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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本是提供给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作为参考用的（亦适于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因此，这里想略谈我对于词的发展的看法和唐宋词中一些具体的情况，即作为这个选本的说明。
过去在词坛上有两个论点广泛地流传着，它们虽也反映了若干实际，却含有错误的成分在内：一、词为诗余，比诗要狭小一些。二、所谓“正”“变”——以某某为正，以某某为变。这里只简单地把它提出来，在后文将要讲到。
首先应当说：词的可能的、应有的发展和历史上已然存在的情况，本是两回事。一般的文学史自然只能就已有的成绩来作结论，不能多牵扯到它可能怎样，应当怎么样。但这实在是个具有基本性质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以下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
词以乐府代兴，在当时应有“新诗”的资格
词是近古（中唐以后）的乐章，虽已“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了，实际上还是诗国中的一个小邦。它的确已发展了，且到了相当高的地位，但按其本质来讲，并不曾得到它应有的发展，并不够大。如以好而论，它当然很好了，但也未必够好。回顾以往，大致如此。
从诗的体裁看，历史上原有“齐言”“杂言”的区别，且这两体一直在斗争着。中唐以前，无论诗或乐府，“齐言”一直占着优势，不妨简单地回溯一下。三百篇虽说有一言至九言的句法，实际上多是四言。楚辞是杂言，但自《离骚》以降，句度亦相当地整齐。汉郊祀乐章为三言，即从楚辞变化，汉初乐府本是楚声。汉魏以来，民间的乐府，杂言颇盛，大体上也还是五言。那时的五言诗自更不用说了。六朝迄隋，七言代兴，至少与五言有分庭抗礼的趋势。到了初、盛唐，“诗”与“乐”已成为五、七言的天下了。一言以蔽之，四言→五言→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国诗型变化的主要方向；杂言也在发展，却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
像这样熟悉的事情，自无须多说。假如这和事实不差什么，那么，词的勃兴，即从最表面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影响着的。词亦有齐言，却以杂言为主，故一名“长短句”。它打破了历代诗与乐的传统形式，从整齐的句法中解放出来，从此五、七言不能“独霸”了。这变革绝非偶然，大约有三种因由。
第一，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得不变。即以诗的正格“齐言”而论，从上列的式子看，由四而五而七，已逐渐地延长；这明显地为了适应语言（包括词汇）的变化，而不得不如此。诗的长度，似乎七言便到了一个极限。如八言便容易分为四言两句；九言则分为“四、五”，或“五、四”，“四、五”逗句更普遍一些。但这样的长度，在一般用文言的情况下，虽差不多了，如多用近代口语当然不够，即掺杂用之，恐怕也还是不够的。长短句的特点，不仅参差；以长度而论，也冲破了七言的限制，有了很自然的八、九、十言及以上的句子。这个延长的倾向当然并没有停止，到了元曲便有像《西厢记·秋暮离怀·叨叨令》那样十七字的有名长句了。
第二，随着音乐的发展而不得不变。长短参差的句法本不限于词，古代的杂言亦是长短句；但词中的长短句，它的本性是乐句，是配合旋律的，并非任意从心的自由诗。这就和诗中的杂言有些不同。当然，乐府古已有之，从发展来看，至少有下列两种情形：一、音乐本身渐趋复杂；古代乐简，近世乐繁。二、将“辞”（文辞）来配声（工谱）也有疏密的不同：古代较疏，近世较密。这里不能详叙了。郑振铎先生说：
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长短句的产生是自然的进展，是追逐于新声之后的必然的现象③。
他在下面并引了清成肇麐《唐五代词选自序》中的话。我想这些都符合事实，不再申说了。
第三，就诗体本身来说，是否也有“穷则变”的情形呢？当然，唐诗以后还有宋、元、明、清以至近代的诗，决不能说“诗道穷矣”——但诗歌到了唐代，却有极盛难继之势。如陆游说：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通“趋”）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似缺一“意”字），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而不能彼，未能以理推也①。
他虽说“未能以理推”，实际上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和推陈出新的重要也已经约略看到了。词的初起，确有一种明朗清爽的气息，为诗国别开生面。陆游的话只就《花间集》一集说，还不够全面，然亦可见一斑。
这样说来，词的兴起，自非偶然，而且就它的发展可能性来看，可以有更广阔的前途，还应当有比它事实上的发展更加深长的意义。它不仅是“新声”，而且应当是“新诗”。唐代一些诗文大家已有变古创新的企图，且相当程度地实现了。词出诗外，源头虽若“滥觞”，本亦有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像诗一样地浩瀚，而自《花间集》以后，大都类似清溪曲涧，虽未尝没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动人流连，而壮阔的波涛终为不足。在文学史上，词便成为诗之余，不管为五、七言之余也罢，三百篇之余也罢，反正只是“余”。但它为什么是“余”呢？并没有什么理由可言。这一点，前人早已说过，我却认为他们估计得似乎还不大够。以下从词体的特点来谈它应有的和已有的发展。
词的发展的方向
要谈词的发展，首先当明词体的特点、优点，再看看是否已经发挥得足够了。
当然，以诗的传统而论，齐言体如四、五、七言尽有它的优点；从解放的角度来看“诗”，词之后有曲，曲也有更多的优点。在这里只就词言词。就个人想到的，以下列举五条，恐怕还不完全。
一是各式各样的，多变化的。假如把五、七言比作方或圆，那么词便是多角形；假如把五、七言比作直线，词便是曲线。它的格式：据万树《词律》，为调六百六十，为体一千一百八十余；清康熙《钦定词谱》，调八百二十六，体二千三百零六。如说它有两千个格式，距事实大致不远。这或者是后来发展的结果，词初起时，未必有那么多，也不会太少，如《宋史·乐志》称“其急慢诸曲几千数”。不过《乐志》所称，自指曲谱说，未必都有文辞罢了。
二是有弹性的。据上列数目字，“体”之于“调”，约为三比一。词谱上每列着许多的“又一体”，使人目眩。三比一者，平均之数；以个别论，也有更多的，如柳永《乐章集》所录《倾杯》一调即有七体之多。这些“又一体”，按其实际，或由字数的多少，或缘句逗的参差，也有用衬字的关系。词中衬字，情形本与后来之曲相同。早年如敦煌发现的“曲子词”就要多些，后来也未尝没有。以本书所录，如沧海之一粟，也可以看到①。不过一般不注衬字，因词谱上照例不分正衬。如分正衬，自然不会有那么多的“又一体”了。是否变化少了呢？不然。那应当更多。这看金、元以来的曲子就可以明白。换句话说，词的弹性很大，实在可以超过谱上所载两千多个格式的，只是早年的作者们已比较拘谨，后来因词调失传，后辈作者就更加拘谨了。好像填词与作曲应当各自一工。其实按词曲为乐府的本质来说，并看不出有这么划然区分的必要。词也尽可以奔放驰骤的啊。
