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 习仲勋 新疆 刘少奇 毛泽东】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他批评了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所犯的错误，说“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还对新疆的土地改革、宗教工作指出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仍为分局常委、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省财委副主任。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常委由4位书记和包尔汉、王震、高锦纯、饶正锡等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他说，我以忠诚老实和坚毅性做人民的长工。对所有批评都采取欢迎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了的、过分了的，引以为戒；对自己严，对人宽。当时，他对有些同志的批评是难以接受的，如说“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等，但也无可奈何。会后，王震曾和秘书前往颐和园昆明湖散心。在过去，无论到什么地方开会，王震从不游山逛景，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郁闷心情。

这次来到北京，王震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曾见过毛泽东。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中央政治局开会，散会时，毛主席同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手，没有说话。散会后，我到董(必武)老那里，谁知他把朱老总、林(伯渠)老都找来了。他们几位老人家开会时没有讲话，他们替我惋惜。”

批判过了头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到1952年4月初为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震在新疆的工作是肯定的。王震和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在发生在1952年5月。新疆分局的问题，主要是牧区工作中的错误，并提出一些与西北局、中共中央不同的意见。新疆分局5月22日、25日给中央的两次电报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即使提出的意见不正确也不能算错误。5月26日指示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当中央指出其错误后，新疆分局立即予以纠正。

但是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不少人在发言中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新疆的工作成绩，还有人在会外各种场合对新疆的工作进行过分的指责。

应该说，新疆省第二次党代会对牧区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如确立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次会议的主要问题是违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新疆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这一正确评价，对王震的处理有失公正，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给以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王震承担责任检查错误

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以后，王震原有职务全被撤销了，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司令员是彭德怀”的名义。从此，王震虽基本上不再管地方工作，但仍关注着军队生产。

王震对这次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上犯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检讨，接到中共中央批评新疆分局5月26日所发《关于新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电报，当天便由分局通知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这个《指示》。

当毛泽东听到某些完全否定王震的发言时曾插话说：“照你们这样一讲，王震岂不是新疆一霸吗？”在传达时，竟被说成“毛主席说，王震是新疆一霸”。毛泽东说，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党内县团一级，结果不但党内超出县团级的范围，党外也传达了。这样一来，大大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也使王震寝食不安。王震说：“在北京时只说调动我的工作，以后宣布我是撤职。为此我很有意见。我说，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想把新疆建设继续抓下去。我要求不要调出来。因为撤了分局书记的职务，我还是财委(副)主任。以后，张宗逊搞财政检查，点起火来了。我同张宗逊吵起来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王震受到错误的批判感到忿忿不平。水利专家王鹤亭前去看望王震的时候说：“我不认为司令员有什么错误。”第二次党代会后，许多王震亲自主持兴建的工程，都被说成“建设不当”而骤然停建，使他非常愤慨。新疆屯垦部队的播种面积由1952年的160万亩下降到1953年的93万亩，再降到1954年的87万亩，直到1956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播种面积。一大批工厂中途停建，使国家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例如，原定日产250吨的水泥厂，建厂投资1670万元，原计划1953年投入生产。因为中途停建，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52年到1956年的几年间，从苏联进口水泥55376吨，加上关内调进的共达64376吨，外汇支出了825万卢布，全部支出则为2704万元，足够建一个半工厂了。其他如七一纺织厂、十月汽车修配厂、乌拉？自水电站等工程的停建，也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历史的结论

王震患有多年的肠胃痢疾，肠胃出血。每遇到过分劳累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生气发火，就会犯病。1952年12月间，王震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迪化，到兰州参加西北军区召开的会议。有一天晚间突然发病，一次大便出血2000CC，被送往西北军区总医院医治，经过输血抢救，才转危为安。有些同志前去医院探望他，在交谈中，熟读《三国演义》的王震曾不胜感慨地对一位同志说：“我现在才知道，周瑜为什么会被气死！”

1953年3月，王震由王季青陪同，转往北京医院治疗。经过检查，确诊是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六七月间，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医院看望王震。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但仍没有痊愈，身体还很虚弱。杨尚昆从医院回去，向毛泽东汇报了王震的病情之后说：“看来王胡子还有点情绪。”毛泽东笑道：“岂止一点情绪，情绪大得很呵，怕是牢骚满腹的吧！一肚子气就是了。”

