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谈毛泽东死因：别问 中央没公布我不会说
核心提示：当记者探问毛泽东究竟是因什么病病逝时，王新德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央没公布，我不去说。外国同行也曾向我打听过，我从没讲，也没什么好讲的。你不要乱猜，我不会告诉你的。”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3年第4期作者：余玮原题为：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一）——访“红墙医师”王新德
王新德（1924—2009），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我国帕金森病学科奠基人。1924年11月出生于浙江上虞，1950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及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副主任、讲师，卫生部北京医院脑系科副主任、主任；出任过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神经病学学会、中华老年医学学会主任委员与名誉主任委员，世界神经病学联盟锥体外系疾病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神经科杂志》名誉主编和常务编委。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为《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主编，世界《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杂志》编委。
大约在10年前的一天，记者在卫生部北京医院家属院里左寻右转了好久，记者才发现一栋楼的楼梯旁有一个老人在微笑着招手示意——他就是我们此行要采访的人——我国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曾任毛泽东保健医师的王新德。走近了这位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红墙。
“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
自上世纪60年代始，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王新德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每周会有一两次走进中南海那道神秘的高墙，为保障、挽救、延长这些政治巨人的健康和生命尽心尽力。
来自中南海的故事总让人敬畏而神往，记者期待王老能够讲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问，他只是笑着连连摆手：“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当记者就海外出版的、李志绥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的某些情节提出质疑时，一直守口如瓶的老人才打开话匣：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医疗组，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李志绥是中南海的门诊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王新德情绪激动地回忆道，说完，他站起身找来一些资料来证实。
原来，毛泽东的医疗组第一次是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组建的，李志绥在起初当过医疗组组长，后来决定由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王新德是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
聊起这段经历，王新德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向记者“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机”，认为主席这位伟人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言必称马列、张口闭口都是国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儿，有李志绥（中南海门诊大夫）、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作保健医生）陪同我一块儿去。当时主席说话不畅，我检查了他的神经系统。之后，解放军总医院黄克维、上海第一医院张沅昌、上海第二医院徐德隆一起进行了会诊。”
“主席见人，有个习惯，他要问，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多大岁数，等等。第二次见到主席，主席问我姓名，我说我姓王；他说姓王蛮好，问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边答应边点头。”
王新德当时所见到的毛泽东， 已不再像以前电视、电影里所见的那样“红光满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艰难，四肢僵硬，口齿含糊，但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主席躺着，我仔细地作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 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1975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主席做眼科手术的是著名的眼科专家、后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说：“1975年春节大约是2月份，在杭州与唐由之等专家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毛泽东从长沙转到杭州疗养，在杭州我们对主席的白内障病情作了讨论，形成了两种可行的治疗方案：一是针拨，另一个是西医治疗。最后定下的是针拨。”回北京后，几位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之后由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才同意手术方案，并成功实施。
“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只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泽东平时吃饭很简单，经常粗菜淡饭，以红糙米、小米、芋头、黑豆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时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汤，一个人吃饭时常是手不释卷。毛泽东卧室里除了书报与文件，没什么值钱的器具与古董，他的生活俭朴，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奢华”之处不可，倒也有两点勉强可以算做“奢华”——一是嗜烟，二是吃红烧肉。不喝酒的他，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并尤爱吃红烧肉，认为吃肥肉补脑子。“主席饮食不讲什么养生之道，喜辣、喜烟、喜荤，处处犯着医学禁忌。我到后，可能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不得不听取保健医生的劝告，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再有这些嗜好了。
生病期间，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面前，毛泽东从不表现出痛苦、阴沉与悲观的表情，并尽量不让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叫人知道。他不忌医但忌药，病重了才无可奈何向医生妥协。在医生给他看病时，他总是幽默地谈话，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并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争。“为了摆脱缠身的病痛，转移注意力，主席总是不停地阅读文件与书籍。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他举过书或文件，他用放大镜阅读”。毛泽东病重以来，一直躺卧在床办公、看书，站起来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了。
