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热线专线电话】

 

蒙古外长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外交约见”并不常见，而且一般至少留出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今天的约见这样急促，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时也很少见。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被看成是“当权派”的驻外大使要轮流回国参加“文革”。原任驻蒙古大使是张爱萍将军的弟弟张灿明，1966年底回国后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再也没出去过，“大使”这一位置一直空缺，其中我还当了两年临时代办；中蒙之间受当时恶化的中苏关系影响，蒙古也撤回了他们的大使。直到1971年关系有所缓和，两国又重新互派大使。原来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8月20日才刚刚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乌兰巴托的使馆驻地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从大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住在里面。于是我们很快就聚齐，猜测对方约见的目的是什么。那时候中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是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少时间讨论，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待了四十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2点左右(注：时间后确认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坠毁。机上九人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认为，可能是东北飞机进关时迷失了航向，误入蒙古境内；还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九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在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四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一回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6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接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任凭小刘在这一头苦苦哀求。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条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中国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话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联系到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因为这个教训，两国关系正常后，驻蒙古使馆专门架设了电台，和国内的联系才畅通无阻。如果那时候通讯条件有现在的一半好，如果国内及时得到尸体没有完全摔毁的信息，我推测国内会要求把他们拉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