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 1-4方面军会师-分兵-草地-西路军覆灭-回延安-抗日】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条件。然而，会师不久，张国焘即和中央发生分歧，给党和红军的团结，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首先始自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师前夜，蒋介石判断我一、四方面军“急图合股川西”，“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平武一线，扼我北进；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至名山、芦山、雅安、荣经一线，防我东出；以刘文辉、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进，追堵红一方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甘、青两省的马家军，防我西出青海。我北面的四军、三十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部对峙；东面的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线，与川军对峙。敌人不断向我进攻，激战一直不停。我们当时以一部主力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兵力在茂、理、汶一带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物资。前线兵力有限，处于守势。

　　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里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

　　蒋介石不断向我东部和北部增兵筑垒，我们整天和敌人对峙，打消耗战。所以，我是很着急的。六月十二日，我起草的致中央的报告里说：“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展开，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红军因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见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这些话，说明我对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是焦急与等待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

　　六月十六日，中央和军委来电，提出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的行动计划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如发展受到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并且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均深山穷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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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稀少，给养困难。至于西康，情形更差。邛崃山脉地区，只能用小部队活动。红军主力出这些地区，均非良策。如敌人完成封锁计划，则将使红军北出机动，极端困难。由此可见，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向我打招呼，十七日即复电中央。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十八日，中央来电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北向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十九日，在川敌猛攻下，我军被迫放弃北川县城，于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继续凭险阻敌。南面的红一方面军，亦被杨森部压迫，撤离宝兴。二十日，中央又来电强调，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暂时只好向川西南发展。如是，则四方面军须速向懋功开进，两军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突击雅、名、邛、大地区，打开战局。中央认为，这一行动关系全局，需张国焘立即去懋功面商。这样，张国焘方急忙动身，从茂县赶到懋功去。

　　这个时候，陈昌浩也来到理县。我们商量，还是应按中央北出的指示，作攻打胡宗南的准备。北川已失，出平武困难，唯一的出路是想法拿下松潘。我们一面派兵加强东面的千佛山、观音梁子一线，阻击川敌，扼控茂县；一面调两团兵力向松潘方向运动，并派人侦察黑水地形，拟西取黑水作后方，援应攻打松潘的部队。

　　松潘是个地震区。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军正在进行仪南战役时，松潘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觉到了。地震中心在叠溪地区。据老乡说，当时岷江曾断流三天，江水流入地震中心，形成一块宽五百余米、深八十余米的大海子。我四军一部从茂县进占松潘以南的松平沟时，就是从叠溪海子坐船渡过的。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三十一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扼控，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于懋功的两河口开会。二十八日，正式作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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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一方面军为左路军，四方面军为中路和右路军），攻占松潘，北出甘南。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因此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我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我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

　　张国焘回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仍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具体部署是：以王树声率四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收胡敌南向；以陈昌浩率一部（右路），我率一部（中路），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部队从理县、茂县出发。

　　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中央慰问团抵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慰问团成员有李富春、林伯渠、罗迈（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张国焘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还煽动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由我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

　　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种复杂局面，我缺乏思想准备。两军会合之初，我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我请陈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张主席郑重反映。陈昌浩当时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答应适当的时候，向张国焘做工作。后来，听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向毛儿盖进军

　　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我带的一路部队，七月六日从理县地区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黑水河面不宽，约三四十米，但水流湍急，浪涛翻滚，深不可测。据老乡说，没有索桥是过不去的。沿岸的溜索桥本来就很少，敌人为防红军渡河，几乎破坏殆尽。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敌机虽不易发现我们，但部队运动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一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沿途经过些藏民山寨，大都空空如也。他们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已牵上牲口，驮着粮食，转移到深山老林里去，有的还不断向红军放冷枪。民族矛盾是历史上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要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住过的房屋，临走时要打扫干净，上好门板。那时，我们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途中，零星战斗不断，主要是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抵抗和袭扰活动。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我们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毛儿盖。王树声率后卫部队陆续撤出岷江东岸，向黑水、芦花、松潘地区集中。胡宗南部正加强对松潘的固守，薛岳一部亦进抵平武、文县，配合胡敌防我北出甘南。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我对周围敌军的兵力部署、番号、装备、位置、作战特点及我军各部队的住地、人数、行进方向等，全装在脑子里，记得滚瓜烂熟，能有问必答，总司令对这点比较满意。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有次，我去他住地，他正坐在房里烧糌粑吃。见我来到，高兴地说：来吧，我们一起吃！我俩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我们一起去张国焘住地，征得了他的同意。张国焘当时已任军委副主席，摆出的是统筹全局的姿态。他答应立即向中央建议，落实这件事情。原来，我们计划抽调四个团给一方面军，后经中央同意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三十二团，一千一百人；三十军二七○团，一千六百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一千一百人，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为了统一部队的指挥，加强两军团结，胜利完成北上的任务，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二十日，对军队组织系统作了如下的调整。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一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三军：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

　　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治委员曾日山，代参谋长曹里怀。

　　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以上各军为原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

　　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原一军团）。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原五军团）。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原一军团）。

　　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原三军团）。

　　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以上为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未变；方面军总部仍保持原建制）。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中央派人通知我出席会议，要我汇报军事方面的情况。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张国焘、邓发、凯丰、刘伯承、陈昌浩。会上首先由张国焘发言，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接下来是我发言。我在汇报四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在发言中，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当天的会议，遂告结束。第二天继续开会，因我和陈昌浩要率前敌指挥部先去毛儿盖，便未再出席。后来听说，会议开得比较圆满。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但存在某些缺点。会上没有出现新的争执。

　　我和陈昌浩、叶剑英带一部兵力，向毛儿盖进军。举目所见，尽是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部队披荆斩棘，翻山越谷，走得很艰苦。翻越长岱山时，有棵大粗树横倒在那里，我们的马都过不去，只得绕路走。毛儿盖位于松潘以西约二百五十华里处，若尔盖大草原的边沿，是块平坝子。居住的藏民多数从事畜牧业，少数务农。有座相当讲究的喇嘛寺庙，座落在西山坡上，与附近那些破旧不堪的藏民住房，成了鲜明对比。我住的是普通藏民的房屋，两层—一上面住人，下面住牲口，气味颇大。藏民的楼房不造楼梯，砍根树桩子，挖上些梯槽，当楼梯用。我们进房，就得爬树桩。陈昌浩、叶剑英的住处离我不远，也都是藏民的房屋。我先头部队二六八团于七月间占领毛儿盖后，曾想方设法，筹集了些粮食、牛羊，等待大部队上来。我们安顿就绪，吃了顿饱饭，立即派人为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住地，并了解敌情，计划攻取松潘。

　　这时，我四军一部，经与胡敌激战，攻占了距松潘十多里的要点毛牛沟。后续部队，继续向松潘运动。敌人判断我军的企图是：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松潘进占岷县；一部经阿坝进据夏河，“期达越过洮、夏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因而，蒋介石除严令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筑碉固守阵地外，以王均第三军布于洮河沿线，主力控岷县、临潭；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布于天水、甘谷、武山、陇西一线，主力控陇西；以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布于贵德、同仁、循化、皋兰、临夏地区，主力控临夏。另以第四十五军出懋功，向抚边、阿坝追击；第二十一军越岷江，向理番、毛儿盖、班佑追击；新编第六师李家钰部出威州、茂县，向镇江关、松潘追击；暂编第二师彭诚孚部，出白草场，向镇江关追击。战略预备队杨森部，控懋功；郭勋祺师，控新津；王瓒绪部，控绵竹；薛岳部，控平武。蒋介石企图死扼松潘，压迫红军经草地出甘、青，而后在“临潭、临夏、夏河、同仁间，将其聚歼”。

　　我和陈昌浩、叶剑英商定，以多路突击的办法，攻打松潘。但是，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胡敌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我军火力不行，不论正面突击或迂回攻击，均难凑效。

