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三国演义》

说说《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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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谁？我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她的同学，都知道是罗贯中。但去问一个中文系的大二学生，回答则很可能是，不好说。

“不好说”当然是一个比“罗贯中”要严谨得多的回答。

《三国》、《水浒》、《西游记》这些书，都是所谓“世代累积型作品”，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这个过程里，也许有人作用特别大一些，但他也未必愿意留下自己的本名。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罗贯中其人，这个名字最终只能说这是这些人共用的笔名。

看魏晋时人的小说、笔记就可以知道，关羽、张飞的勇猛，诸葛亮的智慧与忠贞，曹操的奸诈与雄才……这些都在人物死后不久就已经传奇化，三国故事也一直很流行。由于讲故事、听故事的人兴奋点不同，慢慢的，就形成了两类不同的三国故事传统。

一个是史传传统。这个传统里的故事讲述人，一般有一定文化水准，但通常也不会太高。大体上，把《三国演义》改成现在最常见的样子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可以代表这个群体的较高水平，而下限大概就是鲁迅《风波》里赵四爷的样子，“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

这类人的特点，一是三观很正，把宣传“仁义礼智信”这类传统价值观，当作小说很重要的功能和义务。二是很把正史的记录的当回事，讲故事的时候，会尽量往上靠，不大喜欢胡乱发挥。但说他们更关注历史，那倒也不见得。只是他们既然有且仅有一点读写能力，便很以这种本事为自豪，所以能够接近正史，乃是自己有文化的证明（他们若生在今天，大概就是喜欢盯着古装剧挑历史错误的人吧），至于正史本身也可能会错，那便不是他们措意所在了。

另一个是民间传统，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和许多元杂剧，都属于这个传统。这些作品主要面对不能阅读，通过听书看戏来获取信息的受众，价值观和趣味自然也和这些人民群众更加接近。所以它更看重的道德是“忠义”，——忠不是儒家的忠，而是一种更具体的人身依附关系；义也不是儒家的义，而是通常所说的“江湖义气”，讲究“作威福，结私交”，“济时难而救同类”。孟子最关注的“义利之辨”，在这个传统里便不大考究，相反它毫不掩饰对富贵的渴求。如元杂剧《桃园结义》写关张结为兄弟后，见刘备“实为贵相”，故邀他喝酒，刘备大醉后出现异象：

关羽：兄弟，你见么？他侧卧着，面目口中钻出条赤练蛇儿，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内钻出来，入他耳中去了。兄弟也，你不知道，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你意下如何？

所谓“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这分明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调调了。这个传统的另一个兴奋点，是武力崇拜，所以喜欢写智商是硬伤而神勇无比的人物，《说唐》里有李元霸，《残唐五代》里有李存孝，而平话《三国》里，张飞也属这一类，曾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平定了黄巾之乱，至于单挑打得吕布、赵云落荒而逃，那也不在话下。

现在我们所见的《三国演义》，与其说是两个传统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说是史传传统排挤民间传统的产物。有人喜欢拿据说更接近罗贯中作品原貌的“嘉靖本”和毛家父子的批评本比较，强调两者的区别有多大多大，其实若把更早的各种三国故事也拿过来放到一起看，就可以发现嘉靖本已经删除了不知多少怪力乱神和急功近利。两个版本是在往同一个方向上努力，毛批本只是走得更远，进一步巩固了史传传统的胜利果实而已。

但《三国演义》里史传传统的胜利，不等于民间传统就此失败。因为它确实更有群众基础，所以该流传还是一样流传，只是没有（也不需要）自己的权威文本而已。如马连良先生《甘露寺》的早期录音，乔国老夸耀张飞的本事，有“曾破黄巾兵百万，[1]虎牢关前战温侯，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云云。据《演义》，破黄巾时张飞并无特别的功勋，虎牢关是三个打一个，当阳桥会断，则是智商捉急所以拆掉的，都不怎么露脸。这些话都只有放在民间传统里，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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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著名文人，对《三国演义》往往也印象一般。——并非因为鄙视小说这种文体不登大雅之堂，他们中很多人对《水浒》的评价就相当高。原因倒也简单，大文豪往往三观不正，对正史也没什么敬畏心理，所以《演义》引以为豪的忠于正史，在他们看来反而是小家子气。文豪们的语言修为自然是极高的，对不文不白的半吊子文风，更加瞧不上。总之，《演义》方方面面的特征，都刚好落在他们的鄙视链上，而《水浒》是白话，写江湖，这是用新文体讲述新故事，对文豪们反而有陌生化效果，印象自然好很多。

这种重《水浒》轻《三国》的倾向，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仍有相当旧学水准的鲁迅、胡适一辈。鲁迅论《三国》，留下了“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样的警句（迅翁喜欢关羽，恰恰是《演义》里离史传最远，而最具民间气味的形象）。不过胡适对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评价是“令人欲呕”，还是让人有些奇怪的。作者为诸葛亮设计的台词，只是逻辑混乱而又自我膨胀而已，实在是小文人常态。这就要吐，未免槽点太低。大概，适之先生见过的争辩太多，知道大多数争论都是无结果的，要说服别人，不可能像《演义》描写的这么容易。

《三国演义》真正在各种三国故事中，取得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其实还是建国后的事。在当下主流的文学史评价框架里，《三国演义》是“四大名著之一”，是“古代文学经典”，甚至是“传统文化瑰宝”。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一再梓行，而既然有了如此崇高的地位，即使其实并不看，家长常常也会为孩子买上一套。而民间传统的三国故事，却在现在的流行文化面前，被摧枯拉朽，真成了湮没的黄尘古道，远去的鼓角钲鸣了。

现在一般人对旧学自然是荒抛了，连《赤兔之死》那样荒谬的文字，也可以被高考专家何永康教授钦点为满分作文。这样的人再读《演义》的浅近文言，观感就不同于鲁迅、胡适，甚至以为这就算高大上了。其实，现代人必须要做的事太多，对传统有些隔阂，本是完全合理的，只要不因此对“旧”隔岸看景，反而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仰慕之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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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通行的唱词，这句改为“鞭打督邮气冲牛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