三是有韵律的。这两千多格式，虽表面上令人头晕眼花，却不是毫无理由而存在的。它大多数从配合音乐旋律来的。后人有些“自度腔”，或者不解音乐，出于杜撰，却是极少数。早年“自度腔”每配合音谱，如姜白石的词。因此好的词牌，本身含着一种情感，所谓“调情”。尽管旋律节奏上的和谐与吟诵的和谐并不就是一回事，也有仿佛不利于唇吻的，呼为“拗体”，但有些拗体，假如仔细吟味，拗折之中亦自饶和婉。这须分别观之。所以这歌与诵的两种和谐，虽其间有些距离，也不完全是两回事——话虽如此，自来谈论这方面的，以我所知，似都为片段，东鳞西爪，积极地发挥的少，系统地研究的更少。我们并不曾充分掌握、分析过这两千多个词调啊。
四它在最初，是接近口语的。它用口语，亦用文言；有文言多一些的，有白话多一些的，也有二者并用的。语文参错得相当调和，形式也比较适当。这个传统，在后来的词里一直保持着。五、七言体所不能，或不易表达的，在词则多半能够委曲详尽地表达出来。它所以相当地兴旺，为人们所喜爱，这也是缘由之一。
五它在最初，是相当地反映现实的。它是乐歌、徒歌（民歌），又是诗，作者不限于某一阶层，大都是接近民间的知识分子写的。题材又较广泛。有些作品，艺术的意味、价值或者要差一些，但就传达人民的情感这一角度来看，方向本是对的。
看上面列举的不能不算做词的优点，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词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已大大地发展了。但它们是否已将这些特长发挥尽致了呢？恐怕还没有。要谈这问题，先当约略地探讨一般发展的径路，然后再回到个别方面去。
一切事物的发展，本应当后起转精，或后来居上的，所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毫无疑问，文艺应当向着深处前进，这是它的主要方向；却不仅仅如此，另一方面是广。“深”不必深奥，而是思想性或艺术性高。“广”不必数量多，而是反映面大。如从来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别。所谓“大家”者，广而且深；所谓“名家”者，深而欠广。一个好比盘结千里的大山，一个好比峭拔千寻的奇峰。在人们的感觉上，或者奇峰更高一些；若依海平实测，则大山的主峰，其高度每远出奇峰之上，以突起而见高，不过是我们主观上的错觉罢了。且不但大家、名家有这样的分别，即同是大家，也有深广的不同。如杜甫的诗深而且广，李白的诗高妙不弱于杜，或仿佛过之，若以反映面的广狭而论，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
词的发展本有两条路线：一、广而且深（广深），二、深而不广（狭深）。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受着历史的局限，很不容易走广而且深的道路，它在文士们手中便转入狭深这一条路上去；因此就最早的词的文学总集《花间集》来看，即已开始走着狭深的道路。欧阳炯《花间集序》上说：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曲子词”为词的初名。“曲”者，声音；“词”者，文辞（辞）；称“曲子”者，“子”有“小”字义，盖以别于大曲。这里在原有的“曲子词”上面加上“诗客”二字，成为“诗客曲子词”，如翻成白话，便是诗人们作的“曲子词”，以别于民间的歌唱，这是非常明白的。欧阳炯序里提出“南朝宫体”“北里倡风”的概括和“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的批评，像这样有对立意味又不必合于事实的看法，可以说，词在最初已走着一条狭路，此后历南唐两宋未尝没有豪杰之士自制新篇，其风格题材每逸出《花间集》的范围；但其为“诗客曲子词”的性质却没有改变，亦不能发生有意识的变革。“花间”的潜势力依然笼罩了词坛千年。
我们试从个别方面谈，首先当提出敦煌曲子。敦煌写本，最晚到北宋初年，却无至道、咸平以后的；这些曲子自皆为唐五代的作品。旧传唐五代词约有一千一百四十八首（见近人林大椿辑本《唐五代词》），今又增加了一百六十二首。不但数量增多了，而且反映面也增广，如唐末农民起义等，这些在《花间集》里就踪影毫无。以作者而论，不限于文人诗客，则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调子而论，令、引、近、慢已完全了，如《凤归云》、《倾杯》、《内家娇》都是长调，则慢词的兴起远在北宋以前。以题材而论，情形已如上述，“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亦根据王说），可破《花间集序》宫体、倡风之妄说。过去的看法是，词初起时，其体为小令，其词为艳曲。就《花间集》说来诚然如此，但《花间集》已非词的最初面目了，因此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
HTTP://WWW.XIAOSHUOTxt.net．T．xt．．小．说．天．堂．以文章来论，有很差的，也有很好的。有些不下于《花间集》温、韦诸人之作，因其中亦杂有文人的作品。有的另具一种清新活泼的气息，为民歌所独有，如本书上卷第一部分所录，亦可见一斑。它的支流到宋代仍绵绵不断，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一、民间仍然作着“曲子词”。这些材料，可惜保存得很少，散见各书，《全宋词》最末数卷（二九八至三○○卷），辑录若干首，如虽写情恋，当时传为暗示北宋末年动乱的，如写南宋里巷风俗的……反映面依然相当广泛。若说“花间”派盛行之后，敦煌曲子一派即风流顿尽了，这也未必尽然。二、所谓“名家”每另有一种白话词，兼收在集子里，如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周邦彦的《清真词》都有少数纯粹口语体的词，我们读起来却比“正规”的词还要难懂些。可见宋代不但一般社会上风尚如此，即专门名家亦会偶一用之。至于词篇，于藻饰中杂用白话，一向如此，迄今未变，又不在话下了。陈郁《藏一话腴》评周词说：“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伎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是雅俗并重，仍为词的传统，直到南宋，未尝废弃。
如上所说，“花间”诸词家走着狭深的道路，对民间的词不很赞成；实际上他们也依然部分继承着这个传统，不过将原来的艳体部分特别加大、加工而已。一般说来，这些词思想性差，反映面狭。但其中也有表现民俗的，如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也有个别感怀身世的，如鹿虔的《临江仙》，并非百分之百的艳体。至于艺术性较高，前人有推崇过当处，却也不可一概抹杀。
此后的发展也包括两个方面，举重点来说：其一承着这传统向前进展，在北宋为柳永、秦观、周邦彦，在南宋为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等；其二不受这传统的拘束，有如李煜、苏轼、辛弃疾等。这不过是大概的看法，有些作家不易归入哪一方面的，如李清照、姜夔。这里拟改变过去一般评述的方式，先从第二方面谈起。
“南唐”之变“花间”，变其作风不变其体——仍为令、引之类。如王国维关于冯延巳、李后主词的评述，或不符史实，或估价奇高；但他认为南唐词在“花间”范围之外，堂庑特大，李后主的词，温、韦无此气象，这些说法还是对的。南唐词确推扩了“花间”的面貌，而开北宋一代的风气。
苏东坡创作新词，无论题材、风格都有大大的发展，而后来论者对他每有微辞，宋人即已如此。同时如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稍晚如李清照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③若依我看来，东坡的写法本是词发展的正轨，他们认为变格、变调，实系颠倒。晁、李都说他不合律，这也是个问题。如不合律，则纵佳，亦非曲子，话虽不错，但何谓合律，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东坡的词，既非尽不可歌；他人的词也未必尽可歌，可歌也未必尽合律，均屡见于记载。如周邦彦以“知音”独步两宋，而张炎仍说他有未谐音律处①，可见此事，专家意见纷歧，不适于作文艺批评的准则。至于后世，词调亡逸，则其合律与否都无实际意义，即使有，也很少了，而论者犹龂龂于去上阴阳之辨，诚无谓也。因此东坡的词在当日或者还有些问题，在今日就不成为问题了。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这是词的一大进展。