　　八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我，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与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在这次会议上，还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郑义斋、吴先恩他们是“老后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没办法。周恩来同志患疟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时，带去几斤牛肉，算是头等补养品。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我们和党中央走右路。经党中央同意，决定以三十军二六五团、二六四团为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右路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岷江两岸的牵制部队殿后，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靠拢，衔接前进。

　　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同志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我。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而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作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毛儿盖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历史意义。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

　　打开北上的通道

　　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陆续出动。一军团先行，继后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三军殿后。我和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

　　当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根据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正通过草地边沿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北进。他们来电说，已从查理寺派董振堂带五军主力探查北进道路。阿坝地区人粮较丰，比芦花、毛儿盖要好得多。主力占领阿坝，很有必要，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多辟北进道路，必要时还可协助右路军行动。八月二十日，先头部队即攻占了阿坝。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我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亦发电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告诉了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我和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八月二十四日，又致电朱、张，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呢？把中央的决定和我们的劝告当耳旁风。我们左催右催，也没有用。

　　从八月二十二日起，我们率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透迤蛇行，忽隐忽现，象是飘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会被吞没。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一方面军的部队减员尤多，因为他们长途转战，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经不起恶劣环境的折腾。为减少死亡和发病率，党中央、前敌指挥部和各军领导同志，想了些办法。如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各人不要乱挖乱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耗牛，供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从绝境中求胜利；等等。“人定胜天”。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我军终于通过了人迹罕至的大草原。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确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难不倒的英雄队伍。这样的队伍，是永远不可被战胜的。

　　穿过草地，部队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有粮，有水，有牛羊，有民房，大家可高兴啦。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住阿西，我、陈昌浩、叶剑英及前敌指挥部住巴西。两地相距不远，来往较方便。陈昌浩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熟悉。有什么事情，都是他去和中央联系。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我军北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道。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我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八月二十九日，我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余敌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顽抗。三十日夜，援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后，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当夜，敌进至大戒寺。次日，敌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到大戒寺以南，令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我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当天下午三时，我们下令反击。埋伏在山林间的八十八、八十九师指战员，一举楔入敌三个团中间，将敌割成三块，激战至晚，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在此同时，我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求吉寺前沿。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我遂令部队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消灭。战斗中，我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战后，部队将他与其他烈士的尸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十五军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屡建战功，是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所带领的二七一团，善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经常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着三十多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表扬。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令人十分难过。我在第二次北上路过那里时，曾去王友钧和其他烈士的坟前，献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缅怀之忧。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枝、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耗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八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九月三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这时，我们已令红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敌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兵力不多，筑碉未成，难以阻我突击。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

　　根据陈昌浩回来讲的情况，九月八日，我们致电朱、张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接着，中央即以我们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原电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

　　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九日，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待“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第十三章　长征路上（下）
　　进军川西南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奉张国焘的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我和陈昌浩率右路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

　　我军抵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我们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放在心上一样。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水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

　　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主席”的盲目崇拜心理，开始怀疑动摇，窃窃私议之风，不可遏止。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不满情绪尤甚。调来四方面军任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同志，就曾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他是黄埔五期生，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任过红军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他秉性刚直、豪爽，敢于坚持原则，陈述己见。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调红军大学执教，一面培训干部，一面积极支持刘伯承对张国焘的斗争，表现不错。

　　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军事问题上。

　　当时，敌人发现红军一部北上，大部南下，乃沿大小金川地区，布阵防堵。刘文辉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布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二十八军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等地。为打开南下通道，我们制定了夺取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的战役计划，报请红军总部批准实施。

　　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

　　根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我们作了具体部署。以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左纵队，由王树声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我和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左岸进攻，直取崇化、懋功；三十三军及二十七师一个，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及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驻河坝，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我左右两路纵队，开始行动。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深山绝壁和峡谷急流，利守难攻，不便大部队运动。战役开始后，我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首先向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铁桥强攻，以便渡河南下，与左纵队的进攻夹岸相应。但因守敌刘文辉部凭坚固守，我硬攻难克，右纵队渡河受阻。我们临时调整部署，令左纵队的四军从党坝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十一日，四军渡河成功，沿右岸疾进，十二日克绥靖，十六日克丹巴。与此同时，我左岸之三十军亦向南急进，十五日攻占崇化，以一部继续向懋功方向发展。九军二十七师于十五日夜间，对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继而跟踪追击，于十六日克抚边，十九日溃杨森第四旅，占达维。二十日，三十军一部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南逃，被我进占达维之二十七师主动截击，俘获一部；该师继而乘胜向东南发展，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至此，这一战役胜利结束。总计溃敌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坚无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九军二十七师连续作战，疾进五百余里，打得最出色。夜袭达维之战，行动秘密、神速，当部队摸进街里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敌第四旅旅长高德州惊醒后，顾不上穿衣服，仓惶逃走。战后，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认为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的铁军传统。这次战役的主要缺点是右纵队渡河受阻后，未能及时转移兵力，配合左纵行动，致使近半数兵力陷于无用武之地的状态；追击不力，对溃逃进山林的残敌搜索不够，影响了扩大战果。

　　百丈决战

　　我军南下川西南作战，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着。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包藏着“一箭双雕”的企图：一方面，彻底消灭红军，扼杀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形成蒋家的一统天下。四川一地，正如诸葛亮所谓：“盖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蒋介石早就垂涎三尺。他借着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派大批嫡系部队入川，进而控制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势力，正力图把“天府之土”变成他的战略大本营。十月间，蒋介石确定结束其“剿共”指挥中心“武汉行营”的工作，正式成立“重庆行营”，宣布“指挥剿匪之军事重心，即移于重庆”。他鼓吹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建设四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

　　整编后的川军，编制情况如下：

　　二十军军长杨森，辖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师，共十五个团。

　　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辖第一、第二、第四师，共十六个团零十二个独立营。

　　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辖教导师、第五师，共十四个团零六个独立营。

　　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辖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师及军直属旅，共十五个团零一个特务大队。

　　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师，共十八个团零一个特务团。

　　四十四军军长王瓒绪，辖一师、二师、暂编一师，共十六个团零十一个独立营。

　　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辖一二五、一二六、一二七、一二八、一三一师，共二十四个团。

　　第一○四师师长李家钰，共九个团零一个补充团。

　　四川善后公署直辖部队，包括暂编第三师、第四师，模范师，暂编第三旅，独立第五、六、七旅，警备第一路及边防第六混成旅等。

　　由此，四川军阀即被蒋介石一手控制，天府之国，遂成蒋土。

　　整编后的川军，紧缩约三分之一的名额，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有所增强。这时，蒋介石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我军；胡宗南部北向甘南，对付中央红军；吴奇伟部南下，对付红二、六军团；李抱冰部则扼守西康一带。我们估计，我军趁势南攻，打击川敌，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地区，有较大把握，遂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我军的具体作战部署是：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三十军全部、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之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以三十军九十一师师部率二七七团驻守达维、懋功。这一部署，以主力夺取天、芦、名、雅、邛、大等县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

　　朱德总司令完全同意以上部署，并就战术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认为，这一战役与绥崇丹懋战役的不同点在于：部队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城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为打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必须充分注意集中兵力，择敌弱点攻击，尽可能在野战中溃敌，乘胜追击，袭取堡垒和城市。要熟悉攻击敌人堡垒和阵地的方法；详细侦察，周密计划，多用夜袭手段取胜，并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针对部队在开阔地形条件作战的情况，他特别强调加强防空教育的重要性。既要消除畏惧敌机的心理，又要采取应付敌机的具体措施，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他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我们又要承认敌人的飞机确有杀伤威力，是要吃肉的。口头上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他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形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作了具体要求。

　　川敌为扼阻红军前进，自南而东加强兵力，筑碉封锁。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顺场至水磨沟一线；郭勋祺模范师九个团集中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十八个团，向西增援。