对于生老病死，毛泽东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从不因为晚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当记者向王新德问起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留有余话，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王老说这话时，显得特别认真， 还不时地问记者听懂了没有，生怕记者听不懂他的江浙口音而记录有误。“可能是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好多关于主席如何治疗的请示报告都是由我代笔的，送上之前先给主席看看，他认同了便写个‘同意’，请示内容是我们保健专家的治疗方案或意见”。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方面的关心早已被传为佳话，而他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政治生命的爱护则更让人感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而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主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就这样，主席保护了他身边的医生与护士们。当然，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缺点从不姑息，总是严肃指出，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毛泽东本人指示，任何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对于中央领导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主动联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文革”中，对好些领导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来了也好，我照样为他们仔细看病”。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地进入了老年阶段，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他身患多种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
当记者探问毛泽东究竟是因什么病病逝时，王新德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央没公布，我不去说。外国同行也曾向我打听过，我从没讲，也没什么好讲的。你不要乱猜，我不会告诉你的。”并说，邓小平逝世时公布了他的病种，主席的病可没公布，叶剑英、 陈云、邓大姐都没公布，当然我都晓得，中央不讲，我也不能讲。记者一再引导他，希望他能为公众解一个谜，他却一再表示：“对于主席的病，有说是帕金森病的，其实那是对表面情况的一些猜测。我知道，我是神经科保健专家，让我们去，就是要作出诊断，订治疗方案。今天我不会讲，你不要再问了。”
“最后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恶化，已完全不能进食了，就连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食嗓子就呛。王新德心情十分沉重，急切盼望主席的病能一天天好起来。医护人员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精心配制了鼻饲，由护理人员通过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饲注进去。毛泽东的肺心病不时地发作，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嘴唇都憋得发紫，医护人员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气管。“他长期躺在床上动不了，两侧髋骨都长出了褥疮，可以想像难耐的疼痛。可主席从不哼一声，总是用淡淡的微笑来宽慰身边工作人员，我们怎不感动？当时汪东兴等中央领导，轮流在现场坐镇，具体领导由北京医院、阜外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三○五医院及北京市同仁医院等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的工作”。
在医疗组大会诊中，关于诊断、治疗、抢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见，如何决定治疗方案，如何进行抢救，由谁下定医嘱？经了解访问后，记者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由时任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黄克维和王新德负责，耳鼻喉科是由时任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姜泗长负责，外科是由时任北京医院外科主任周光裕、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负责。
1976年，周恩来与朱德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受到一次次严重打击。他实在有些寂寞、悲凉，也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愈加不好。“他的最后一个生日与最后一个春节，陪伴的是医护人员。记得生日那天，大家在一块儿吃了碗面，祝他长寿，身体康复，万寿无疆。那时，主席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有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春节后，毛泽东由肺气肿转为肺心病，喘息、咳嗽、吐痰不止……
周恩来病危时，两位伟人病榻虽相距很近，却无力相见。1月8日上午10点许，毛泽东正在看文件，听到总理病逝的消息。“他一言未发，合上眼只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这时的毛泽东，的确已无法向周恩来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表达自己内心的悲伤，由于身体状况也无法出席追悼会。“在送审的总理追悼会的报告上，主席在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铅笔沉痛地画了一个圆圈”。
这年5月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突然患心肌梗塞，幸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病情刚刚趋于平稳，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朱德逝世、唐山地震的消息一个个传来。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号啕大哭，我们那些在旁的保健专家的心也在流泪”。听到这里，记者不免黯然失神，可以想见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与复杂。根据毛泽东病情的发展，中央作出决定，把毛泽东的病情通报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毛泽东去世的前几天，王新德一直守护在他身边。“9月8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头脑还清晰，还在关心日本大选的事”。据了解，当时毛泽东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想说说不出，后用铅笔在纸上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握着铅笔的手慢慢抬起，吃力地在木床头上轻轻点了三下。于是，有人想到了他说的话是与“三木”有关，就轻声问：“主席， 您是不是看有关三木的消息？”他微微点了点头，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
“尔后，主席病情突然加重，医疗监视器上发现的心脏有些异常，他再度进入弥留状态，当时气氛紧张。我一直现场值班，高度警惕地观察着、注视着，不时地检查身体。”王新德对当年抢救现场记忆犹新，一切宛若就发生在昨天：“8日傍晚，是我值班，大家都在主席卧室外的走廊里交班，我发现主席血压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当时情况很紧张。在走廊其他医护人员正在外边讨论主席病情，我赶过去对交班的人说，你们别讨论了，主席的血压难以维持，快进来吧！”
不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两下，上下跳动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水平线。“医务人员迅速对主席施行紧急抢救，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主席来说已无济于事了”。王新德否认有关资料上讲当晚主席对身边护士说过“我很难受，叫医生来”之类的话，也否认当时给主席服用过安眠药，“我自始至终在现场，当时主席怎能说话？吃没吃安眠药，可找当时的护理记录证实”。说着说着，他不由得又站起身找出毛泽东原秘书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一书，其中附有关于1976年9月7日、8日、9日毛泽东护理记录资料，并有值班护士及保健专家等10多人的签名。
