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戒十二条 施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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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原名施毓黔,

祖籍浙江省萧山市坎山镇施家台门,生于贵州省。

 

 

     医戒十二条

 施今墨

    第一条:医之为业,为人而非为己也,故不可耽安逸,不可邀名利,

但以救人为本务,除保存人之性命,治疗人之疾病,解除人之痛苦外,更无所事事。

    第二条:医者以治病为务,故当但见病人,不当以其富贵贫贱而有所歧异。

贫贱人双行之泪,不让富贵人一握之金也,愿深思之。

    第三条:医者当以病人为正鹄,勿以病人为弓矢,不可坚执一己之见,漫尔尝试。

    第四条:学术固须精进,言行亦当注重,不可为诡奇之言论,不可效时俗之行为,

一味虚伪,为医界羞。

    第五条:每日夜间,当更将昼间之医案,再加考核,详细札记,

积久成书,为己为人,两有裨益。

    第六条:诊病不厌精详,彼临症粗疏而又妄自尊大者最为可恶。

    第七条:病即不治,须设法解其痛苦,切不可直言告之,使其绝望;

亦不可忍心不救,有乖人道。

    第八条:病人果系素寒,务当利济为怀,却不可强索重金,转致其人于死。

    第九条:医者当以笃实为主,以沉默为贵,酒色财气是其大戒。

    第十条:对于同道,老者须敬之,少者须爱之,勿论前医之得失,

勿道他人之短长,亦不可倾轧嫉妒。

    第十一条:会商病情,斟酌方药,当以病人之安全为务,

不可人执一见,互相纷争,转害病者。

    第十二条:病人信托之医而窃商诸他医,未知,慎勿与闻;

然设明知其误治闻,亦不得漠视不言。

 

今墨墨迹

1924年,在混乱时局下,施今墨写下《甲子十月望夜宣化道中》一诗

1923年,施今墨在宣武门内茄子胡同悬壶行医。

精湛的医术誉满京都,他的诊所前车水马龙,求医者摩肩接踵。

    施今墨仍关心着时政,忧国忧民,从他1924年的旧作《甲子十月一夜宣化道中》可窥一斑。诗曰:

赋重年荒田野秽,人逃室毁犬鸡留。烽烟天接迷阳地,何处人间有自由。

    诗中在“赋重”二字后自注有“去岁贿选,今年讨逆,直隶省每县各派数万数千元不等。”

“人逃”二字后注有“讨逆军兴徭役繁重,拉夫之外,驼马车草无不责之庄农,每有全家逃避一空者。”

“犬鸡留”后注有“若溃兵或土匪一到则鸡犬亦不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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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1881-1969)享年88,米寿

1956年,毛泽东同著名中医施今墨亲切交谈

 

       他曾为末代皇帝溥仪开过药方,他曾应邀为孙中山进行过会诊,

他曾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治愈过疾病,而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任过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

他,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誉满京华的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

       施今墨(1881~1969),原名毓黔,字奖生,浙江萧山人,京城四大名医之一,

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被毛泽东誉为南北驰名的名医,

也曾为周恩来总理把脉问诊。

 

施老语: 做医生要  

“胆愈大而心愈细,智愈圆而行愈方”

 

 

我国近代著名的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

而且是唯一一位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三位伟人看过病的名医。

他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

为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创新和进步做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在政协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接见施今墨,高兴的握着施今墨的手说:

“我年轻时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学事业多做贡献。”
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还风趣地对施今墨说:

“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9年,恰逢国庆10周年,施今墨将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作为“国庆献礼”,

献给毛主席服用。(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即为“御品”)
 
周恩来与施今墨

1969年春,施今墨病重。施今墨曾给周恩来总理看过病,周恩来总理在他最危难的时候也帮助过他。

用颤抖的手,施今墨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五言律诗: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

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五十年代初,周总理向别人介绍施今墨时总是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生。

施今墨第一次给周总理号脉开方便是:保和丸加减,当时周总理笑了:

“原来施老先生的汤头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

后来施今墨先生又多次应邀约赴中南海西华厅,和周恩来总理探讨交流中医发展问题。

1969年春,施今墨病危时,口述了一份几千字的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保和丸加减方后被制成“小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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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与施今墨