李清照在《论词》里，主张协律；又历评北宋诸家均有所不满，而曰“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似乎夸大。现在我们看她的词却能够相当地实行自己的理论，并非空谈欺世。她擅长白描，善用口语，不艰深，也不庸俗，真所谓“别是一家”。可惜全集不存，现有的只零星篇什而已。至于她在南渡以后虽多伤乱忧生之词，反映面仍尚觉未广，这是身世所限，亦不足为病。
南宋的词，自以辛弃疾为巨擘。向来苏辛并称，但苏、辛并非完全一路。东坡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在本集大体匀称。稼轩的词乱跑野马，非无法度，奔放驰骤的极其奔放驰骤，细腻熨帖的又极其细腻熨帖，表面上似乎不一致。周济说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其所以慷慨悲歌，正因壮心未已，而本质上仍是温婉，只变其面目使人不觉罢了。照这样说来，他骨子里还是一贯的。稼轩词篇什很广，技巧很繁杂，南宋词人追随他的也很多。在词的发展方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姜夔的词在南宋负高名，却难得位置，评论也难得中肯。如宋末的张炎应该算是知道白石的了，他在《词源》里，说白石词“清空”、“清虚”、“骚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等，似乎被他说着了，又似乎不曾，很让人觉得渺茫。白石与从前词家的关系，过去评家的说法也不一致，有说他可比清真的，有说他脱胎稼轩的。其实为什么不许他自成一家呢？他有袭旧处，也有创新处，而主要的成绩应当在创新方面。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他“未免有生硬处”，虽似贬词，所谓“生硬”已暗逗了这消息。他的词，有个别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只比稼轩要含蓄一些，曲折一些。他的创作理论，有变古的倾向，亦见于本集自序，说得也很精辟。
上面约略评述的几个词家，都不受“花间”以来传统的拘束。他们不必有意变古，而事实上已在创新。至于所谓正统派的词家，自“花间”以来也不断地进展着，并非没有变化，却走着与过去相似的道路。这里只重点地略说三人，在北宋为柳永、周邦彦，在南宋为吴文英。其他名家，不及一一列举了。
柳永词之于《花间集》，在声调技巧方面进展很大。如《花间集》纯为令曲，《乐章集》慢词独多，此李清照所谓“变旧声作新声”也。柳词多用俗语，长于铺叙，局度开阔，也是它的特点。就其本质内容来说，却不曾变，仍为情态香艳之词，绮靡且有甚于昔。集中亦有“雅词”，只占极少数，例如本书中卷所录《八声甘州》。
周邦彦词，令、慢兼工，声调方面更大大地进展④。虽后人评他的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固有道着处，亦未必尽然。周词实为《花间集》之后劲，近承秦、柳，下启南宋，对后来词家影响很大。
一般地说，南宋名家都祖《清真》而祧《花间》，尤以吴文英词与周邦彦词更为接近。宋代词评家都说梦窗出于清真，不仅反映面窄小，艺术方面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如清真的绵密，梦窗转为晦涩；清真的繁秾，梦窗转为堆砌，都是变本加厉。全集中明快的词占极少数。如仔细分析，则所谓“人不可晓”者亦自有脉络可寻，但这样的读词，未免使人为难了。说它为狭深的典型，当不为过。词如按照这条路走去，越往前走便越觉其暗淡，如清末词人多学梦窗，就是不容易为一般读者接受的。
南宋还有很多的词家，比较北宋更显得繁杂而不平衡；有极粗糙的，有很工细的，有注重形式美的，也有连形式也不甚美的，不能一概而论。大体上反映时代的动乱、个人的苦闷，都比较鲜明，如本书下卷所录可见一斑。不但辛弃疾、二刘（刘过、刘克庄）如此，姜夔如此，即吴文英、史达祖、周密、王沂孙、张炎亦未尝不如此。有些词人情绪之低沉，思想之颓堕，缺点自无可讳言；他们却每通过典故辞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拉杂草率，未必正确。所述各家，只举出若干“点”，不能代表“面”，或者隐约地可以看到连络的“线”来：这“线”就表示出词的发展的两个方向。这非创见，过去词论家、评家、选家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他们却有“正变”之说。显明的事例，如周济《词辨》之分为上、下两卷，以温、韦等为正，苏、辛等为变。这样一来，非但说不出正当的理由，事实上恰好颠倒了。他们所谓“正”，是以《花间集》为标准而言，其实《花间集》远远不够“正”。如陆游说：
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
《花间集》如何可作为词的标准呢！《花间集》既不足为准，则正变云云即属无根。我们不必将正变倒过来用，却尽可以说，苏、辛一路，本为词的康庄大道，而非硗确小径。说他们不够倒是有的；说他们不对却不然。如陈无己说：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要非本色”，即使“极天下之工”也还是不成，这样的说法已很勉强；何况所谓“本色”无非指“花间”、柳七之类，非真正的本色。本色盖非他，即词的本来面目，如今传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面广阔，岂不能包后来苏、辛诸词在内？因此，过去的变化，其病不在于逸出范围，相反地，在于还不够广阔。
词的本色是健康的，它的发展应当更大，成就应当更高。其所以受到限制，首先关键在于思想；其次，形式方面也未能充分利用。以历史的观点，我们自然不能多责备前人。过去的各种诗型，这里所说“曲子词”以外，尚有散曲、民歌等，都有成为广义新诗中一体的希望。
关于选释本的一些说明
《唐宋词选释》自唐迄南宋，共二百五十一首，分为三卷。上卷为唐、五代词，又分为三部分：一、唐，二、《花间集》，三、南唐，共八十七首。中、下卷为宋词，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题为“宋词之一”，下卷题为“宋词之二”，即相当于北宋和南宋。其所以不曰北、南，而分一、二者，因南渡词人正当两宋之际，其属前属后每每两可，不易恰当。其反映时代动荡的作品大部分录在下卷。中、下两卷之区别，也想约略表示出两宋词的面貌，有少数作家不专以其年代先后来分。如叶梦得生年较早，今所录二首均南渡以后之作，故移下卷。张孝祥生年稍晚，所录《六州歌头》作于1163年，《念奴娇》作于1166年，时代均较早，且反映南宋初年政治情况，故置韩元吉诸人之前。
因本书主要为提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做法与一般普及性的选本有所不同，选词的面稍宽，想努力体现出词家的风格特色和词的发展途径。但唐宋词翰，浩如烟海，今所选二百五十余篇，只是一勺水罢了，真古人所谓“以蠡测海”。词的发展途径（如上文所说），本书是否体现出来了呢？恐怕没有。即以某一词家论，所选亦未必能代表他的全貌。例如中卷柳永词，取其较雅者，看不出他俚俗浮艳的特点；下卷吴文英词，取其较明快者，看不出他堆砌晦涩的特点。这也是一般选本的情况，本书亦非例外。
下文借本书说明一些注释的情况。