他说：“最后主席心电图呈水平线时，是由陶寿淇、陶桓乐、吴洁、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当时，医疗组的全体医护人员和值班的中央领导都在场。”
记者细看记录，只见上面写着：9月9日0：04时，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06时，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10时，心跳停止。这份记录，由医疗组全体医生一一过目核实，并亲笔签名。按当时的签名顺序，他们是：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
“主席逝世后，遗体保存先是决定保存一个星期，后来上面通知要求长期保存供人瞻仰”
9月9日下午4时，无线电波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大消息——毛泽东逝世了。巨星陨落，举国悲恸。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红墙中央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披上了黑纱，广场前高大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庄严的国际歌声回响在北京上空。
“主席逝世时所在的房间，冷气顿时开得很足。我们当然懂得，这是保护主席的遗体。我们不走，我们守着主席的遗体。那个时候，真的很冷啊！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在半夜，把主席的遗体移到中南海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我们跟着去的。”说到这里，王新德沉默许久。
“9月11日起，全国各族人民吊唁、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主席遗容坚毅安详，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两旁，7天的隆重悼念活动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医护人员都为他守灵，好多人都哭，泪流满面。”记者一边翻看他珍藏的所亲历的有关历史事件的照片，一边听着王老的一一叙述：“我们怀着无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主席遗容，含着眼泪向主席遗体默哀、鞠躬、守灵，寄托自己的哀思，向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自己坚定的誓言。”
记者进而问及主席的遗体保存情况，王新德说：“主席逝世后，遗体保存先是由政治局决定保存一个星期，搞病理的几个专家都很轻松，认为没有问题。后来，上面通知要求长期保存供人瞻仰，他们就紧张起来，毕竟没有先例和成熟经验，后来参考了越南胡志明遗体保存方法及国内的经验成果。”据资料记载：确定将毛泽东遗体长期保存供瞻仰后，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由时任副总理谷牧领导，下设纪念堂建筑组、水晶棺制作组、遗体保护组、机电组等；每周由各组汇报工作，协调进度，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席遗体保护工作是中央交给卫生部主持，遗体保护组由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有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在原新疆办事处进行研究讨论保护的技术措施，长达11个月之久。在这期间，遗体现场的工作，由保护组的负责人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吴阶平、林钧才（时任北京医院院长）3人24小时轮流值班，直至遗体移入纪念堂”。
“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言谈之中，无论是对于自己成就卓著的医学领域，还是做中央领导人保健专家的经历，王新德始终平淡视之，极少为自己作注脚。王新德的夫人汤慈美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并出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医学心理和生理心理研究室主任。在采访中，有关话题也因她的插话而丰富起来，记者由此才了解到王老做保健专家的种种滋味：
作为中央高级领导的专职保健专家，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辛苦。常常还在午夜睡梦中，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醒，只说是到“那里”一下子，至于是什么事情，则不得而知。等到事情处理完毕后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三四点钟。但是，无论头天夜里如何忙碌，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般不请假休息，因为不能说“我昨天晚上去给某某领导人看病……”云云。这是纪律，无论再苦也要坚持。而且由于接触人物的特殊性，即使是在普通人身上不成问题的问题，一旦到了他们身上， 也就成了问题；做的事情即使100%正确，别人也无法理解。
据说：有时中央保健局会拿来一份病历让保健专家看，但就只是病历，没有姓名。“保健局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你看就是了，从病历资料上你看出什么就说什么，不该你问的，绝对不要问。不过，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内，再看看病历上的具体情形，即使心里有时候也明白这在为谁看病，不过，也是绝对不允许说出来的。”王新德介绍说，“我们这些保健专家是机动的，不专门负责某一个人，而是哪儿需要就去哪里：如重要会议（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观礼，还包括看节目）的值班；领导人外出（出巡、出访）期间的医疗保健。除了对主席负责，同时我还主要负责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在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伴随王新德当保健专家的日子，夫人汤慈美在背后不知作了多少牺牲，受了多少委屈。据汤慈美讲，“文化大革命”中，国内政治形势混乱。作为中央保健专家，王老常常要出差。每逢这时，她从来不问（自然也不能问）丈夫要到哪里去，何时能够回来，她只是默默地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根据出差地大致方向——丈夫如果要去南方，就准备薄一点的衣服；如果是北方，就准备御寒的厚衣服。不知道丈夫的归期，这中间，也等不来一个电话。有一次，又逢丈夫出差，两个月未见音讯，与王老同去的教授的家属有些着急，问汤慈美：这么长时间不见他们的影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汤慈美沉着地回答不会有问题的。果然，他们平安归来。多年后才得知，他们去了广州，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看病。
在汤慈美的回忆里，感受最深的当属周恩来去世后的那件事了：当时周恩来逝世，她悲痛之余，在家里摆了周恩来遗像和白花以寄托悼念之情。王新德从外面回来，看到此情此景，急切地说：“撤掉！马上撤掉！”汤慈美表示不理解，委屈地说：“我在家里，放个总理遗像怎么了？”王新德忧心忡忡地解释：他当时在毛主席医疗组，当时正值“四人帮”当道，如果这时他被“四人帮”找出一点点问题的话，就有可能被抓起来，这对于毛主席的治疗将非常不利；同时，万一出问题， 别人不知晓内情，会猜测：你是怎么被赶出来的？面对种种想法，他无法说得清楚。个人情感，在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时候，只能被置之度外，这是一种怎样的牺牲啊？
面对记者的感叹，王老只是淡淡地微笑着——“这些，没有什么好讲的”。他说，我只写学术论文，不愿讲“秘史”，我要是讲了，我可以出一本书，我可以因此而赚一笔稿费，可我不能因此而失了原则。因此，即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今天，他依然坚持原则，不想讲。说时，语气很淡，好像所有的艰辛，都不值得一提。他要做的，永远是尽到一个正直本分的医生的责任，挽救病人是他的天职。在此之外，默默地承受，默默地奉献，默默地搞着他的“临床研究”和“经验医学”。
遵守医道、人品高尚、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王新德，在为伟人们保健期间，保持一颗平常心，严谨不苟地行医，为中央首长所患的疾病作出一次次正确诊断……他的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多次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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