上世纪五十年代,施今墨无偿捐献出了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均被国家收藏。根据这些验方炮制成的中成药“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均已经在同仁堂生产,畅销海内外。
如今,在同仁堂的大小药店内,根据施今墨的验方炮制而成的“气管炎咳嗽痰喘丸”和“皮肤病血毒丸”仍然是同仁堂的畅销首选品种。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施今墨便超前地开始了对“过早衰老”和“亚健康”的研究。最终,他经过遣药组方,采用共70余味珍贵的中药,制成了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两种可以干预多种老化相关性疾病以及亚健康状态的药丸。并于1959年,恰逢国庆10周年,施今墨将益肾强身丸和防衰益寿丸作为“国庆献礼”,献给毛主席服用。
1985年,施今墨去世十余年后,施家将“益肾强身丸”及“防衰益寿丸”药方献出,同仁堂开始正式研制并准备生产这两个抗老延年药,统称为“御品”(大御品)。
 
一诊救中医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正在施今墨先生多方寻求支持之际,适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病人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先生,刚开始,只相信西医的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但是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汪精卫别无他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试一试”。当晚,施先生仅把了一下脉搏,便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所在,说到她的症状时,每言必中,使老人心服口服,频频点头。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10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为我复诊?”施今墨这回没有谦虚地说“试试看”,而是坚定地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您的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病了这么多天了,怎么可能一诊即愈呢?”
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真的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10天后,汪精卫岳母的病果然痊愈。据此,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施今墨凭借中医妙手回春的疗效,为她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http://www.cqgrzy.com/index.php?a=shows&catid=105&id=26

 

施今墨先生为病人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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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医名家朱壶山将自己的诗录写后送给薛培基,此诗成为薛培基后四十年人生的谶语

http://guoxue.ifeng.com/a/20151222/46786222_0.shtml

 

在中医名家朱壶山先生的《伤寒杂病论精义折衷》一书中,施今墨为朱壶山欣然作序,并赋诗一首:“丝竹之音隔壁喧,南阳衣钵有真传。何尝气化乖生理,为振沉沦作救船。切磋十年资寿府,陶熔州载铸容川。从心不席模棱语,融贯中西出自然。”

中医名家顾膺陀(曾在华北国医学院教书)的《顾膺陀诊余集》一书中,同样留有施今墨为他作序的诗:“顾子英年迥绝俦,家传朴学绍箕裘。功名早已轻羊胃,妙术何曾让虎头。世上风尘徒扰扰,壶中日月自悠悠。牛溲马勃皆珍品,偶运神机万病瘳。”

在这两首诗中,施今墨将古典诗词的韵律与中医、中药的名词巧妙结合,既有古诗的意趣又有鲜明的所指,读罢令人意趣盎然。

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时代的原因,施今墨全家被迫迁出自己的私宅。多年后,老人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忆绒线胡同院内丁香花》的诗:“丁香花开今年小,人比去年老多了。年年依旧花自开,道自花不随人老。花落花开几度春,人间往事已前尘。遥知庭院还如昔,不见当时树下人。”全诗以丁香花为寄托,借花开花落感叹世事的无常与变迁,情绪含蓄而凝练,读之令人动容。

 

与诗人臧克家吟诗唱和

在施今墨的诗词作品中,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与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唱和。1962年夏天,施今墨来到牡丹江镜泊湖游览,面对曼妙的风景,他诗兴大起,“老夫聊发少年狂”,和同行的诗人臧克家吟诗唱和,快意人生。施今墨欣然写下了五首应和诗,其中两首这样写道:“山叠青山湖套湖,林渔电溉古来无;何须更觅桃源地,胜境天然一画图。” 

“山形曲曲水湾湾,百里航程足往还;处如湖名宜姊妹,愿将镜泊易连环。”

古朴而自然的诗句,将镜泊湖的美景描绘地栩栩如生。

施今墨自从开业行医以来,每晚睡觉前,在床头柜上总要放一把小茶壶、一个本和一支笔,然后把白天行医的过程如“过电影”般检查一番。他仔细斟酌,若有纰漏,定要与病人迅速联络。一有所得,马上记在小本上。因此,他每天很晚才睡觉,年老以后,虽不再逐个回忆,但积习已久,失眠成为常事。