王震为人豪迈，但“性格急躁、粗暴”(王震原话)，有时容易引起非议和反对。毛泽东是了解王震的，很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所以听到杨尚昆的汇报，便脱口说出“牢骚满腹”这样的话。

根据王震的病情，中央决定要他前往苏联治疗。王震不愿去，说：“我的命没有那么值钱”。杨尚昆劝他：“行了，再发牢骚就不好了。”王震这才同意出国治疗。临行前，毛泽东同王震谈话时，王震提出想到朝鲜战场去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说，你还需要好好休息，继续治病。现在决定要你到苏联去休息休息，先把病治好了再说。还说，你可以乘机作些考察。谈到新疆牧区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治党要严，治国要宽。你犯了错误，我和恩来有份。你应该3个月坐飞机来谈一次也好嘛，在飞机上睡一觉就到了，听说你这个人很能睡觉。王震说，我不懂矛盾。毛泽东说，你懂，只是对各个侧面的矛盾看不清楚，处理矛盾时站在矛盾之中。领导者应该站在矛盾之上，要注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侧面。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性格不适宜在环境复杂矛盾多的地方工作。你不懂得站在矛盾之上，而是站在矛盾之中，常使自己陷于被动。

王震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53年7月由王季青陪同，乘火车前往苏联治疗。11月，王震回国。回来后，毛泽东和他作了一次长谈，着重谈到他主持新疆分局工作时在牧区改革政策上出的差错。毛泽东说：你在新疆当分局书记、司令员，想把牧区改革和农村土改同时进行，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一点没有错。反正农村要改嘛，牧区也要改。就新疆范围里头来讲，也许能够同时改革，同时都搞好，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两个改革搞完了以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你这个思想也没有错。可是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没有看到全局。全局是什么呢？中央在全国的部署包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部署，是先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第二步才实行牧区改革，这是中央统一的部署。目前我们没有经验不用说，如果你新疆突破中央的部署，不按中央部署，在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同时就搞牧区的改革，这势必影响周围的省份。那个时候，达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疆搞了，立刻就会影响西藏，它那里也有土地改革，同时也搞牧区改革，就妨碍我们争取达赖的工作；也要影响甘肃，甘肃也有牧区，也有藏族；也要影响宁夏，宁夏也有牧区。同样也要影响内蒙古。这样就打乱了中央的部署，使得中央被动，没法应付，所以不能说你没有错误。这样一说，解决了问题，王震想通了，进一步认识到在牧区改革政策上的错误的严重性。

王震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一向非常重视，牢记在心。他常向人提起，1940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对他的暴躁性格有过批评。当时毛泽东说：“王胡子哪，你现在不是小将，已经是名将了。你这粗暴的毛病应该改一改了，我等待你5年。”1965年1月13日，王震在农垦部党组会上发言时，回顾毛泽东1940年的批评和这次谈话，心情沉重地说：毛主席那时说到我暴躁，不民主，说等待我5年。但20多年了没有改。像我这样的人要放下一些历史的包袱，不要欠账。所以中央改变当时新疆的组织领导是正确的。

1954年2月，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新建了黎湛、鹰厦铁路。1955年，王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6年，王震任农垦部部长，建立了西北、东北、华南、海南、云南等几大垦区，为发展我国的农垦事业和稳定边疆作出了突出贡献。王震离开新疆后，仍然关心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尤其是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是新疆屯垦事业的设计师。1980年10月9日，王震在新疆干部大会上讲话说：“革命岂须桑梓地，青山处处埋忠骨。我虽年过古稀，身患疾病，但是，我的心是和新疆各族人民连在一起的，是期望新疆更加繁荣昌盛的。……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在四化实现之日，和新疆各族人民共享欢乐，同庆胜利。”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是非曲直，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根本转变，对一系列历史冤案、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新疆历史上的这段曲折也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王震在这场突然袭来的风暴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已经得到平反，同时也解脱了当时跟他一起遭到批判的一批干部。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对于当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的问题作出纠正：

王震同志主持新疆工作期间，率领全疆各族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依靠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改造和团结起义部队，屯垦戍边，建设工业，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对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一九五二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