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大事记～1967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发［67］96号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文件违背历史事实，其中提到：“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1]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期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党组织决定先后出狱历史事件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全国掀起了一场揪叛徒的高潮，涉及到几千名原来在白区工作的高干被审查或拘禁，由此酿成成千上万党员干部及其家庭、子女、亲友的人生悲剧。
历史事实是：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处汇报工作。柯庆施抱怨干部奇缺，刘少奇也为华北党组织缺少有经验的干部而苦恼。柯庆施建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及早出狱。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北方局干部缺乏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少奇赞同柯庆施的建议，对柯庆施说：“我个人同意。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2]党中央经过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营救决定。
（下图为被囚禁在草岚子监狱中人出操的情景）
柯庆施安排时任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刘冰、孔祥祯实施。徐冰口述了北方局的指示，孔祥祯记录，以孔祥祯的名义给“反省院”狱中党支部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党中央已经批准北方局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决定，通知狱中党支部，要求他们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开始，他们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于是，党支部在同少数骨干商议后，决定不予执行。直到第二封信中说的：“党现在向你们做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不以叛徒论，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就要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才确信是党组织的安排
就这样，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狱中党员共61人分9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等报刊上刊登由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陆续出了反省院。
刊登在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全文如下[3]：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
事后，柯庆施对薄一波说：“让你们出来是刘少奇代表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经中央批准的。你们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呀！”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与代表团一起到了延安。薄一波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北平五年半的狱中斗争，毛泽东连连赞赏。谈到出狱之事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2]
这是中共党史上成功的一次“诈降”，他们背负着“自首”的“污点”，反而更加激励他们为党工作。从草岚子监狱出狱后分配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在发动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十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如董天知任决死队第三纵队政委，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牺牲于晋东南；马玉堂在河北藁城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抗日武装，以后发展成为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和第五军，1940年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
新中国成立时，“六十一人案”涉案者仍健在的有30多人，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有二十二人：
薄一波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廖鲁言任农业部部长；
刘澜涛任西北局第一书记
杨献珍任中央党校校长
赵林任吉林省委书记；
安子文历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
下图为六十年代部分“狱友”和家人合影。（前排右二～孔祥祯、右三～薄一波、右四～杨献珍、右五～刘澜涛、右七～安子文）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康生等人颠倒是非，把“六十一人”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康生在给红卫兵“指点迷津”时道破了天机；“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4]
1966年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随着事态发展，牵涉面甚广，很多涉案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乃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职务。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处理,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给西北局关于造反派要批斗刘澜涛的电报中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江青之流以同样的手法，将国民党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为攻击武器，预置周恩来于死地，幸亏毛泽东做出了如下批示，周恩来才躲过一劫。
毛泽东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周复电称：“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当毛泽东感到通过正常组织手段无法彻底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便重新启用这一“杀器”。
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签批由康生掌控的“彭真专案组”起草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由江青、康生等人一伙制造的大冤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同意，以党中央文件形式确认的“铁案”。不但与其相关的老同志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也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人被折磨至死。
1978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种种压力，积极拨乱反正，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这批老同志也才从“叛徒身份”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这个调查报告以中发〔1978〕75号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党。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参考文献：
[1]：//www.71.cn/2009/0108/515490.shtml
[2]: 魏敬民·“六十一人案件”始末·《百年潮》2003年第1期54-61页
[3]://hwgtgjpzhx.blog.sohu.com/273207863.html
[4]://news.qq.com/a/20120315/001314.htm
[5]: 1978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https://www.weibo.com/p/2304186c0f6c300102wr5t?pids=Pl_Official_CardMixFeedv6__4&feed_fil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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