1965年5月的一天,施今墨又失眠了,毫无困意的他写了一首“自嘲”诗:“人因不睡苦愁添,我自欣然愿失眠。昼夜无分寻乐事,余生岁月倍流年。”在这首自嘲诗的开篇,写有随笔:“老耄失眠,习以为常,辄挑灯起继续白天工作或另从事小劳动,一日作两日之用,未尝不合算也。”

除了喜欢写诗,施今墨还对楹联有极大的兴趣。1960年8月30日,中秋佳节临近,施今墨晚上做梦,梦见在海滩上,明亮的月光下,三个跳掷为乐的儿童,提出玩对对联的游戏。稍长的小孩说了第一联:“十五月明明月夜”,一个小孩对道:“大千云海海云天”,另一个则对:“一群峰妙妙峰山”。醒后,施今墨追忆梦中内容,一时童心焕发,一口气写下了八句对联:

第一泉冷冷泉亭;两三星火火星寒;四方风大大风声;连番花落落花生;几多碑古古碑林;中宵潮涨涨潮时;万千松老老松林;亿年国庆庆国家。

施今墨还曾在山西闻喜会馆看到了一副对联:“何居我未之闻,见似人者而喜”,意思是说,谁来住我不知道,只要见到正人君子即欢迎,对联对仗工整,虚词活用,把“闻喜”二字巧妙嵌入对联中,他特别喜欢,就抄录并一直保存了下来。

施今墨所开药方和随笔媲美文人书法

施今墨有着良好的书法功底,加上对病人的关心,他写的每张药方,不仅字迹清楚,而且字体隽秀,犹如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在写药方的时候,施今墨有一个习惯:他会将中药名做一个分类,两个字的中药名写在一起,三个字的中药名写在一起。这样排列,一则美观大方,二则方便抓药的师傅辨认。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体现了施今墨对书法艺术的完美追求以及对病人的体贴与细心。

在治病救人之余,除了以诗言志,施今墨还会写随笔杂感。因此,除了大量给人看病的处方,施今墨还留下了大量的随笔。这些随笔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是颇具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

他曾写道:“经云:如保赤子之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我辈医者对于病家也应如此。”

1960年,施今墨的老友、同样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的肖龙友去世,施今墨悲痛之余,写下“硕果不存”四字吊念老友,并写下随笔:“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

为了教导后代有效率地做学问,他写下了这样杂感:“古语云,未有不劳而获者,我谓亦未有劳而不获者。其有不劳而获者,诡遇之获,非正获也。其有劳而不获者,劳非所劳,是徒劳也。”施今墨还把它装裱后悬挂在诊所,时刻勉励自己和他的子女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既要苦干,也要巧干。

书法家肖劳(1896-1996,原中央文史馆馆员,上世纪50年代与张伯驹等人发起成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曾说:“施今墨不做医学家,做个书法家也是相当有造诣的。”

因为自身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施今墨也非常重视子女的传统文化教育。施今墨的女儿施如瑜,在高中毕业后跟着父亲学医,在学医的同时,他特意为女儿请来一名书法老师,教了半年多。

对于书法与药方的关系,施今墨也有非常独到而文雅的见解:“写字要考虑字的结构,笔画多少,怎样搭配,一张白纸天留多宽,地留多少,题目写多大,落款放哪,都要留心,字写出来后才会美、才耐看。开药方也一样:君、臣、佐、使怎样搭配,每位药在整体中发挥的作用,必须安排的恰到好处。所以把字写好,也对把病看好大有补益。”

施今墨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文史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再熟悉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在《科学院设立中医学理研究所的意见书》中,施今墨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视野出发,极具想象力地提出了把中医同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编纂的宏伟计划。这也体现了他良好的学养和宽阔的视野。

1969年春,施今墨病重。施今墨曾给周恩来总理看过病,周恩来总理在他最危难的时候也帮助过他。用颤抖的手,施今墨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五言律诗: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岗。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http://www.100md.com/html/201203/0226/9762.htm

 