　　十月二十四日，我军翻越夹金山，向天全、芦山、宝兴发起进攻。我和陈昌浩随中纵队行动，直趋宝兴。守敌杨森部是被红军打怕了的，一触即溃。我军“打狗如打狼”，毫不松懈，猛打穷追，溃敌三个旅，于十一月一日进占宝兴。继而乘胜前进，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沿途共俘敌千余，缴步枪两千余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在此同时，我左、右两纵队亦顺利进展。七日，左纵队攻占大顺场，歼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抵近邛崃县境。右纵队克金汤后，又溃敌模范师一个旅，十日占领天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急令其独立旅向名山地区增援，遭我三十军、九军各一部钳击，全部被歼。名山西北之王家口镇一团守敌，亦被全歼。十二日，芦山守敌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弃城溃逃，该城遂被我占领。

　　我军战着雷霆，声威大震。十多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五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我控制，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惶然。

　　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的转战。我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和我的看法一致，认为蹲到川康边，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困难。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刘湘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于是，急调其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及李家钰部，星夜赶赴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扼阻红军。连同原来的守敌，合计兵力达八十余团。

　　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对付他们，有点把握。我们计划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打邛崃方向的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

　　十月十三日，我们集中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四军的兵力，计十五个团，向朱家场、太和场发起猛攻。当天，溃敌两个团，乘胜前进。十六日，直下邛崃、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再打下去，我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

　　敌人着忙，出动六个旅的兵力，进行反扑。经半日激战，被我三十军及九军一部击退。九军二十七师乘胜沿百丈通邛崃的大路进击，势如破竹。仅七十五团一营人即连破敌堡二百多个，当天下午占领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由于敌人沿邛、名公路纵深配备，碉堡林立，兵力集中，我军继续突进不利，我们遂令部队停止前进，主力向百丈左右靠近。以九十三师围攻名山，三十二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吸引邛峡方向的援敌出动。

　　十九日拂晓，敌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面向我进攻，拉开了百丈决战的战幕。

　　据俘虏供称：刘湘下了死命令，要川军拚死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守敌，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战斗一打响，敌人即集中强大炮火，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施行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血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

　　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丘陵、树丛、深沟、水田。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见了李先念他们，简单问了问情况。我们当时判断，刘湘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敌人的攻势，灭敌一部，有可能胜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唯敌机太讨厌，对我前沿至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对付敌机又缺炮火，伤亡增大，叫人很伤脑筋。我军坚守在月儿山、胡大林、鹤林场及黑竹关至百丈公路沿线的山岗丛林地带，与敌反复拉锯，血战三昼夜。敌用两旅兵力企图通过水田进占百丈，在我几十挺机枪扫射下，整营整连的敌军，被击毙在稻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但因该地交通方便，敌人调兵迅速，后继力量不断增加，攻势并未减弱。二十一日，我黑竹关一带的前锋部队被迫后撤，敌跟踪前进。二十二日，百丈被敌突入，我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拚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

　　战局没有打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峙对我不利。我们只好放弃原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十一月下旬，我三十军、九军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四军在荥经方向，遭薛岳部猛攻。因敌众我寡，被敌突进，部队遂撤至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冰部对峙。我军遭敌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战后，我军遂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带与敌相峙，发动群众，准备过冬。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住芦山城北的任家坝。

　　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山皆白，地冻三尺。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冻死在雪地里。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柳暗花明

　　正当我军南下碰壁、处境困难的时刻，党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团结对敌的方针，及时传来，给全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力量。这是一个转折关头，在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我军南下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露骨侵略，我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白区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斗争，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如波焘汹涌，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时，共产国际已派张浩同志（林育英）回陕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据我观察，他是作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象“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惦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南下以来，我一直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几次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但他就是不听。我毫无办法，心里很不痛快，常常借口军事工作忙或身体不适，不去参加总部的会议。有段插曲，我印象很深。百丈战斗后，我们前敌指挥部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央红军在陕北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师。这就是直罗镇战役。我很高兴，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我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张国焘态度很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我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了。心想：这个人真不地道，连兄弟部队打胜仗的消息，都不让下面知道。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种七上八下的心理状态。消息传开，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我军南下的碰壁，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不少同志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法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我、周纯全、傅钟等人。

　　“决议”要点明确指出，在民族革命新高潮中，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小军阀，有同情和参加革命的可能。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与组织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头子蒋介石。为此，党的具体政策上，必须实行若干转变，如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团结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优待反日反卖国贼的白军官兵，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用比较宽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等。为坚持党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不放弃反右倾的斗争。

　　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过后，他曾致书四川军阀，要搞统一战线，但未取得任何进展。

　　确定我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亦迫在眉捷。

　　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二月上旬，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及川军的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我军粮弹缺乏，打得十分艰苦。经一周激战，被迫撤出天全、芦山。面对敌人的重兵压迫，我们准备陆续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

　　这时，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我们选择。

　　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

　　第二方案为就地发展。红四方面军依托现地，打破敌人的“围剿”。第一步迫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间，实现夺取四川的计划。二、六军团则在靠近川南的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相呼应。

　　第三方案为南下转战。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前进。

　　上述三个方案，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

　　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的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滇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作决定。

　　我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九十一师两个团）位于大硗碛、邓生、达维地区，牵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争取在这一地区进行休整补充，筹集粮秣、物资，伺机北上。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至此宣告破产。

　　在道孚、炉霍、甘孜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我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刘伯承、李先念率三十军八十九师先行，为全军开路。红军总部与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一纵队（三十军、四军、五军及九军二十五师）行动。

　　行军路上，天寒地冻，没有一丝春意。首先翻越夹金山，漫山皆白，积雪盈尺。七十六团和总指挥部走在一起，费了好大的劲，才攀上顶峰。下山容易些，人和马匹几乎是滑下山去的，指战员都滚得象雪人一般。经达维、懋功至丹巴，沿途有前卫部队指示的路标，筹集的粮草，行进比较顺利。

　　从丹巴至道孚，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的折多山，顶天矗立，海拔五千多米。山上积雪终年，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象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好在刘伯承、李先念带领前锋部队开路，已经翻过这座雪山，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我们住在丹巴的一个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调查。他们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规定每人带足三天以上的干粮；备有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尽量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个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各级政治机关大力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万众一心，向雪山进军。

　　总指挥部和七十六团一起行动。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高原地带，爬山特别费劲。越往上走，越觉得头晕脑涨，四肢无力，气都喘不过来，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夜间，寒风怒号，大雪弥漫，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指战员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冰霜。有些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长眠在折多山上。牦牛是个宝，数量虽少，但出了大力气。这种动物，不仅肉可食，皮可衣，而且适应高原的恶劣自然条件，驮运物资，爬山履雪，比马匹还顶用。我们通过党岭山后，那些驮着辎重的牦牛，把四肢收起，扒在雪坡上下滑，一气就能滑下山去。同志们都风趣地把它们称作“革命牛”、“救命牛”。

　　三月十五日，总部机关抵道孚，继后进驻炉霍。我三十军进而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四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俘敌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百余人。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军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进道孚、炉霍。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在宝兴南关、大垭口多次与追敌激战，溃敌两个团，胜利完成后卫任务后，亦从懋功、丹巴向炉霍地区转移。至四月上旬，我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这带原属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的土司、喇嘛权力很大，是实际统治者。喇嘛庙林立，县城的庙宇盖得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象征着佛教的显赫地位。喇嘛寺均拥有大批土地、粮食、酥油、金银和牛羊，并有武装自卫。陈昌浩、刘伯承所部在炉霍一座寺院，即获得粮食一万石、羊毛十万斤、盐四万余斤，及一批贵重药材、金器银器、毛毡、武器弹药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抗抵。用借贷方式，取得我们急需的军用物资。对坚持反动立场、顽固抵抗者，才以武力解决之。甘孜西部的大土司德格，就同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并捐献了一批粮食和牛羊，慰问红军。我们则派人送去了些武器、弹药，作为谢礼。这对争取其他土司、喇嘛，友好对待红军，有较大影响。