作“注”原比较复杂。有些是必须作注的。以本文为例，如姜夔的《疏影》：“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设若不注“那人”是谁，谁在睡觉？又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书咄咄”句用晋殷浩事，一般大都这样注；但殷浩“咄咄书空”表示他热中名利，和辛的性格与本篇的词意绝不相符，若不作注，就更不妥了。有些似乎可注可不注，如引用前人之句说明本句或本篇。这个是否必要呢？依我看，也有些必要，我不避孤陋之诮，在这选本中妄下了若干条注。虽然分量似已不少，离完备还差得多。
前人写作以有出典为贵，评家亦以“无一字无来历”为高。互相因袭，相习成风，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其是非暂置不论。其另一种情形：虽时代相先后，却并无因袭的关系。有些情感，有些想象，不必谁抄袭谁。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人说它出于《颜氏家训》的“别易会难”，引见上卷李煜此篇注③。果真是这样吗？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关联，也未必竟无关联，究竟谁是偶合，谁是承用，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所谓“看”，当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观成分在内了。
而且所谓“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这就更加复杂了。譬如以本句为甲，比它早一点的句子为乙，却还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呢。盖杜甫诗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过聊供参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却是不敢这样保证的。
再说，可以增进了解，这情形也很复杂。如以乙句注甲句，而两句差不多；读者如不懂得甲，正未必懂得乙。其另一种情形，注文甚至于比本文还要深些，那就更不合理了。怎么会发生这类情形的呢？因为作注，照例以前注后，更着重最早的出典，故注中所引材料每较本文为古，如《诗》、《书》、《史》、《汉》之类，总要比唐诗、宋词更难懂一些，这就常常造成这似乎颠倒的情况。然所注纵有时难懂，却不能因噎废食。注还是可以相当增进了解、扩大眼光的。将“注”和“释”分开来看，只为了说明的方便，其实“注”也是释，而且是比较客观的“释”。古典浩瀚，情形繁复，有诗文的差别，有古今言语的隔阂。有些较容易直接解释，有些只能引用许多事例作为比较，使读者自会其意。如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其中每一条开首为解释，下面所附为原材料。其功力最深、用途最大的即在他所引许多实例，至于他的解释虽然大致不差，也未必完全可靠。我们将这些实例，比较归纳起来，就可以得出与张氏相同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和他不尽相同的结论，会比他更进一步。这样，我认为正得张氏作书之意。书名“汇释”，“汇”才能“释”，与其不“汇”而“释”，似无宁“汇”而不“释”。因若触类旁通，你自然会得到解释的。
以上所谈，是为了使读者明了注释一般的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它，原非为本书的缺点解嘲。就本书来说，诚恐不免尚有错误。当选录和注释之初，原想尽力排除个人主观的偏爱成见，而忠实地将古人的作品、作意介绍给读者；及写完一看，这个选本虽稍有新意，仍未脱前人的窠臼。选材方面，或偏于消极伤感，或过于香艳纤巧，这虽然和词本身发展的缺陷有关，但以今日观之，总不恰当。而且注释中关于作意的分析和时代背景的论述，上、中两卷亦较下卷为少。注释的其他毛病，如深而不浅，曲而未达，偏而不全，掉书袋又不利落，文言、白话相夹杂等，那就更多了。自己也难得满意，更切盼读者指教。
俞平伯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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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章来论，有很差的，也有很好的。有些不下于《花间集》温、韦诸人之作，因其中亦杂有文人的作品。有的另具一种清新活泼的气息，为民歌所独有，如本书上卷第一部分所录，亦可见一斑。它的支流到宋代仍绵绵不断，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一、民间仍然作着“曲子词”。这些材料，可惜保存得很少，散见各书，《全宋词》最末数卷（二九八至三○○卷），辑录若干首，如虽写情恋，当时传为暗示北宋末年动乱的，如写南宋里巷风俗的……反映面依然相当广泛。若说“花间”派盛行之后，敦煌曲子一派即风流顿尽了，这也未必尽然。二、所谓“名家”每另有一种白话词，兼收在集子里，如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周邦彦的《清真词》都有少数纯粹口语体的词，我们读起来却比“正规”的词还要难懂些。可见宋代不但一般社会上风尚如此，即专门名家亦会偶一用之。至于词篇，于藻饰中杂用白话，一向如此，迄今未变，又不在话下了。陈郁《藏一话腴》评周词说：“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伎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是雅俗并重，仍为词的传统，直到南宋，未尝废弃。
如上所说，“花间”诸词家走着狭深的道路，对民间的词不很赞成；实际上他们也依然部分继承着这个传统，不过将原来的艳体部分特别加大、加工而已。一般说来，这些词思想性差，反映面狭。但其中也有表现民俗的，如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也有个别感怀身世的，如鹿虔的《临江仙》，并非百分之百的艳体。至于艺术性较高，前人有推崇过当处，却也不可一概抹杀。
此后的发展也包括两个方面，举重点来说：其一承着这传统向前进展，在北宋为柳永、秦观、周邦彦，在南宋为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等；其二不受这传统的拘束，有如李煜、苏轼、辛弃疾等。这不过是大概的看法，有些作家不易归入哪一方面的，如李清照、姜夔。这里拟改变过去一般评述的方式，先从第二方面谈起。
“南唐”之变“花间”，变其作风不变其体——仍为令、引之类。如王国维关于冯延巳、李后主词的评述，或不符史实，或估价奇高；但他认为南唐词在“花间”范围之外，堂庑特大，李后主的词，温、韦无此气象，这些说法还是对的。南唐词确推扩了“花间”的面貌，而开北宋一代的风气。
苏东坡创作新词，无论题材、风格都有大大的发展，而后来论者对他每有微辞，宋人即已如此。同时如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稍晚如李清照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③若依我看来，东坡的写法本是词发展的正轨，他们认为变格、变调，实系颠倒。晁、李都说他不合律，这也是个问题。如不合律，则纵佳，亦非曲子，话虽不错，但何谓合律，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东坡的词，既非尽不可歌；他人的词也未必尽可歌，可歌也未必尽合律，均屡见于记载。如周邦彦以“知音”独步两宋，而张炎仍说他有未谐音律处①，可见此事，专家意见纷歧，不适于作文艺批评的准则。至于后世，词调亡逸，则其合律与否都无实际意义，即使有，也很少了，而论者犹龂龂于去上阴阳之辨，诚无谓也。因此东坡的词在当日或者还有些问题，在今日就不成为问题了。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这是词的一大进展。