 患者痊愈后常会送匾送银两,施今墨总是推辞再三。即使勉强收了匾,也不挂出来。他说,医者之名,不在吹擂,而在于医道精深,医德优良。1949年以后,他干脆在诊所悬书,婉谢一切馈赠。

    施今墨初出茅庐时,曾为当时的一位名人看病。由于病人很多,忙乱中他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开方后,那位名人把处方留在了桌上:“医生连男女都分不清,这样的药我不敢领教。”施今墨常向子女讲述这件事,要他们引以为戒,告诫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大医者,医术要精,态度要诚。”
 

 

京城四大名医(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故事——施今墨篇

来源: 史晓东♥china的日志

四大名医之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从医以后,自己改名 “今墨”,其意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贫富贵贱,施爱不分富贫;其三,要在医术上不断精进,成为当代医林绳墨。

年幼聪颖立志从医

施今墨年幼时跟随舅父学医,舅父看他勤奋又聪慧,非常喜欢他,并常常教导他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在身。”他对施今墨言传身教,细心教诲。施今墨领悟力极高,20岁左右时即以通晓中医理论,熟知百草,可以独立行医。但施今墨的父亲一直坚持让他步入仕途才是正路,于是将他送进了山西大学堂。在那里,施今墨接触到了进步思潮,萌生了民主革新的想法。后来,他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北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其间,他追随黄兴四处奔走革命,并一路行医看病,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后,施今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协助黄兴制定陆军法典。

后来时局混乱,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便应湖南督军谭延间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根本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后辗转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专心医学的施今墨凭借其高超的医术,很快便名满京城,并研制出了至今都广为使用的同仁堂“气管炎丸”。

宠辱不惊起死回生

相传在民国初年,有一广东议员,因在议会上与人争执,大打出手而致暴怒吐血,回去服药后不但吐血未止,复加便血,几经诊治,不见效果,病情严重,奄奄一息,于是便邀请施今墨出诊。病患家人将施大夫引至病人房中,待他进屋后家人即将门从外反锁,并告诉施今墨:“此人救活则放你出来,治死则要你同葬!” 施今墨十分震惊,气氛之余,还是先看病人。见房间里的床、帐、被、褥尽是血渍,病人仰卧,头歪向一旁,面无血色,双目紧闭,呼之不应,口边仍有血沫漾出。抚脉细如游丝,似有似无。家人介绍说,前时上喷血下便血,故床帐、被褥、衣裤皆染血迹。施今墨想,血自上出宜降,血自下出宜升,现在上下皆出血,升、降都不适宜,只有固守中州,而固中州唯有人参最良。于是命家人急取老山参一枝浓煎灌服。一时许,病人不再吐血,脉复出。又嘱再取一支老山参合人前技中再炖,再频频灌服,此次服完,病人气息稍足,眼可微睁,已复生机。家人对施今墨感恩戴德,再三表示歉意并要重谢,施今墨拂袖而去。

谦和淡泊杏林奇人

施今墨一生读书极多,博通古今,才高八斗,但他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善于融会贯通,师古而不泥古,讲起医理既有古人流传的精华而又具有自己的领悟。他发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非常符合中医理论“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原则,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例如“白茅根、白苇根”、“桑叶、菊花”、“车前草、旱莲草”等等。后来验之于临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果效著,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的用药特点,后被整理成著名的《施今墨药对》。

施今墨的医德同样也被人传颂,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低他人,一切均以病患为重。天津曾传闻施今墨巧改药方的故事,被传为佳话。1944年,施今墨到天津出诊,遇金姓富商,被邀请至其家看病。施今墨细观其人,他面白体丰但乏神彩,闻其声则气短言低,望其舌淡而少苔,切其脉细缓无力,有乏力身倦,食不甘味,便下稀搪的症状。患者说:“前时服天津名医陈方舟处方三帖,无大效,故改请施先生处方。”施今墨索陈先生处方一阅,是“四君子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英雄所见略同,正合己意。病患气虚,用“四君子汤”补之可谓药症相合,但因其久虚,需长期服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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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位于北京万安公墓的施今墨衣冠冢。

 

 

 

 