　　我们原来不准备在这带立脚，只想筹足必要的粮物，即刻北上。三月初，三十军则占道孚，总部即指定由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同志，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全力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制肉干）。要求达到供平均每人十五天需用的数量，以备北上。然而，那时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计划，在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停留下来。

　　二、六军团转战在川黔滇边，同党中央失去了电台联系。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指示，便由四方面军电台转发。朱总司令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极为关心二、六军团的命运。鉴于二、六军团已转战到滇西北地区，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朱总司令提议，四方面军暂在现地休整补充，接应二、六军团北上，大家都同意。不知怎么搞的，张浩来电，反对这个计划，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并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那时，中央红军主力已东渡黄河，向山西地区转战。形势错综复杂，方针变来变去，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同时，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还向中央建议，陕北为红军活动的重要地区，东征红军不宜孤军突出，脱离根据地，宜早日回到陕北为好。后来，我看了文件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东征的目的，是要从绥远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推动抗日局面的发展。

　　这个期间，我们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共五个军四万余人。编制序列如下：

　　方面军总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钟、曾传六，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倪志亮。

　　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千，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十师（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十一师（师长周世元，政委陈锡联）、十二师（师长张贤约、政委胡奇才）、独立师（师长徐应忠、政委高厚友）。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委朱金畅）、十五师（师长郭锡山，政委谢良）。该军系一九三六年一月间由五军团与三十三军合编而成。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委盛修锋）、二十六师（师长刘理运，政委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委李德明，参谋长姜振汉）、教导师（师长张道容，政委易汉文）。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参谋长熊德成，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每师三个团，九十师暂缺。

　　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政委桂干生）、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每师三个团，九十二师暂缺。

　　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全师二百余人。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辖第一路（司令李中芳）第二路（司令李彩云）、第三路（司令柴中孔）、第六路（司令马良俊）。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张宗逊。

　　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

　　部队整编后，主要是进行训练和开展地方工作。根据北上的敌情和地形条件，着重突出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江河战斗等战术训练。刘伯承同志主持红大的教学，亲自给干部讲打骑兵的战术问题，还编写了专门教材。我听过他讲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富有哲理性，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听了还想听。在地方工作方面，军队派出一批党政干部协助地方人员建党建政，建立藏民地方武装，建立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并积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由于当地的经济、文化条件十分落后，藏民对卫生知识简直一无所知。妇女生下孩子，用酥油擦一擦就算了事。大人、小孩患病，听天由命，连“偏方”治疗都不懂。人畜不分，性病流行。因而人口的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清洁卫生工作，帮助群众治疗各种疾病，也是我军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为策应二、六军团北上，四月中旬，我们派出四军及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阻止李抱冰部堵截。十六日占东俄洛，十九日逼近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三十二军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占领雅江，继占西俄洛，将康定之敌阻于雅江以东。二、六军团正从丽江一带向川康边的中甸、稻城方向进军，我们预计再有四十天左右，两军即可胜利会师。方面军总部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我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五月间，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开始西征。二十五日，中央来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四、二方面军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按：指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党的这一战略方针，使我们极为兴奋。二、四方面军会合在即，北上问题，迫在眉捷。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全军六月底北出夏、洮地区，届时二方面军可到甘孜，随即跟进。六月间，因两广事件发生，蒋介石调胡宗南等部南下，向李宗仁、白崇禧施加压力，甘南地区空虚。中央认为，四、二方面军出甘南最有利。总部讨论后，又改变了北出方向，决定乘虚出岷州地区，横扫王均、毛炳文部，向甘东南发展，并请一方面军向天水方向活动，进行策应。二十五日，我们作出了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松潘、包座一带前进的部署。旋即派李先念率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先遣军，经西倾寺先出阿坝，为全军通过草地作物资准备。

　　取消“临时中央”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经张国焘与中央磋商，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六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宣布取消伪中央。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也是党的正确路线和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从炉霍去甘孜，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我因要带中纵队先行北上，留在炉霍布置出发事宜，没有参加会见。

　　按照原定的北进部署，二、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陆续开拔。集结在炉霍地区的九军、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我率领，七月二日出动，经让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四军十师和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三十二军（会合后即编入二方面军）及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总司令率领，七月三日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正如方面军总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的政治命令中指出的：“党目前的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按：应为创造与巩固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因而，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军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经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他到甘孜后，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倡议，讲了几点看法：

　　（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份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弼时同志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任弼时同志的这种态度，在八月九日他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祺同志的信中，有充分的反映：“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

　　（伯承）、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作）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上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

　　甘南的守敌，是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为阻止我军前进，王均第三军之第七、第十二师在文县、武都、天水、西固；毛炳文三十七军之第八、第二十四师在陇西、定西；鲁大昌新编十四师在岷州、洮州、西固，分别固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在青海方向，则由敌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部扼守循化至贵德和新城至湟源一线，防止红军西进。八月初，我们制定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经红军总部批准实施。我军的具体部署是：以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主力由包座经俄界、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击岷州，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城相机夺取西固，向武都方向佯动；以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而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以保障左侧安全；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二两纵队。这一战役行动，以先机取得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进展，会合一方面军为主要目的。

　　八月五日，我军从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九日，一纵队之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十日，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继后，我率三十军一部进克漳县，陈昌浩指挥九军、五军围攻岷州。在此同时，第二纵队之四军经野狐桥、新堡向洮州旧城进攻，十师克旧城，十二师占洮州，并继向临洮方向发展。十师占洮州旧城后，遭马步芳骑兵旅猛烈进攻，激战一周，将敌击退。下旬，八十九师克渭源。唯岷州鲁大昌部凭坚死守，我军久攻未下。我率前敌指挥部驻漳县，陈昌浩在岷州前线，红军总司令部驻岷州三十里铺。

　　进入甘南，我们才知道党中央与张学良有个通盘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者进逼绥远和蒋介石处理两广事件尚未脱手的形势，以首先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逼蒋抗日为出发点而制定的。其要点为：

　　第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的目的。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西北，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而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实行之。

　　第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是造成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主要一环。打通苏联分两步走。第一步，配合东北军进据甘西。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继而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向兰州这一战略枢纽地带集中；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威胁青海，吸引河西走廊马步芳部东援，以便东北军乘虚接防甘、凉、肃三州，接通新疆。这一步骤，约一个半月内实现之。第二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一步骤实现后，一、二、四方面军在甘北会合。十二月起，以一个方面军留守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西渡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从北面接通苏联的任务。

　　第三，巩固内部，形成陕、甘、宁、青四省的抗日革命发展新阶段。任务包括：新老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使之成为西北局面的坚强领导中枢；东北军的加强；陕、甘、宁、青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反动分子的肃清，民主纲领的初步实现等。

　　第四，东北军与红军联合组成抗日先锋军，出师绥远，抵御日伪军的进攻，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第五，与南京政府谈判，逼蒋抗日，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敌。为此，我军目前暂不出河南，实行“你不来攻，我不去打”的策略，如蒋介石派兵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争取议和。

　　根据中央上述战略行动计划，西北局放弃了原定乘虚向东南发展的作战企图，作出了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为攻克岷州，陈昌浩指挥九军、五军连日攻城，部队伤亡不小，但未获进展。我四军一部克渭源，三十军一部逼近陇西，造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东北军那边，迟迟不见动作，不知是何缘故。八月下旬，中央来电征求西北局领导人的意见：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联系新疆边境，四方面军有无充分把握？如在冰期前西渡黄河，能否解决渡河工具？张国焘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事后，我即着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

