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
会上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党的领导；
同时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了陕甘和陕北红军及游击队的领导。
会议决定由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
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以前，
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已发展到五千余人，加上地方游击队，共有近万人。
红二十五军有近两千人，这些部队加在一起，在当时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中央来到瓦窑堡，把刘志丹等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
朱治理是一九三五年七月来陕北的。
红二十五军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延川县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汇合的，
聂洪钧比二十五军早来半个月。他是由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派来陕北的。经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一起商定，成立了以朱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成立以来，受朱、郭的蒙蔽欺骗，第一步取消西北工委，另成立了个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兼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把原西北工委的书记和委员绝大部分排斥在外，并改组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为西北军委主席，将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虽然是副军团长，但没有实权。朱治理还下令把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大部分机关枪约八十挺交给了二十五军。接着又组织了一个有郭洪涛等人参加的六人“肃反小组”，由朱、郭二人掌握干部的生杀大权。
整个“肃反”过程，矛头都是针对以志丹为首的一大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领导干部的。
运动开始，先由陕甘晋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早已确定了的方针并派聂洪钧赴前方主持“肃反”事宜，而这又是与劳山战役同时进行的。战斗打响前，先逮捕了张文华、蔡子伟等几个所谓来路不明的右派分子，对他们严刑拷打，榨取为朱、郭等人所需的口供。接着又逮捕了张庆孚、张秀山、李启明、张文舟等后方同志。而在劳山战役以我军大获全胜结束后，省委就急令前方将刘志丹等人立即逮捕。据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说，因逮捕刘、高“事关重大”，所以在前方的同志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以调志丹回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为名，“将刘高隔开，以防变乱”。“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又是“在省委的督促和指导下”，“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将他们押送回瓦窑堡。在押送途中，每人头上都给带一个黑口袋，只在眼前留两个小孔，以防其他同志认出。而把刘志丹押回瓦窑堡的第二天，据朱理治讲，戴季英曾把前方来信送给他看，信中说：“兹奉中央代表团书记煌岗（即朱理治的化名）之命，押送该犯刘志丹回后方，如该犯中途逃脱，得便宜行事。”可见他们要谋害刘志丹是早有准备的！
志丹被捕是在其拟定劳山作战计划并指挥劳山战役刚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志丹刚毅沉着，胸怀宽广，一向为着党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一切。他在接到调令之后，当然会想到这是一个要加害于他的调虎离山计，但仍处之泰然，他在返回后方的途中，在安塞县旧城碰到了从后方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见是刘志丹，使把一封给军团领导人的信交给他。志丹打开信一看，见是省委的逮捕令，信中还附有一个要逮捕的八十余人的名单，志丹名列第一。志丹看后，让通讯员把信送往军团领导人。他为了顾全大局，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快马加鞭赶回省委驻地瓦窑堡，想说服朱理治、郭洪涛制止这样发生错误肃反。但他一下马就被投入了监狱。他们就这样逮捕了一向为反对者晓以大义、赤胆忠心和临危不惧的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
志丹被捕以后，被捕的其他人员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审讯加紧进行，刑罚更加残酷，吊打、毒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用烙铁烫屁股等等酷刑无奇不有。甚至连埋人的深坑也在临时监狱后院挖好了。我们许多人放出来以后还去看过，这坑有三、四米深，二十几米见方。瓦窑堡的群众说“这就是准备埋你们的坑”！这次“肃反”共逮捕了红军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另据刘懋功同志谈，当时前方甚至把二十六军的连长、指导员及营团机关干部许多人都抓起来杀了。仅在瓦窑堡关押的县团以上干部就有六、七十人。朱、郭他们还派鲁奔、朱仰新、李景林在陕甘边区下寺湾和陕甘边南区前马原以及二十六军中杀害了二、三百名干部和外地来边区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是很优秀的党员干部。
如果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来或来迟几天，还会继续杀更多的干部，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也很难幸免。
陕北这次大规模的、危害极其严重的错误肃反，其责任问题虽然上有王明路线的错误指导，朱理治又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钦差大臣”，下有西北保卫局长戴季英等人照搬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的错误肃反经验，采取了“逼供信”和肉体消灭的做法。但是，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郭洪涛，这个责任无论如何也是推脱不了的。
任弼时同志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说：如果中央晚来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在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的”。这句话很深刻，阐明了陕北“肃反”的严重危害是执行并发展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结果。根据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错误的严重性，弼时同志讲，本来是应该开除党籍的，今后如果翻案，应该重新考虑其党籍问题，劝他们不要采取两面派态度，就是说“口头承认错误，将来待机而行”。
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斗争的真相
当事人： 刘景范 张秀山 张邦英 张策 等撰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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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陈云等同志都亲自到会讲了话，批判了朱理治和郭洪涛的错误，明确指出他们是执行了王明路线。在高干会大会报名发言的人很多，西北局认为大都是讲自己的委屈，内容重复，准备停止大会发言。但陈云同志说，再多开几天，让大家把气出完。可见，中央那时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并根据历史事实和审查结果，于一九四二年底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后来，一九四五月年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作了深刻的历史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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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1935年，朱理治、聂洪钧先后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结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某些地方领导人，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秉承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被逮捕，并遭到残酷的刑讯折磨，“凡是原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其中230多人被杀害。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并使西北根据地老干部间发生了长期的争论。时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也受到酷刑的刑讯折磨和“莫须有”的政治污蔑，甚至生命威胁。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是从各自独立战斗，后来慢慢走向联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北红军27军81师师长的贺晋年说：“1935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说：“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但是，西北党和红军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抹平的矛盾。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九一八’事变后，将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朱李恺任参谋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杀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推行“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来到陕甘边后即改组红26军，自任军政委。在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只能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26军2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根据地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这支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率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也被冲散，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