李清照在《论词》里，主张协律；又历评北宋诸家均有所不满，而曰“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似乎夸大。现在我们看她的词却能够相当地实行自己的理论，并非空谈欺世。她擅长白描，善用口语，不艰深，也不庸俗，真所谓“别是一家”。可惜全集不存，现有的只零星篇什而已。至于她在南渡以后虽多伤乱忧生之词，反映面仍尚觉未广，这是身世所限，亦不足为病。
南宋的词，自以辛弃疾为巨擘。向来苏辛并称，但苏、辛并非完全一路。东坡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在本集大体匀称。稼轩的词乱跑野马，非无法度，奔放驰骤的极其奔放驰骤，细腻熨帖的又极其细腻熨帖，表面上似乎不一致。周济说他“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其所以慷慨悲歌，正因壮心未已，而本质上仍是温婉，只变其面目使人不觉罢了。照这样说来，他骨子里还是一贯的。稼轩词篇什很广，技巧很繁杂，南宋词人追随他的也很多。在词的发展方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姜夔的词在南宋负高名，却难得位置，评论也难得中肯。如宋末的张炎应该算是知道白石的了，他在《词源》里，说白石词“清空”、“清虚”、“骚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等，似乎被他说着了，又似乎不曾，很让人觉得渺茫。白石与从前词家的关系，过去评家的说法也不一致，有说他可比清真的，有说他脱胎稼轩的。其实为什么不许他自成一家呢？他有袭旧处，也有创新处，而主要的成绩应当在创新方面。沈义父《乐府指迷》说他“未免有生硬处”，虽似贬词，所谓“生硬”已暗逗了这消息。他的词，有个别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只比稼轩要含蓄一些，曲折一些。他的创作理论，有变古的倾向，亦见于本集自序，说得也很精辟。
上面约略评述的几个词家，都不受“花间”以来传统的拘束。他们不必有意变古，而事实上已在创新。至于所谓正统派的词家，自“花间”以来也不断地进展着，并非没有变化，却走着与过去相似的道路。这里只重点地略说三人，在北宋为柳永、周邦彦，在南宋为吴文英。其他名家，不及一一列举了。
柳永词之于《花间集》，在声调技巧方面进展很大。如《花间集》纯为令曲，《乐章集》慢词独多，此李清照所谓“变旧声作新声”也。柳词多用俗语，长于铺叙，局度开阔，也是它的特点。就其本质内容来说，却不曾变，仍为情态香艳之词，绮靡且有甚于昔。集中亦有“雅词”，只占极少数，例如本书中卷所录《八声甘州》。
周邦彦词，令、慢兼工，声调方面更大大地进展④。虽后人评他的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固有道着处，亦未必尽然。周词实为《花间集》之后劲，近承秦、柳，下启南宋，对后来词家影响很大。
一般地说，南宋名家都祖《清真》而祧《花间》，尤以吴文英词与周邦彦词更为接近。宋代词评家都说梦窗出于清真，不仅反映面窄小，艺术方面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如清真的绵密，梦窗转为晦涩；清真的繁秾，梦窗转为堆砌，都是变本加厉。全集中明快的词占极少数。如仔细分析，则所谓“人不可晓”者亦自有脉络可寻，但这样的读词，未免使人为难了。说它为狭深的典型，当不为过。词如按照这条路走去，越往前走便越觉其暗淡，如清末词人多学梦窗，就是不容易为一般读者接受的。
南宋还有很多的词家，比较北宋更显得繁杂而不平衡；有极粗糙的，有很工细的，有注重形式美的，也有连形式也不甚美的，不能一概而论。大体上反映时代的动乱、个人的苦闷，都比较鲜明，如本书下卷所录可见一斑。不但辛弃疾、二刘（刘过、刘克庄）如此，姜夔如此，即吴文英、史达祖、周密、王沂孙、张炎亦未尝不如此。有些词人情绪之低沉，思想之颓堕，缺点自无可讳言；他们却每通过典故辞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拉杂草率，未必正确。所述各家，只举出若干“点”，不能代表“面”，或者隐约地可以看到连络的“线”来：这“线”就表示出词的发展的两个方向。这非创见，过去词论家、评家、选家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他们却有“正变”之说。显明的事例，如周济《词辨》之分为上、下两卷，以温、韦等为正，苏、辛等为变。这样一来，非但说不出正当的理由，事实上恰好颠倒了。他们所谓“正”，是以《花间集》为标准而言，其实《花间集》远远不够“正”。如陆游说：
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
《花间集》如何可作为词的标准呢！《花间集》既不足为准，则正变云云即属无根。我们不必将正变倒过来用，却尽可以说，苏、辛一路，本为词的康庄大道，而非硗确小径。说他们不够倒是有的；说他们不对却不然。如陈无己说：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要非本色”，即使“极天下之工”也还是不成，这样的说法已很勉强；何况所谓“本色”无非指“花间”、柳七之类，非真正的本色。本色盖非他，即词的本来面目，如今传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面广阔，岂不能包后来苏、辛诸词在内？因此，过去的变化，其病不在于逸出范围，相反地，在于还不够广阔。
词的本色是健康的，它的发展应当更大，成就应当更高。其所以受到限制，首先关键在于思想；其次，形式方面也未能充分利用。以历史的观点，我们自然不能多责备前人。过去的各种诗型，这里所说“曲子词”以外，尚有散曲、民歌等，都有成为广义新诗中一体的希望。
关于选释本的一些说明
《唐宋词选释》自唐迄南宋，共二百五十一首，分为三卷。上卷为唐、五代词，又分为三部分：一、唐，二、《花间集》，三、南唐，共八十七首。中、下卷为宋词，共一百六十四首。中卷题为“宋词之一”，下卷题为“宋词之二”，即相当于北宋和南宋。其所以不曰北、南，而分一、二者，因南渡词人正当两宋之际，其属前属后每每两可，不易恰当。其反映时代动荡的作品大部分录在下卷。中、下两卷之区别，也想约略表示出两宋词的面貌，有少数作家不专以其年代先后来分。如叶梦得生年较早，今所录二首均南渡以后之作，故移下卷。张孝祥生年稍晚，所录《六州歌头》作于1163年，《念奴娇》作于1166年，时代均较早，且反映南宋初年政治情况，故置韩元吉诸人之前。
因本书主要为提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之用，做法与一般普及性的选本有所不同，选词的面稍宽，想努力体现出词家的风格特色和词的发展途径。但唐宋词翰，浩如烟海，今所选二百五十余篇，只是一勺水罢了，真古人所谓“以蠡测海”。词的发展途径（如上文所说），本书是否体现出来了呢？恐怕没有。即以某一词家论，所选亦未必能代表他的全貌。例如中卷柳永词，取其较雅者，看不出他俚俗浮艳的特点；下卷吴文英词，取其较明快者，看不出他堆砌晦涩的特点。这也是一般选本的情况，本书亦非例外。
下文借本书说明一些注释的情况。
作“注”原比较复杂。有些是必须作注的。以本文为例，如姜夔的《疏影》：“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设若不注“那人”是谁，谁在睡觉？又如辛弃疾的《鹧鸪天》“书咄咄”句用晋殷浩事，一般大都这样注；但殷浩“咄咄书空”表示他热中名利，和辛的性格与本篇的词意绝不相符，若不作注，就更不妥了。有些似乎可注可不注，如引用前人之句说明本句或本篇。这个是否必要呢？依我看，也有些必要，我不避孤陋之诮，在这选本中妄下了若干条注。虽然分量似已不少，离完备还差得多。