　　八月底，中央鉴于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后，已令胡宗南部回开兰州，并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因而变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新的行动方针，要求把甘南发展为战略根据地之一，与巩固和发展陕南根据地和陕甘北根据地相呼应，并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准备冬季打通苏联。九至十一月的具体部署是：一方面军以一部主力南下，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尽可能取得岷州、武山、通渭地区；二方面军速向陕甘南交界地区出动。中央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最关重要”。一方面是吸引从郑州回开甘肃的胡宗南部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威胁和控制兰州；另一方面又可伺机给王均部以打击，把陕南与甘南的根据地联系起来。据此，我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北出，于九月七日占领通渭；红一方面军一师，由聂荣臻、左权、陈赓率领南下，直插静宁、隆德地区，逼近西兰公路；二方面军由哈达铺地区东出，九月一日占领礼县，继向陕甘边发展，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任弼时同志去二方面军随军行动，刘伯承同志亦调往二方面军工作。

　　这时，中央又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情况，向我们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彭德怀也给我发过一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我印象很深。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约八十万，而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才四十余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

　　西北局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中央复示：“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并称已派邓发同志经新疆去莫斯科，正等待共产国际批准。

　　为配合二方面军向陕甘边行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令四方面军抽出两个军，东出西和、礼县，消灭王均部。陈昌浩认为，派两个军出西、礼作用不大，不如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合力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更为有利。将来四方面军主力应向陇东北发展，与陇东南的二方面军呼应作战。为此，他从岷州前线，赶回三十里铺，与朱、张磋商。结果，于九月十三日共同向中央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

　　电称：“我军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具体部署为：“（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止静宁以东。（二）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

　　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川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共产国际批准了红军夺取宁夏和甘西的计划。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九月十八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我们开始行动，拟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

　　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二十九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九月三十日，我军分为五个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一纵队为四军，经官堡、渭源、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第二纵队为三十军，经鸳鸯铺、盘榆镇袭占通渭；第三纵队为九军，经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市镇；第四纵队为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第五纵队为五军，随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镇发展。我和陈昌浩跟一纵队行动。我军北进的任务有二：（一）执行《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在西兰通道以北阻击胡敌，屏障陕甘苏区。（二）会合红一方面军，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四方面军开始北进后，二方面军亦根据中央指令，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向会宁地区前进。十月二日，红一方面一师进占会宁。八日，我四军先头部队在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师部队会合。九日，方面军指挥部抵会宁，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所属人员的热烈欢迎。陈赓原是鄂豫皖时期红十二师师长，此次重逢，格外高兴。

　　三个方面军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十四章　血战河西走廊
　　西渡黄河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首先，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毗连中国西北的友好邻邦。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解决战略靠背问题，保持广阔而机动的回旋余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战略后方。否则，我前临日寇、蒙伪军和蒋介石的重兵压迫，后受河西“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滨)的牵制，对日作战开始后，就会处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境地，要形成西北的持久抗日局面，是不可能的。

　　其次，苏联是唯一能向我们直接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国家。只有打通苏联，红军和友军才能取得军事上、经济上的物资援助，藉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当时是军事强国，嚣张气焰，不可一世。我们对付日寇的侵略战争，不仅要靠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持，还要靠足够物质力量的支持。对于一支缺乏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的抗日大军来说，在战争初期取得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尤其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再次，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是巩固红军与友军的联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张学良从与我党建立联系起，就殷切期望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支持。为此，他曾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夏及甘西，还派出代表，专程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络。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后盾。可见，打通苏联，可以起到振奋友军，坚定友军的作用，巩固红军与他们的联盟。同时，国民党朝野人士中，还有一批力主联俄联共抗日的力量。红军打通苏联，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对他们是个有力鼓舞，对亲日派是个沉重打击，必将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打通苏联的问题，同苏联人民的切身利害，也息息相关。苏联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不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牵制日寇从东方进攻苏联的主要因素。我党关于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表示同意中国红军从北方和西北方向接近苏联，并答应积极提供军事和经济物资援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这些，就是当时的历史实际，当时的革命大局，当时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出发点。

　　党的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战略方针，建筑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同时，重视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早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又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四七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峪态势。一心灭共的蒋介石，犹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加之，他对东北军、西北军与我党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位一体”，抗日反蒋，因而更是心忧如焚，焦灼万状。处理两广事件刚刚脱手，他便急忙回戈西北，全力“剿共”。

　　蒋介石的“剿共”部署，分为两步：

　　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令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第三军及关麟征等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两师进至定西，王以哲部控平凉、隆德、静宁，董英斌部抽两师至固原策应。目的是要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进据河西地带。

　　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一百架新式战斗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五千人左右。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

　　十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十日抵会宁，顾不上休息，就找我和陈昌浩去，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敌情、我力，我们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以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胡、毛、王、关各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党中央和军委权衡轻重，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四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河包口渡河成功。大部队迅速跟进，势如破竹，摧毁马家军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江地带。消息传来，令人欣慰，令人振奋，令人鼓舞！根据三十军已渡河成功的局势，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于打拉池部署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指出：“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要求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日才，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并向军委建议：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必要时亦可从五佛寺渡河；现应速集结同心城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据此，我们令九军向河边开进，接三十军后渡河。从会宁前线抽五军下来，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拒阻南敌的任务，由四军、三十一军负责。方面军总部随三十军、九军渡河，指挥作战。

　　同日，中央军委根据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情况，作出了先击破南敌、后全力北向的部署。要求：第一，四方面军应即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随三十军渡河，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大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第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一部共同阻击南敌。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舞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以停止南敌的进攻。第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渡河。第四，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攻势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驶渡，颠波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二十八日拂晓，我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为加强河西力量，打开战局，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全率部队向河边急进。但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三十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当天，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东岸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西岸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组成西路军

　　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一步，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十月二十七日，我前卫军三十军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将韩起禄第二旅一团人，包围在一条山西北的堡寨里。月底，九军亦进占一条山南的锁罕堡、打拉牌一线，将马禄旅六百余人围在锁罕堡以北的堡寨里。五军驻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赵家水。接着，三十军又一举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消灭马鸿逵部一团人。河西部队初战的胜利。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派人积极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

　　但这时河东的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河东红军企图在海原、打拉池一线，诱敌深入，击敌一路，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尚未实现。十月三十日，中央军委电示：“九军、三十军暂控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十一月一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会见林育英后，来电说苏联的援助物资已经准备就绪，何时到达指定地点，尚待通知。并指出河西部队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步青部;（2）河东海原战役的胜利；（3）弄清宁夏的地形、天候、自然条件。“我们估计五、九、三十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现在你们应加紧筹粮、制冬衣、问明情况等准备工作，在胜利开展中去完成新任务。”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

　　十一月三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一条山、五佛寺地区，可留少部兵力扼守，便于机动。五日，朱、张电示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但这时，马步青、马步芳部，已向我军发起了疯狂反扑。

　　统治甘、青两省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共有正规军三万余人，民团武装十多万人。马步青任敌骑五师师长，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工兵、手枪各一团，统治地盘仅限于大靖、永登、古浪、民勤、永昌一带。其弟马步芳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辖四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及手枪、炮兵、宪兵各一团，统治着青海全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及以西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红军渡河前，蒋介石即令马步青所部开向兰州至靖远间黄河西岸，进行防堵。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又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及骑五师。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比马步青更反动些。

　　坐地称王的封建军阀，历来视地盘为生命。马步芳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当红军渡河后，他即火速派出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驰援，进攻红军。

　　十一月二日，马步芳部由寺儿滩向我一条山阵地猛犯。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红三十军英勇抗击，将敌击退。三日，敌又纠集三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向三十军阵地发起连续进攻。四日，我打拉牌一线的九军，亦与敌一个骑兵旅及特务团、民团共五千余人，展开激战。敌人的进攻，多先以强大炮火轰击我阵地，而后开始集团猛冲，步骑交加，刀枪并举，乱喊乱叫。虽受猛烈杀伤，亦能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不肯轻易败阵。子弹每人携带三、五排，打完后回去补充，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时，则迅速退却，诱我追击，利用空旷地带，发挥骑兵特长，实行快速反击包抄。我军初次对付马家步骑兵的集团进攻，边打边摸索经验，从容应战。激战四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顿挫敌人的凶焰，与敌暂成对峙状态。我们的最大困难是少粮缺水，一条山那带产盐，水是咸的，越喝越渴。部队激战终日，找不到水喝，嘴唇干裂，喉咙生烟，实在难熬。