    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医。他一生致力于中医的发展与革新,主张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进行改革。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学院在讲授中医的同时,还开设生理卫生、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传染病学、英、日、德等西学课程,并亲自带学生参加北大医学院生理病理幻灯教学、尸体解剖等课程。在他主持下,学院的中、西医课程比例大约是7:3,可谓“中西兼授,融会贯通。”解放后,华北国医的学生大多成了各医院有成就的医生。

    施今墨主张在华北国医学院教材中将中、西医病名统一。1940年,《新选施今墨案》一书出版,就出现了以现代医学疾病命名的病例;在他的中成药中也有不少采用西医的病名,如:气管炎丸、神经衰弱丸、关节炎丸、高血压速降丸等,开以西医病名命名中成药的先河。

    施今墨晚年,曾多次对家人说:“我是搞医的要把自己的尸体献给医学”、“我死后一定要解剖火化”等;他还在担任医学顾问的北京医院留有遗嘱:

    医院公鉴:施今墨预立遗嘱,请求解剖尸体事。因本人患泌尿系感染,迁延数年之久,时常尿血,赤白血球继续破坏,不断增加,经过多方医疗,多次镜检(北京医院有病案可查)并服中西药不计其数,均无明显效果,究不明系何种病症,深怀遗憾。

    我自愿死后将尸体请由贵院进行解剖,探寻病源真相,倘得病灶所在,将其取出保存研究,以备后来病人遇有症状相似者,用资参考,或为诊疗之一助,亦仁术之工作也。

                            一九六九年施今墨亲书预嘱

    身后献遗体的老中医,施今墨当算中国第一人。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因病去逝,解剖的结果,证实他死于膀胱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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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 京城名医施今墨  

            1956年冬,我刚12岁,随父亲从昆明来到北京。父亲告诉我说,去年(1955年)周总理请外公施今墨推荐学贯中西的医生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外公提出了我父亲,总理下了三次调令才将父亲调回北京。我听别人讲,外公是“四大名医”之一,曾受到毛主席接见,还给周总理看过病呢。到家了,一位中等个头,胖胖的,穿蓝色长衫黑色坎肩的老人,笑容满面地站在八仙桌旁迎接我们。他就是我慈祥的名医外公施今墨。 以后我们就住在外公家,那是个三套的四合院,南屋很大,是诊室,放着许多张桌子。院中有两大株海棠,几个大鱼缸里种着睡莲,四周栽满了花草,两只比我岁数还大的花猫常在廊檐下睡觉。 父亲和母亲给我讲了许多外公的故事。 妙用百草矢矢中的 外公祖籍浙江萧山县,年幼时,其母多病,他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从13岁起,即教他学习中医。外公学医很刻苦,20岁已能通晓中医理论,并可独立行医了。但外公的父亲认为做官才是正途,就送他进了山西大学堂,后转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北平京师法政学堂。

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外公在法政学堂时,参加同盟会革命时,在从政时,都经常为人诊病并小有名气,一旦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

191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外公亦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外公和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民国初年,曹锟贿选总统,他玩弄权术,捞取选票,收买傀儡议员,故人称议员为“猪仔议员”。有一广东议员,因在议会上与人争执,笔砚横飞,大打出手而致暴怒吐血,回至金台旅馆延医诊治,服药后不但吐血未止,复加便血,几经更医,不能复起。遂延请外公到西河沿金台旅馆出诊,家人引至病人房中,待外公进屋后,家人将门从外反锁,告诉外公:此人救活则放你出来,治死则要你同葬!这真是蛮横之极,外公先是气愤,后想还是先看病人。进到里间,见到处都是血渍。据家人讲,前时曾上喷血下便血,故床帐、被褥、衣裤皆染血迹。外公思忖:血自上出宜降,血自下出宜升,现在上下皆出血,升、降都不适宜,只有固守中州,而固中州惟有人参最良。遂命家人,急取老山参一支(约三十克)浓煎频频灌服,一小时许,病人不再吐血,脉复出。又嘱再取一支老山参合入前支中再炖,再频频灌服,此次服完,病人已有呻吟,眼可微睁,颔首示谢,已复生机。家人表示歉意并要重谢,外公拂袖而去。事后谈起,外公告诉学生:人参中以野(老)山参最佳,别植参次之,高丽参多为别植参;至于红参、白参,为人工培植,有燥性,不甚好用。西洋参亦名花旗参,性柔润,不伤阴,仍是野生为上品。 外公认症准,又能为病人着想,处方时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尽量选价廉的药物,以减轻患者负担。但解放前有些达官贵人,认为便宜的药不是好药,对于这些人,外公处方时就加一些珍珠粉,既对疾病无关紧要,又使药价提高,遂使他们满意而归。他们一直以为药效在珍珠粉上,以至有的医生听信其言,照此仿效,认为这就是外公用药特点,岂不大谬!