前人写作以有出典为贵，评家亦以“无一字无来历”为高。互相因袭，相习成风，过去有这样的情形，其是非暂置不论。其另一种情形：虽时代相先后，却并无因袭的关系。有些情感，有些想象，不必谁抄袭谁。例如李后主《浪淘沙》中的名句“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人说它出于《颜氏家训》的“别易会难”，引见上卷李煜此篇注③。果真是这样吗？恐怕未必。所以二者相似，或竟相同，未必就有关联，也未必竟无关联，究竟谁是偶合，谁是承用，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所谓“看”，当然用注家的眼光看，那就不免有他的主观成分在内了。
而且所谓“二者”，本不止二者，要多得多，这就更加复杂了。譬如以本句为甲，比它早一点的句子为乙，却还有比乙更早的丙丁戊己呢。盖杜甫诗所谓“递相祖述复先谁”也。注家引用的文句，大都不过聊供参考而已。若云某出于某，却是不敢这样保证的。
再说，可以增进了解，这情形也很复杂。如以乙句注甲句，而两句差不多；读者如不懂得甲，正未必懂得乙。其另一种情形，注文甚至于比本文还要深些，那就更不合理了。怎么会发生这类情形的呢？因为作注，照例以前注后，更着重最早的出典，故注中所引材料每较本文为古，如《诗》、《书》、《史》、《汉》之类，总要比唐诗、宋词更难懂一些，这就常常造成这似乎颠倒的情况。然所注纵有时难懂，却不能因噎废食。注还是可以相当增进了解、扩大眼光的。将“注”和“释”分开来看，只为了说明的方便，其实“注”也是释，而且是比较客观的“释”。古典浩瀚，情形繁复，有诗文的差别，有古今言语的隔阂。有些较容易直接解释，有些只能引用许多事例作为比较，使读者自会其意。如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其中每一条开首为解释，下面所附为原材料。其功力最深、用途最大的即在他所引许多实例，至于他的解释虽然大致不差，也未必完全可靠。我们将这些实例，比较归纳起来，就可以得出与张氏相同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和他不尽相同的结论，会比他更进一步。这样，我认为正得张氏作书之意。书名“汇释”，“汇”才能“释”，与其不“汇”而“释”，似无宁“汇”而不“释”。因若触类旁通，你自然会得到解释的。
以上所谈，是为了使读者明了注释一般的情况以及如何利用它，原非为本书的缺点解嘲。就本书来说，诚恐不免尚有错误。当选录和注释之初，原想尽力排除个人主观的偏爱成见，而忠实地将古人的作品、作意介绍给读者；及写完一看，这个选本虽稍有新意，仍未脱前人的窠臼。选材方面，或偏于消极伤感，或过于香艳纤巧，这虽然和词本身发展的缺陷有关，但以今日观之，总不恰当。而且注释中关于作意的分析和时代背景的论述，上、中两卷亦较下卷为少。注释的其他毛病，如深而不浅，曲而未达，偏而不全，掉书袋又不利落，文言、白话相夹杂等，那就更多了。自己也难得满意，更切盼读者指教。
俞平伯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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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上卷 唐五代词(1)
虞美人
李 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敦煌曲子词
菩萨蛮①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②，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③。
【注释】
①这篇叠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的事作为比喻，和汉乐府《上邪》相似。但那诗山盟海誓是直说；这里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②“参”“辰”，两星名。参（shēn），参宿，在西方；辰，心宿，在东方。天体上距离约一百八十度。出没不相值，亦叫“参”、“商”。辰为商（殷商）星，见《左传·昭公元年》。参、辰本不能并见，况在白昼。③纵然具备上边所说各项条件，盟誓可以罢休，却仍不能休，还要等待三更时看见日头。一意分作两层，加重之辞。
浣溪沙
五里竿头风欲平①。长风举棹觉船行。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②。满眼风波多灼，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③。
【注释】
①“竿头”或校作“滩头”。“五里”疑为“五两”之误。五两，鸡毛制，占风具。郭璞《江赋》：“觇五两之动静。”如不改字，解释为船行五里，风忽小了，亦通。②“长风”似与上文“风欲平”矛盾，故或校作“张帆”。但张帆即无须举棹，这里恐是倒句。追叙风未平、未转顺风时的状况。逆风划船，走得很慢，所以说“觉船行”。“举棹”正和“停却棹”对，反起下文不摇船，顺风挂帆，船走快了，所以说“是船行”。两语相承，用“觉”“是”两字分点，似复非复。③梁元帝《早发龙巢》：“不疑行舫动，惟看远树来。”
望江南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鹊踏枝①
叵耐②灵鹊③多语④，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⑤。比拟⑥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注释】
①“鹊踏枝”为“蝶恋花”之异名。这和后来的“蝶恋花”，句法亦颇不同，故仍其原题。②“叵”是“可”的反文，不可也；读为“不可”的合音。叵耐，不可耐。犹俗语说“叵测”，不可测。③《淮南子·氾论训》高注：“乾鹄，鹊也，人将有来客，忧喜之征则鸣。”《开元天宝遗事》：“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近代也还有这种迷信的说法。参看下宋欧阳修《玉楼春》注⑤。④原作“满语”，“满”字疑是“”之形误，欺瞒。或校作“谩”。“”与“满”较近。⑤不要和他说话，即不要听他的话。⑥“比拟”，准备。
别仙子①
此时模样，算来是秋天月。无一事，堪惆怅，须圆阙②。穿窗牖，人寂静，满面蟾光如雪。照泪痕何似，两眉双结。晓楼钟动，执纤手，看看③别。移银烛，偎身泣，声哽噎。家私事，频付嘱，上马临行说。长思忆，莫负少年时节④。
【注释】
①全篇从男子方面，追忆离别，描写对方。开首借月比人，即以月的圆缺来说明人事的变迁；以后用月影穿窗照见美人，实写临别情景，直贯篇终。②人本和月一样地圆满，所以说无一事堪惆怅，只是月有圆缺，人有离合，未免可惜，即是可惆怅。圆阙并列，却重在“阙”。“须圆阙”，须有圆缺，定有圆缺的意思，唯口气较软。须犹应也，必也，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③“看看”，转眼，估量时间之辞，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④这是总结上文的种种的叮咛嘱咐，语在虚实之间。
南歌子二首①
斜影珠帘立②，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③谁绾？甚人踏裰④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直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⑤。罗带同心自绾。被蛮儿⑥踏裰裙。蝉鬓珠帘乱⑦，金钗旧股分⑧。红妆垂泪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