　　被围于锁罕堡附近的马禄旅六百余人，系马步青部。我们当时想利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马步青，孤立最反动的马步芳。经一再争取，被围的敌人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我军遂网开一面，令其全部撤走。这件事多少也起了点作用。据说，不想受制于马步芳的马步青，为此曾亲临寺儿滩，想和红军秘密谈判，但因派出的代表被马步芳部击毙，未果。

　　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六日，我们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具体部署是：以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出动，经永泰或寺儿滩，攻取大靖；以九军为第二纵队，由镇虏堡出动，经松山、干柴洼、红凉山，攻取古浪；以五军为第三纵队，由三角城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永泰、红水前进，待三十军进据大靖、九军进据古浪后，再经古浪进取凉州。部队出动的时间，预定在十二、三号。上述情况和行动计划，我们向军委和红军总部作了报告。

　　八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十二月上旬以后出动。

　　第二，一、二两方面军第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以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姿状吸引二高（高桂滋、高双城）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延长、延川）、在清绥（清涧、绥德）、在神府（神木、府谷）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第三，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全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第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十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的建制和装备情况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 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郑义斋

　　卫生部长：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宋侃夫

　　四局局长：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十四师（师长郭锡三，政治委员谢良）。共四个团，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六个团，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支，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嫒，政治委员吴富莲主任华全双。政治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第一次西进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西路军于十一月九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我和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

　　我军急进在空旷的西北原野里，惊沙扑面，呵气成冰，衣不胜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我右翼三十军十一日进至大靖附近，守敌骑五师祁明山旅固守不出。我八十八师绕道西进，包围土门，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缴械投降。在此同时，我左翼九军亦进至干柴洼地区。十一日晨七时许，敌骑五师两个旅、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干柴洼猛扑。激战至晚，九军将敌击溃，主力进至横梁山地区，继续打击追堵之敌。

　　在大靖附近，我们收到中央军委十一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中央书记处十三日亦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并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而不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象后来那样，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孤军鏖战。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呵！顺便说一下，在延安时，高岗和我谈过西路军问题。他问我：你对西路军失败有什么看法？我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迅速西插。十三日，九军以一个因袭占古浪，守敌逃窜，主力进至城内，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并致书被困凉州的马步青，告诉他红军只是路过这里，并无攻取凉州之意，切勿派兵拦堵云云。马步青还算听话，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三十军继以一部西进，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随后，我们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出人意料的是，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仗没打好，吃了大亏。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地势险要，古称虎狼关。南北两面临山，东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通行，城西是一马平川，直通凉州。王树声他们，十五日进驻该城后，即以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方向，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方向，并重点布防于南北两面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十六日拂晓，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九军阵地发起猛攻。九军急促应战，被优势敌人夺去城外制高点，压进城内防守。该城地势低洼，城墙因地震被毁，残破不堪，极不利防守。十七日，敌猛攻城垣，一度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九军与敌展开巷战，几经反复肉搏，将敌击退并乘胜出击，但遭敌骑兵野外逆袭，受很大损失。十八日，敌倾全力攻城，九军苦战至晚，难以支撑，遂撤出战斗，在我们派出的援兵接应下，进至四十里铺。

　　古浪战斗共毙伤敌两千余人，但九军亦损失达两千人，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均壮烈牺牲。有个师的干部叫姜启华，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打得很英勇，也在巷战中牺牲了。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

　　总指挥部住在凉州城南的一个寨子里。我们令三十军阻击东来之敌，九军休整补充，总结失利的经验教训。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拚，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陈昌浩和他谈的话，勉励他大胆工作，不要因为是一方面军来的，怕这怕那。李聚奎同志去后，工作积极负责，对九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不服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去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电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二十一日，总指挥部移住永昌县城。廿二日，我们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弄堂”。人烟稀少，村庄零落，大路两旁，尽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敌人的骑兵运动。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居民回汉杂处，对党和红军的主张多不了解。加之，马家军和民团，多系本乡本土的人员组成，红军是“异乡客”，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民族隔阂与宗教观念，同当地群众融成一片。这带又是马步青的中心地盘，临近西宁，是“二马”必然拼死与我争夺的战略要地。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说，都不容我们持久立足，与敌周旋。

　　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击之机。马步芳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击，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予以支援。从二十二日起，马敌不断向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三百余里的地段上，艰苦鏖战。

　　看了前述中央十一月八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如下：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了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为主），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千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东二十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从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上旬，西路军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二十二日，敌五个团向四十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堡寨，奋勇抗击。血战三天，最后出击，在野外与敌展开大规模白刃战，终于将敌击溃。战斗中我军共杀伤敌二千四百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达七百人以上。我伤亡五百余人，二六三团一个连，全部拼光。

　　二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战斗后撤至八坝，又遭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用山炮、迫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寨、房舍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八百余具。

　　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十二月初，敌向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我三十军八十八师在该地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八十九师前往驰援，将敌击退，共毙伤敌六百余人。

　　四是永昌之战。水磨关战斗后，敌接着调集约五个旅、四个民团的兵力，蜂拥而至永昌城外，进行围攻。我三十军一部及总部直属队据城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猛攻，杀伤敌两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五是山丹之战。与永昌战斗的同时，敌以步、骑兵各一个旅和反动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当敌刚刚逼近城郊，红五军即乘夜出击，给进入南关的马扑旅旅部及所属一个团以严重打击。次日，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以主力向东北方向的民团出击，将敌击溃。但因追击过远，途中遭敌骑兵逆袭，苦战一场，损失数百人。此后，五军总结教训，固守山丹，终使马敌夺取该城的企图，未能得逞。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第二次西进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

　　西安事变，不仅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乱如麻团，同时，也完全出乎我们党的预料。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作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十一月中下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萌城、山城堡、甜水铺一带，寻歼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作战，取得歼敌一个整旅零两个团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计划。河东红军遂集结在陕甘宁根据地的西部，待命行动。蒋介石判断，陕甘红军“企图在黄河将近结冰时，突窜甘、新、蒙地区与徐部会合”，赶忙调整部署，将兵力向黄河沿岸集结，以便将准备“西窜”的红军，在曲子镇、七营、海原之线，分段截击而歼灭之。同时，又令集中于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的三十个师，向潼关进发，准备进入陕、甘，全力“灭共”，并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就范。

　　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实行“兵谏”，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事前，我党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遂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会同张学良处理善后事宜，争取实现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久，又令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西路军的战略作用，当然就转入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

　　西安事变来得那么突然，我们既震惊，又兴奋。总指挥部里，一片欢腾。永昌城内，锣鼓喧天，象节日般的热闹。蒋介石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红军的死敌。一夜之间，忽然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怎不叫人拍手称快呢？马家军被西安事变闹得张惶失措，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陈昌浩紧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形势。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党必须用全力来推动这一事件的发展，使之成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全民武装抗日的动力。应迫使蒋介石下令停止内战。否则速予公审枪决，勿留后患。

　　（二）分化与调动蒋介石嫡系部队，使其不能与我迅速作战。

　　（三）迅速团结川、滇、桂、晋的力量，使西北和西南打成一片，并进行其他各地力量的争取。

　　（四）增援绥远、宁夏，以迟滞日寇行动。

　　（五）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六）成立中国临时中央抗日委员会，速召开全国抗日救国大会，成立国防政府，成立临时抗日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统一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

　　（七）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各种群众的抗日组织，并趁机扩红与巩固苏维埃及党的活动。