朱理治提出的这个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这其实已经将肃反的目标开始确定在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上了。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虽然有了肃反的决策，但是还没有实力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还是以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为主，加之当时陕北红军改编的红27军也是刘志丹指挥的。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要开展大规模的针对刘志丹等的肃反时机还不到。正在这个时候，从外地转战而来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军事实力的支持。
红25军本身存在浓厚的肃反“情结”。红25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由于带有“肃反”情结，红25军1935年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一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领导层对刘志丹等红26军和陕甘边红色根据领导人的看法，对后来的西北根据地肃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杨虎城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奉命率领所部参与“围剿”红25军。张汉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该部队中也有100多共产党员，张汉民多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红25军给予各种帮助。但是，在双方的接触中也发生了误会，1935年4月9日，红25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进攻，遂于柞水九间房与张汉民部接火，在战斗中张汉民等被俘。红25军主要领导在审讯俘虏的时候，“把俘虏集中起来后，询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求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应为红25军）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处死张汉民和警备三旅中一批共产党员的长征路上的肃反，是吴焕先和戴季英掌握的。”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
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就在这一天，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
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26军政委的张秀山。同日下半夜，在朱理治和程子华的监督下，戴季英等人审讯张文华、蔡子伟，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下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这个口供后，朱理治与程子华立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
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严刑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
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随后，主要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并且激化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
原红25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26、27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原陕北红军干部高朗亭回忆：“联欢大会（指的是1935年9月17日，西北红军与转战到达西北的红25军的联欢会）以后，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下指令，将红军78师和81师的轻机枪全部调出（朱自己说西北红军不会使用），把连以下指战员的自来得枪（驳壳枪）全部调出，说是十五军团要成立手枪团，并给红78师和81师团以上（含团）的指挥机关都派宣传员督战督训，这是笔者亲自听朱理治同志讲的。……1935年10月12日榆林桥之战后，红81师被改组，原师政委张达志被调走，新政委张明先开口爱称‘老子’，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被指战员称为‘老子政委’。师长穿双袜子也要他批准。”后来，杨尚昆遇到原81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81师是主要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原红26军为主改编的红78师，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
肃反还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反叛“赤安事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制止肃反的时候，以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已发出的通知却仍然起着破坏作用。赤安县就发生了枪杀革命干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暴乱。”“赤安暴乱”使得中共建立的政权：特区一个、县政府3个，区政府20多个，乡政府30多个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干群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蒋介石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
当时在西北根据地内部的肃反运动的残酷性，习仲勋受到的政治污蔑和酷刑迫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习仲勋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为党尽忠等高尚品质也在此时凸显了出来。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习仲勋被扣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扛了两杆长枪。习仲勋在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指习仲勋等被逮捕的相关人员）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
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习仲勋也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污蔑，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我是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在苏区大批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此时的习仲勋生命已经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从肉体上消灭”的可能。
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习仲勋充分展现了自己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心为党的高贵品质。
刘景范 （刘志丹之弟）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指前面习仲勋以自己名义担保无罪的那些人）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依然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捍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后，正如习仲勋后来回忆时说的那样“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陕北肃反的严重局面有了转机。
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
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之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
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
毛泽东立即派遣当时的红军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陕北肃反”时习仲勋只有2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