他哀怨地一笑。“如果我们口袋里有10美元，而且我们都病了，不想在家里坐着，我们就会出门花10美元买冰淇淋和晚餐。我觉得花点钱能让日子好过点。”
萨拉给出了她自己对贫穷的定义：“我们没有存什么钱。我们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我们自己的家。”
“这是我们自己的错。”威利说，“我不怪别人。”
威利干的铺金属板的活儿足可以让他的家庭脱离联邦贫困线，但是他的收入也低得可怜，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些福利补助。孩子们符合SCHIP，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条件，萨拉从WIC得到了牛奶、谷物、花生酱、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其他的食品，WIC是一项针对妇女婴儿和幼儿的营养补助项目。有几年，在他们填所得税申报表时，他们不仅收到了代扣的税费中的退税部分，还获得了额外的“劳务所得抵税额”。
有一年，他们用他们从美国国税局（IRS）收到的支票去弄了文身。“我们就好像还是小孩子一样，”她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会很孩子气。”威利在他的手臂上刺了个巫师，萨拉撩起衬衫露出后背，让我看她的刺青：是一颗荆棘绕出来的心脏。
和新英格兰的许多工业城镇一样，克莱蒙特的老风情就只剩下那些好听的名字了：糖河，以及名为夏日街、喜乐街和珍珠街的街道。磨坊和工厂里的正经活计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无踪，人们只能奋力挣扎，寻找一份仅能糊口度日的工作。威利和萨拉住在珍珠街上，他们比大部分人幸运，因为通过萨拉的继父的关系，威利得到了一份工作。萨拉的继父在给马萨诸塞州正在建造当中的糖果厂和制药厂安装金属板屋顶。虽然威利每天来去都要花两个半小时，但是他一小时能挣13到20美元，加起来他一年最多能挣31000美元。问题是，他们把钱全花出去了。他们不停地、机械地、不知满足地买东西，从中勉强得到一点快乐：每周光是花在香烟上的钱就要50美元；衣服、鞋子、CD之类的；几乎餐餐都是在麦当劳、必胜客或者塔可钟吃。他们没有银行账户。
威利身材瘦高，性格温和，为人随和，戴着一副眼镜，浅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脸上经常挂着一丝淡淡的笑，看上去有点迷糊，就好像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身边一团乱麻，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的孩子们都是捣蛋鬼。三岁大的科迪眼中已经有狂野的怒火，他会发怒大叫，声音听起来就像男人一样低沉。他打他的妹妹，妹妹又打小宝宝。实际上，科迪看起来就像威利的好哥们，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这个好哥们的儿子。不过，威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他接受了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
萨拉一头又硬又尖的浅红短发，她的右耳穿着一只耳环，右边眉毛上也穿着一只。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经常耷拉着脸。从她发白的面色来看，我能猜到她情愿待在家里，一般都躺在床上，而不愿意带她那几个好动的孩子走到乡村的日光底下去消耗他们的精力。她说话的语气阴郁绝望，几乎就像是哀鸣。
“我小时候被性骚扰过两次，”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她对我这么说。“我妈和我爸分手后，我爸搬出去了，我妈决定要再过回年轻人的日子，因为她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我。她经常到酒吧区。我当时九岁，自己待在家里。日子真的很不好过。我在寄养家庭住过，在教养院住过。我曾经被一个大叔和一个家里人的朋友猥亵过。因为成长方式的原因，我有很多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工作。我有严重的焦虑症、恐慌症、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各种不同的毛病。我还有严重的药物恐惧症，我为此去找过辅导师，不过我什么药都吃不了。”她用打火机点燃一支万宝路。尼古丁是一种不会让她害怕的药物。
萨拉也经常到酒吧去，因为她也需要过年轻人的生活，她是这么解释的。到二十一岁这年，她和威利的婚姻就快土崩瓦解了，她马上就要有第四个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是三个不同的人。她给孩子们吃垃圾食品，而且她的情绪总是反复无常，一会儿放任孩子们到处乱跑，下一次却又会因为同样的举动而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她拿惩罚来吓唬孩子——不让他们到哪里去玩，或者不租哪部电影来看，只许躺在床上——这些吓唬人的话来来去去就像风吹树叶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家访员布兰达对这些危险的情况很担忧。在这对夫妇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些情况。一天，科迪打开了电风扇，把他的手指插到扇叶边上，他只是被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他爬上没有防护板的窗台，威利对他严厉地说：“从窗户上下来。”科迪无视了他，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布兰达有一次刚到他们家就看到萨拉睡着了，十八个月大的凯拉嚼着一根香烟，把一个比克打火机塞到嘴巴里。她在肮脏的厕所里玩耍，这时科迪把他的椅子拖到炉子上，炉灶的火还烧着。我看到凯拉用一只运动鞋打小宝宝的脸，还举起一只塑料凳，要把它摔到宝宝的头上。科迪尖叫了一声，威利阻止了她。但那些后果没那么严重的行为似乎却会招致更严厉的责骂：父母允许凯拉在客厅里一边走一边吃芝士，芝士自然会在客厅地板上掉得到处都是，于是她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威利、萨拉和孩子们似乎都不会玩；他们没有几个昂贵的玩具，这些玩具大部分也只是被孩子们在房间里拖着走，发出嘈杂的声音。因为醉驾，威利的驾驶证被停牌了，之后，他想来个周六欢乐游，而那只是带着孩子们走到沃尔玛超市去。布兰达所在的机构和州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尝试过让法官准许孩子们离开这个家，不过都失败了。