　　（八）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为民族利益坚决斗争到底。

　　上述建议，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但从中不难看出，大家殷切期望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形势，尽快造成西北和全国的抗日局面。西路军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发挥它的应有战略作用。

　　这时，军委主席团电示我们：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十八日，又电告我们：“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于是，我们动员部队，准备西移。计划以九军、三十军一举抢占临泽、高台，进取甘、肃二州；五军跟进，直插安西，争取二月中旬接通新疆。

　　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想浑水摸鱼，借乱生乱，扑灭革命力量，实现他的卖国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乘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二十二日，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来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我说：既然军委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但要作好东进的思想准备。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我们当然无条件地执行。最好请兰州的于学忠部派出一部兵力西进，牵制马敌，接应我们。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同志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我则调动部队，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返决战的准备。二十四日，中央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次日，我们复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没想到我们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二十五日，蒋介石即飞抵洛阳。二十七日，军委电示我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死活不松口。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事实说明，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蒋介石绝不会轻易放下屠刀，更不会立地成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的处境反倒愈来愈艰险，是不足为怪的。

　　十二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巍巍祁连山的雪山冰峰，笼罩在朦胧月色中。硬如铁石的戈壁滩上，响着我军坚定不移的步伐，象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这样的部队，的确难得啊！

　　马家军发现我军西进，集兵尾追，不时突袭。我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一九三七年元旦，五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一千四百余人，全部投降，接受改编。从永昌、山丹、临泽逃往高台的一批反动政府官员，亦束手就擒。一月上旬，我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远，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这带粮食较多，我们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一月十二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我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县城被敌攻入。五军与敌巷战十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那时，我们的骑兵部队是临时组成的，没有时间训练，所以战斗力不强。

　　董振堂是著名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和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董彦俊、秦贤道等许多指战员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西路军上下，极为震惊和悲痛。

　　马家军攻克高台，气焰嚣张，复掉头围攻临泽。敌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的五军余部阵地，而以一个多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总经理部的人员，武器装备少，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围攻，毫不畏惧，男女齐上阵，前仆后继，打得顽强英勇。激战三天后，我们令守城人员突围而出，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亦撤离沙和堡。西路军的一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四十三个屯庄里。

　　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我们将兵力向倪家营子集中，就是为了突破马敌的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西路军问题，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一再指示我方谈判人员，要蒋介石勒令二马停止进攻西路军，让出凉州至肃州一线，作为西路军的驻地。此时，西路军主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口实。

　　在此期间，中央还有另一层考虑。谈判中，我党原来要求整个红军的驻地，是兰州、凉州、肃州、宁夏地域。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如照此案与蒋妥协，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完全封锁于渭水以北，处于进退失据境地的危险。中央认为，接受上述方案，则必须以陕南留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如陕南红军驻地无法解决，那末，就调西路军主力东返渡河，夺取甘南的文、武、成、康地区，作为策应渭水以北部队的战略要地，迫蒋认可。因此西路军的东进目标，第一步为凉州，第二步将视我党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而定。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这一点，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一月二十三日，我们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加休整，“行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电令我们：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目的，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同时，中央又电示在南京的潘汉年同志转告蒋介石：西路军东进，并非增援西安，而是就粮困难；如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让出凉州及其以西各城给西路军，使该军有粮可食，即停止东进。

　　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巢出犯。从一月二十三日起，敌人先后投入战场的兵力，计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余人。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造东进有利条件，我军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实行决战防御。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血战。

　　位于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分上、下营子，是个人口集中、粮米较丰的大自然村。全营子共有四十三个屯庄，星罗棋布，座落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厚厚的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相当坚固。较大的屯庄，并筑有望楼和碉堡。屯庄多以主要人家的姓氏命名，如李家屯、雷家屯、赵家屯等。西路军总指挥部，住在廖家屯。

　　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我们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的二十多个屯庄里。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环，凭垒固守。我们计划经过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转入反攻，乘胜东进。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夜晚，敌人龟缩回去，我军即组织小部队去袭扰、疲惫敌人。三十军一个排，夜袭雷家屯成功，全歼守敌一个排，焚毁敌军火二十四车，染红了半边天。倪家营子苦战的日日夜夜，显示了西路军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顽强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我们提出，二马与我拼战不止，系蒋介石暗中指使所致。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账。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

　　我思想上当然也有顾虑，但是，摆脱眼前危险处境的想法，毕竟压倒了一切。我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我讲了西路军当前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以及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了自救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唯陈昌浩显得心事重重，迟疑不决。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步芳骑兵旅和宪兵团各一，尾追不舍，被我三十军杀“回马枪”，击溃骑兵旅，全歼宪兵团，共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打得不错，全军异常高兴。

　　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他头上有个“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我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军政委员会上，极力夸张西洞堡战斗胜利的伟大意义，说了些“形势大好”、“打回倪家营子”、“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固守五十天待援”、“反对右倾逃跑”一类的话。那种气氛下面，谁还能唱反调呀！我憋着一肚子气，在会上没有发言。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后来，陈昌浩回延安向中央写的报告里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挡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

　　部队确实好，军令如山倒。让向东就向东，让向西就向西。条件那么艰苦，战局那么危险，没有人开小差，没有人怨天尤人。二月二十六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再次陷入敌人的重兵围攻中。部队经过几个月的消耗，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要想在绝境中求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兵败祁连山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家军的围攻又开始了。因这里已被敌人洗劫一空，许多屯庄的围墙、房屋仅剩断垣残壁，给我军防御造成极大困难，部队的伤亡越来越重。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三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我们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而出，进至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援西军出动的消息，鼓舞我军与敌拼杀，力挽狂澜。血战五昼夜，被迫于十一日夜间突围，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准备向山里转移。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部队刚到那里，敌骑兵即跟踪而来。祁连山的山头，一般坡度较大，不象四川的高山，一壁千刃，险不可攀。敌人的战马，一个冲锋就能跑到山顶，上山下山，如履平地。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展开，拼命与敌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拿着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日，我九军仅剩的两个团约千余人，绝大部分拼光。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一些领导干部，均壮烈牺牲。伺后，敌倾其全力向我三十军阵地压迫。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人员安全向山里转移，三十军指战员前仆后继，顽强与敌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我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姓于，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险，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啦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象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同志已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青。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他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下可把我给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延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电机还没到，我对迎接人说：这下可遭了!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四O一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象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凑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敌人进攻，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我们干瞪眼。你用小部队追击，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Jb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一○八○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第十五章　奔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华北的局势，十分危急。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正调动大批军队，分途向北平、天津集中，准备大规模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攫取华北，进占全中国。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陆续邀集各地军政首脑和社会名流，商谈“国事”。为促进庐山会谈向有利于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向发展，击破亲日派制造内战、卖国投降的阴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先后派出一批领导干部，去山西、河北、绥远、甘肃、四川、两湖、两广、福建、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多方与各界上层人士接触，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疑虑，进而影响庐山谈话会，促使蒋介石定下抗战决心。在这方面，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谢觉哉、张云逸、薄一波、彭雪枫、南汉宸、潘汉年等同志，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已是举国瞩目的抗日圣地。一九三七年六月，我从西安飞抵延安后，住在旧城东北角上，距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住地不远。街上到处张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传单和标语。各地的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络绎不绝奔向这里。延安这座充满青春活力和抗日气氛的古城，与国民党统治的西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刚回延安，我曾看望过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也看过张国焘。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都和他们谈过，富春同志还送给我一本书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常来看我。那时，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他们和我谈起这类事情的时候，我只好规劝同志们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现在看来，清算“国焘路线”，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是至为必要的，但波及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突出的，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六月间召开公审大会，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分别判处几个月至一年的徒刑。其实，这是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毛主席大概察觉到有问题，要我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我去了一趟，眼见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