【注释】
①设为男女两方相互问答。这是民歌的一种形式，源流都很长远。词的初起，有多样不同的风格。此二首有意校字。第二首“哭郎君”以下原在另一首上，盖是错简，今校改。②“影”，原作，将“彡”搬在左边，即影字的俗写。人的影子映着珠帘。或将“影”改为“倚”，未是。
③“同心”，结子的一种式样，表示恩爱。④“裰”，补也，文义不合，当是错字。或引唐窦梁宾《喜卢郎及第》：“小玉惊人踏破裙”句校作“破”。“破”可作语助用，当轻读。⑤说面上的指痕是自己梦中弄上的。
⑥“蛮”校改字，原作“”，误。“蛮儿”，小儿。李贺《马诗》：“吾闻果下马，羁策任蛮儿。”⑦即用原第一问“斜影珠帘立，情事共谁亲”，回答第五问“蝉鬓因何乱”，章法整中有散。⑧金钗是早年丢掉的，或从前别君时所分，所以说“旧股分”。
抛球乐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①。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②？
【注释】
①白描写法，口气神情非常婉转，不像一般的七言诗句，别具一种风格。“他”，（tuō)。②“知闻”在唐诗中，或作名词用，或作动词用，详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这里当是名词，作朋友、相知解。若释为过从结交，当动词用，就和下文“解”字相犯，一句中有了两个谓语反而费解。“淡薄知闻”是一个词组，和张书所引“琴里知闻”“酒知闻”相像。这句如翻成现代语，大略是：薄幸的相知懂得人好心吗？是承上“少年公子负恩多”，说出这首词的本意。
李 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安西都护府），后迁居四川。天宝初，入长安，贺知章一见，称为“谪仙人”，荐于唐玄宗，待诏翰林。后漫游江湖间，被永王李璘聘为幕僚。璘起兵，事败，白坐流放夜郎（在今贵州省）。中途遇赦，至当涂依李阳冰，未几卒。
李白所作词，宋人已有传说（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证以崔令钦《教坊记》及今所传敦煌卷子，唐开元间已有词调。然今传篇章是否果出于太白，甚难断定。今仍录《菩萨蛮》、《忆秦娥》各一首。
菩萨蛮
平林漠漠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②。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③。玉阶空伫立④，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⑤，长亭更短亭⑥。
【注释】
①漠有广阔义。“漠漠”，平远貌。②这和杜甫《滕王亭子》：“清江锦石伤心丽”，句法极类似。伤心是重笔。“伤心丽”极言文石五色的华美；“伤心碧”极言晚山之青，有如碧玉。③“人”指思念征夫的女子。孟浩然《秋登南山寄张五》：“愁因薄暮起”，又皇甫冉《归渡洛水》：“暝色赴春愁”，都和这词句意境相近。孟浩然和李白同时，皇甫冉比太白年代更后，李白恐不会袭用他们的句子。前人诗词每有一种常用的言语，亦可偶合。如梁费昶《长门怨》：“向夕千愁起”，早在唐人之先。意境亦大略相同。④过片另起，和上片“有人楼上愁”，不必冲突。如《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是在楼下；下文换韵接“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便在楼上了。这些都多方表示盼望之情。《草堂诗余》“玉阶”作“栏干”。⑤许昂霄《词综偶评》：“远客思归口气，或注作‘闺情’，恐误。又按李益《鹧鸪词》云：‘处处湘云合，郎从何处归。’此词末二句，似亦可如此解，故旧人以为闺思耳。”许亦无定见，两说并存。但释为闺情当比较合适。如许说：“楼上凝愁，阶前伫立，皆属遥想之词”，岂非全篇都是想象了。⑥《释名》卷五：“亭，停也，人所停集也。”指大道上行人休息停留的地方。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白氏六帖》卷三“馆驿门”引庾赋，并云：“言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①。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②伤别。乐游原③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④。
【注释】
①《列仙传》上：“箫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一旦皆随凤凰飞去。”“娥”，美人通称，秦娥犹言秦女，指弄玉。楼、台亦通称，秦楼即秦台。②“灞陵”，汉文帝陵，在长安东，附近有灞桥，唐人折柳送别的所在。③乐游苑在汉长安东南，至唐称乐游原，一名乐游园，在长安城内升道坊龙华寺之南。曲江在同地。④汉代宫殿唐时尚有存者，如史载贞观七年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又借汉喻唐，唐人诗中常见。篇中所云，不必泥于汉家，盖中晚唐时人伤乱之作。
韩 翃
韩翃，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载（754）进士。姬人柳氏，曾为番将沙吒利所夺，后仍归韩。德宗时为中书舍人。
章台柳①
章台柳②，章台柳，往日依依③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注释】
①韩翃和柳氏赠答故事，详见许尧佐《章台柳传》（《太平广记》卷四八五）、孟棨《本事诗》。②“章台”，汉长安中街名，见《汉书·张敞传》，是繁华的地方，后来每借称妓院所在。六朝、唐人已用其事与杨柳相连。如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崔国辅《少年行》：“章台折杨柳。”《古今诗话》：“汉张敞为京兆尹，走马章台街。街有柳，终唐世曰章台柳。故杜诗云：京兆空柳色。”（《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六七柳部引。《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三所引略同，有脱文，引杜诗“柳色”作“柳市”，出杜集别本。杜句在《八哀篇·严武》诗中。《古今诗话》已逸，疑即宋李颀《古今诗话录》，见《宋史·艺文志》）。③“依依”，柔软貌。《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往日依依”从《全唐诗》本，《章台柳传》引作“颜色青青”，《本事诗》引作“往日青青”。
柳 氏
事迹见前。
杨柳枝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①，纵使君来岂堪折。
【注释】
①《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
张志和
张志和，本名龟龄，字子同，金华（今属浙江）人。唐肃宗时待诏翰林。后隐居江湖间，自号烟波钓徒。著书名《玄真子》，亦以自号。
渔 父
西塞山①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②肥。青篛笠③，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注释】
①《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一引《乐府记闻》称张志和“往来苕霅间作《渔歌子》词”。西塞山在浙江湖州市吴兴区西。②“鳜鱼”，一种大口细鳞，淡黄带褐色的鱼，今呼桂鱼，即鳜之音转。③“篛笠”，篛通作“箬”，竹箬做的斗笠。
韦应物