萨拉的婚姻在维持阶段也是天天狂风暴雨。她说她母亲打她的继父，她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她对威利做了同样的事。“我打得他屁滚尿流。他一年换了四五副眼镜。”看到她能退几步看清自己做的事情，我问她，她能不能改变自己？她小声答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了摆脱她的暴力，威利只好拿钱安抚她。“我知道我可以把钱存银行，”他说，“但是把钱存银行和拥有一个平静的家庭生活比，哪个更容易些？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气无力地一笑，望了望萨拉。他们按我的要求记了一个月的账。威利和萨拉都以为如果他们试着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有600美元。”威利估计。这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会很糟糕，”他说，“你来告诉他吧，”他建议让一言不发的萨拉来说。“她没办法——你知道的，就她的那些问题和那副德行，她好像一直都闷闷不乐，只要不花钱就不开心。”
但是买一堆CD也不会让她开心太久。“开心一天，”她说。
“她刚走出商店门口就乐不起来了。”他反驳道。
（如果以最低工资支付房租，每周需要的工作时间）
他们日常生活的花费并不算太多。其中包括每月交300美元的房租给萨拉的祖母，100美元作为电话费，电费和有线电视免费。不过威利上下班路途遥远，一个月在油费上要花掉几百美元，除非他搭到同事的顺风车——在他的驾照停牌后他也不得不这么做。这对夫妇每月要出200美元供汽车贷款，他们甚至没钱给这辆车上保险。每月的洗衣费用是200美元，因为他们的家用电器都不好使。每月出去吃饭的钱是200美元，因为在他们缴清拖欠的400美元账单之前，燃气公司是不会给他们送煤气的。而且，萨拉很少有做饭的好心情，而威利在一天工作了十四个小时之后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了。
另外，他们有时候喜欢放纵一下自己。“我们都很年轻，”威利解释说，“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所以我认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借生日、圣诞节和其他事情来过过瘾。”
他们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都在记账，账本上显示，他们已经把足够的钱放在房租、汽车分期付款和其他经常性的账单中用出去，威利挣的2500美元几乎全都花光了。
杂货（包括尿布和香烟） 467.19美元
租影碟费 53.93美元
外出用餐费 214.45美元
其他项 785.09美元
杂货包括了一些很贵的东西，比如一天3.99美元的“方便午餐盒”，科迪只有在吃这种午餐时才不会在学前班的房间里到处乱跑。其他项包含了五十二个条目，萨拉和威利在把它们列出来的一个月之后都不记得那些是什么了。其中有马上就被忘在脑后的2美元和5美元的花销，有161美元的演唱会门票（去听奥兹•奥斯朋），有52美元的参加某场婚礼的全套服装，各种各样的45美元到50美元的生日礼物、结婚礼物，其中一个花钱的日子还是那些狡猾的厂商们发明出来的：母亲节，那天他们也买了很多没有必要买的东西。
主要是威利牺牲自己以节省开支。他同意不再抽自己最爱抽的骆驼香烟，改抽4美元一盒的万宝路。总之戒烟是完全不可能的。放弃下馆子吃饭、方便食品和垃圾零食看来是一种不可能的牺牲之举，萨拉愤怒地拒绝了家访员布兰达提出的这一点。“她的开支计划是：你得吃一周的汉堡包和土豆泥之类的东西，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萨拉嘲笑说，“我要吃我爱吃的东西。”
威利欠医药费的情况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工薪阶层的典型。他没钱去看牙医，牙齿都坏了。而且他做的是道路建设工作。每次脓包肿起，他都会到最近的急诊室里要止痛片和抗生素。法律规定医院急诊室要给所有人看病，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医疗保险，不过急诊室可以在之后寄出医疗账单，这些账单通常都是大数目。这些收费超过了威利的承受能力，而且把他的信用等级毁了。
“很差，”萨拉在描述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时这么说，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高亢而紧张。
“是我们把自己搞穷了，”威利回应道，“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可以过得挺滋润的。有时候我一个星期能挣700美元回来。我知道我能过得挺滋润的。但是，你知道的，我们都不能坐在家里说，好了，这就是我们吃饭的钱，就这样了。”他哀怨地一笑。“如果我们口袋里有10美元，而且我们都病了，不想在家里坐着，我们就会出门花10美元买冰淇淋和晚餐。我觉得花点钱能让日子好过点。”
萨拉给出了她自己对贫穷的定义：“我们没有存什么钱。我们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我们自己的家。”
“这是我们自己的错。”威利说，“我不怪别人。”
威利干的铺金属板的活儿足可以让他的家庭脱离联邦贫困线，但是他的收入也低得可怜，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些福利补助。孩子们符合SCHIP，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条件，萨拉从WIC得到了牛奶、谷物、花生酱、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其他的食品，WIC是一项针对妇女婴儿和幼儿的营养补助项目。有几年，在他们填所得税申报表时，他们不仅收到了代扣的税费中的退税部分，还获得了额外的“劳务所得抵税额”。
有一年，他们用他们从美国国税局（IRS）收到的支票去弄了文身。“我们就好像还是小孩子一样，”她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会很孩子气。”威利在他的手臂上刺了个巫师，萨拉撩起衬衫露出后背，让我看她的刺青：是一颗荆棘绕出来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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