　　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访问了我。她当时是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夫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深切同情，对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十分钦佩。我身体不好，每次谈话不能太长，断断续续地和她谈过几次，着重介绍海陆丰、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红军的斗争历史。有位同志当翻译，大概是陈家康，记不准确了。海伦女士提出不少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她回国后，整理成一篇访问记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艰巨性及终将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篇访问记是忠实、公正、客观的，表现了作者的优良品德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她对我讲的红军之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作了如下的表述：“一、中国人民的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拥护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并且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行动。二、红军来自农民和工人群众，而且有一部分来自白军的革命士兵和军官，他们起来反对白军的最高指挥部。三、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四、红军有阶级觉悟：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斗争到底的精神。我们绝对相信，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五、因为红军代表群众的利益，所以它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且能够继续得到群众的支持。六、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七、红军在斗争的过程中，有改正任何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因此，根据它的参谋人员的丰富的集体经验，各人都有机会表现和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八、红军坚持真正的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并保持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那时，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势力嚣张万分，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红军力量不仅在长征中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形象亦被各国反动派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海伦·斯诺女士和斯诺先生不畏艰难险阻，万里迢迢来延安采访，向世界人民介绍红军的真相，传播我们的声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她和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面对日军的悍然进犯，国民党爱国军人奋起抵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向四面八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要求抗日的呼声，如怒潮汹涌。八日，我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筑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及宋哲元、冯治安、张治中等，声援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寇的正义爱国行动，表达红军力主抗战、请缨杀敌的决心。接着，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备界群众参加。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会场上群情激愤，振臂如林，高呼“坚决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到抗日前线去”、“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流尽最后一滴血，抗战到底”等口号，表达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会后，党中央立即派出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阐明我党反对对日妥协，坚持全面抗战的严正立场。

　　在我党与各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迈出了“准备应战”的一步。八月初，他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我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南京那边在加紧协商，陕北这边就积极进行改编和出师抗日的准备工作。这时，天津、北平已相继沦陷，日寇正集中其在华北的主力，向南口、居庸关疯狂进攻。为配合华北作战，牵制国民党主力，八月十三日，敌又向松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侵略者企图速战速决，长驱直入，短期内灭亡中国。

　　南京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卫”：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对日作战。同意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立即开赴第二战区晋绥前线作战。但是，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仍在暗地玩弄削弱、瓦解、消灭红军力量的鬼把戏。一是不想公开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亦即不愿正式承认我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以便随时加以取缔。二是企图将红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担负正面作战任务，“借刀杀人”，假手日军消灭我们。三是令红军分路出动，使之力量分散后，不得不受制于国民党军队，若不服从，即可任意收拾。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县城在延安以南约九十公里处。我于八月十三日动身，十四日抵洛川，住在城关，等待开会。有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里治疗。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段时间，现在是刚回来。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讯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我俩这次见面分手后，直至全国解放，才又在北京见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联，据说常和马林科夫联系，还主编了一本俄华字典。全国解放后回国，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后调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主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洛川会议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二十五日结束，会址在洛川城外的冯家村。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共二十二人。会议议程有三项：（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后两项议程，涉及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行动部署，讨论很热烈，是主要议题。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我和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提纲（其中包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洛川会议期间，叶剑英同志从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政府已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闭会那天，正式宣布了改编的命令。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一二九师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另一个教导团、五个直属营，共一万三千余人。我和刘伯承同志在长征期间相处，对他有所了解。他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再次与他共事，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会议确定的出师三分之二的原则，党中央令八路军总指挥部率一一五师、一二○师先赴山西抗战；一二九师暂不出动，保卫陕甘宁边区。我主力部队向山西挺进，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需同阎锡山具体谈判，协商解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委派我跟随周恩来去完成这一任务。我是山西人，与阎锡山同乡，又在他办的太原师范读过书，晋军中有些熟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央派我去参加谈判，有这种考虑在内。

　　太原谈判与五台之行

　　八路军开动在即，谈判任务十万火急。

　　洛川会议结束那天，大家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分头行动。我和朱德同志坐大卡车去铜川，半路上汽车抛锚，我们下来推着车子走，正赶上雨天，弄得浑身是泥。到达耀县，在一二○师司令部住下。周恩来同志先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去山西的事宜。九月三日，他来电要我们直接到西安东面一个火车站上车。我和朱德、肖克上车后，见到他和彭德怀、聂荣臻、程子华等同志。至潼关下车，坐船过黄河，抵风陵渡。阎锡山派来的迎接官员和专列小火车，已等在那里。略事寒暄后，阎的秘书梁化之等人，便陪同我们上车续行。因一一五师已开至山西境内，至侯马车站，聂荣臻同志便和大家告别，去一一五师。火车开至临汾，停下来住了一夜，五日下午，我们方抵太原。

　　从风陵渡一路过来，见到的是兵荒马乱的景象。省府太原，也不例外。那时，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已逼近晋东北的边境。攻陷张家口之敌，兵分两路，一路沿平绥路西进，直指大同；一路沿宣蔚公路南犯，拟突破恒山要隘，直取太原。攻陷南口之敌，则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夺取保定、石家庄，进窥娘子关，从晋东楔入。山西境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及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添了混乱气氛。阎锡山唯恐山西有失，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声誉，亲自跑到岭口行营，坐阵督战。迎接我们的军政官员，固然欢迎八路军出师抗日，但普遍忧心忡忡，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悲观情绪。周恩来同志充满信心，纵谈抗战形势及必胜前途，倒是给这些官员们打了针强心剂。

　　阎锡山属下，先是安排我们在绥靖公署的高级宾馆下榻。思来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内部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大家表示赞成。第二天就搬到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雪枫他们住在一起。彭雪枫精干潇洒，能武能文，是办事处负责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党就派他驻太原。后刘少奇也来这里，与新军的薄一波等同志配合，一道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欢迎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为抢时间同阎锡山会谈，七日凌晨，恩来和我即乘汽车去雁门关以西的岭口。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我们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这位山西土皇帝，和蒋介石差不多，外战外行，患有恐日症。日寇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难向国人交代，打一家伙吧，又没取胜把握，生怕惹火烧身，连老本都赔掉。所以，他表面上摆出一副“守土抗战”的架式，实际上准备见凤使舵，对日妥协，保存实力。他对部下曾说：“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我们同阎锡山的谈判，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经反复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

　　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恩来同志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前已同百川先生商定，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现一一五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一二○师即将入晋；一二九师尚在整顿中，晚些时候才能出动。八路军入晋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地域作战，请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满口答应，同时扼要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我们也提了些意见，供他参考。阎锡山搞的是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主要想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对我们主张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一窍不通。这点给我们印象较深。

　　三是我入晋部队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我方指出，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我军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应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答应得满干脆，但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别的均未落实。

　　阎锡山以李服膺第六十一军镇守晋东北的天镇、阳高，屏障大同。骑兵军赵承绶部及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王靖国第十九军，均集中于大同附近。傅作义部不是晋军，阎锡山对他们吃不透，不放心，他希望我们去见见傅作义，疏通关系，与晋军共同准备大同会战。恩来同志表示同意，当晚我们即赶到大同，与傅作义谈了两三个钟头。他给我的印象，忠厚、谦虚、友好，对我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因国民党害怕发动群众抗日，恩来同志特别强调抗击日本侵略者，不能单靠正规军，一定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与正规军共同作战。恩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当晚，我们返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即回太原。没过几天，天镇、阳高、大同相继失守，晋军溃不成军，主力退守内长城一线。后来，阎锡山迫于舆论压力，把失守天镇的指挥官李服膺给杀了。

　　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向朱德、彭德怀、彭雪枫等人，介绍了与阎锡山、傅作义谈判的情况。大家认为，国民党的作战方针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防御，是以阵地战而不是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是单纯依赖正规军而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中患有恐日症，妥协投降的危险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坚持洛川会议的方针，独立自主，发动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并且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打击和牵制日寇。在太原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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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弓尒- ♂ (39790 bytes) () 03/20/2017 postreply 11: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