韦应物（737—？），长安人。唐玄宗时为三卫郎。建中二年（781）为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江州刺史。贞元初（785左右）为苏州刺史，后世称为“韦苏州”。所作词仅存《三台》、《转应》数曲。
调笑令①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②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注释】
①本调“仄、平、仄”，凡三换韵。②即焉支山，在甘肃山丹县东。《史记索隐·匈奴传》：“匈奴失焉支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通作“燕支”、“胭脂”，本植物名，亦叫红蓝，花汁可做成红的颜料。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后因王叔文事贬为朗州（今属湖南）司马。元和十年（815）召还，又贬连州刺史。晚为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禹锡在朗州，曾仿民歌为新词。有《刘宾客集》。
竹枝四首①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瞿塘②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③。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④。
【注释】
①《乐府诗集》卷八十一近代曲辞：“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刘禹锡原作有小引。②“瞿塘”亦作“瞿唐”，长江三峡之一，在重庆市奉节县。有滟滪堆，在江心。③“畬”，麻韵，shē。杜甫《秋日夔府咏怀》：“烧畬度地偏。”钱谦益笺引旧注：“楚俗烧榛种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研畬。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畬刀。”即所谓“刀耕火种”。耕种三年，田地须休息一次，故用《尔雅》“三岁曰畬”的畬字。④“情”、“晴”谐音。古乐府诗廋词，或出谜面，或出谜底。一般多用谜面，如“见莲不分明”，莲者，怜也之类；亦有出谜底者，如“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期者，碁也。或依宋本刘集作“道是无晴还有晴”。《乐府诗集》卷八十一：“一作晴。”作两“情”者出谜底也，作两“晴”者用谜面也。亦有上“情”下“晴”，谐音互见，蕴藉出之者，如清人朱子涵《重刊明钞刘宾客文集》卷二十七作“道是无情还有晴”。“情”、“晴”形似音同，流传易误。既各有合于古乐府辞例，自不妨并存。今仍从通行本并作“情”字，而记其异文，以供参考。
浪淘沙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①满江隈。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浪底来②。
【注释】
①许浑《题峡山寺》四首之三：“蛮女半淘金。”金有矿金、沙金诸名称。淘沙金称为“淘金”或“淘沙”。②盖言王侯贵妇之金钱富贵，尽是从劳动男女在沙中浪底之辛勤劳动中得来。本篇在唐人词中，思想性殊高。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今属山西）人。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重庆市）刺史。后为杭州刺史，又为苏州、同州（今属陕西）刺史，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诗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又与刘禹锡齐名，称“刘白”。词不多，但影响后世甚大。有《白氏长庆集》。
竹 枝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①月向西。唱得竹枝声咽处，寒猿闇鸟②一时啼。
【注释】
①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山上，西汉末公孙述据此，自号白帝，山、城因此得名。刘备伐东吴败归，就死在白帝城。用地名即景，亦有怀古意。②《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李白诗《下江陵》“两岸猿声啼不住”，到唐代还是那样。“闇”，同“暗”。传世本《尊前集》，如黄荛圃旧藏明钞本，《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汲古阁本，俱作“闇”，彊村本作“闲”，盖误。残夜鸟啼，作“闇”自好。白氏本集亦作“闇”。
望江南二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①。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②，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③，郡亭④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注释】
①“谙”，熟悉。②蓝草，蓼蓝，可制靛青。③宋之问《灵隐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作者有《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宿因月桂落”，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又《东城桂》诗自注：“旧说杭州天竺寺，每岁中秋有月桂子堕。”这不过是中秋晚上到天竺山中赏月罢了。④“郡亭”，在杭州，盖即虚白亭。作者有《郡亭》诗：“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
温庭筠
温庭筠（812—？），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大中初（850左右）应进士，不第。黜为方城（今属河南）尉，改隋县（今属湖北）尉，后为国子助教。卒于咸通八年（867）以前。《旧唐书》谓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词有《握兰集》、《金荃集》，今不传。唯《花间集》中尚存其词六十六首。诗与李商隐齐名，称“温李”。
菩萨蛮
小山①重叠金明灭②，鬓云欲度③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④。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⑤。
【注释】
①近有两说，或以为“眉山”，或以为“屏山”，许昂霄《词综偶评》：“小山，盖指屏山而言”，说是。若“眉山”不得云“重叠”。②承上屏山，指初日光辉映着金色画屏。或释为“额黄”、“金钗”，恐未是。③《词综偶评》：“犹言鬓丝撩乱也。”“度”字含有飞动意。④这里写“打反镜”，措辞简明。⑤“帖”，“贴”字通，和下文金鹧鸪的“金”字遥接，即贴金，唐代有这种工艺。“襦”，短衣。绣罗襦上，用金箔贴成鹧鸪的花纹。
又①
水精帘里颇黎枕②，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③。藕丝秋色浅④。人胜参差翦⑤。双鬓隔香红⑥，玉钗头上风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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