外公不仅善用大方攻除顽疾,而且善用小方治疗重病。忆昔有人患风湿性心脏病,多方求医,皆曰不治,后求医于外公,外公并未处方,仅嘱其购买松子一麻袋,每日三次每次一捧,取松子仁嚼至白乳状方咽下。待一麻袋松子食完,其病似已去。再至原医院复查,果然不见心脏有病,惊曰奇迹。 还有一青年患腰椎骨质增生,腰痛如折,行动困难,屡经中西医治疗,无效,经外公诊治四次,定为肾虚所致,即命其回家,每日服枸杞子一两,一个月后腰痛大减,行动自如,两个月后,健如常人。十数年后再遇,言腰痛再未复发,盛赞外公医术高明。外公自己说:惟认症准,用药中的耳。 兴医办学中西合璧 1931年,外公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对学生讲:我以为中医的改进方法,可借用西医的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教《内经》、《伤寒》、《金匮》、《难经》、《温病条辨》等;以西医基础理论为辅,设置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外公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医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观察丁甘仁诊病过程,得到很多启发。 他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有参考价值,就以丁甘仁的医案作教材并亲自讲授。在带学生实习时,外公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并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共磋医疗方法。所以,外公的学生思路都比较开阔。外公曾对学生说:“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学生对验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 在外公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毕业学生六百余人,后来都成了中医界的骨干。 父亲常给我讲:“你外公说过,看一个医生医术高低,不是看他会背多少经典,而是看他的理论与临床疗效是否相符,临床治疗才是检验医生理论的依据。”父亲在随外公学医时,外公请著名的周介人老先生讲《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周老先生讲书极好,医古文、古医理解释得清清楚楚,分析经方头头是道,但临床经验不足。一次适外公外出,有人来求治,同学们都说施先生不在,请周老先生给看一看。周先生摸脉、问病、开方一如施先生,病人刚一出门周先生却让同学急忙把病人叫回,改一两味药;病人方走,又让同学喊回再添一两味药;病人复出,周先生又派人将病人追回再改一两味药,如是者三。最后,周老先生告诉病人:你还是等施先生回来再开方吧。 谦和待人君子之风 外公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低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外公评论,外公总是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

 

天津曾传闻外公巧改药方的事:1944年,外公到天津出诊,遇金姓富商,邀请至其家。观其人面白体丰但乏神彩,闻其声气短言低,望其舌淡而少苔,切其脉细缓无力。询其症,曰:“乏力身倦,食不甘味,便下稀溏。”又言:“前时服天津名医陈方舟处方三帖,无大效,故改请施先生处方。”外公索陈先生方阅之,乃“四君子汤”(人参、茯苓、白术、甘草),正合己意。金氏之症是气虚,用“四君子汤”补之可谓药症相合,但因其久虚,需长服方可,不会短期取效。外公说:“此方切中贵恙,照服数剂可愈。”但金氏认为已服过无大效,执意要外公重新处方,外公只好让取来笔砚,即处一方:鬼益三钱、杨?三钱、松腴五钱、国老三钱,嘱连服两周。金氏见药方已改,遂安心服药,二周后病体果愈。金甚喜,派人带礼物来京酬谢,外公推却道:“不应谢我,应谢陈方舟先生,我不过是为他抄方而已。”原来人参又名鬼益,白术又名杨?,茯苓又名松腴,甘草又名国老,外公所写,仍是四君子汤原方。外公常对学生们说老实话:“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 总理良医两相钦敬 外公热爱周总理,周总理敬重外公,他们有着深厚的情谊。1953年4月,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外公,总理说:“施老先生,我想请您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外公被总理的真诚深深感动了,向总理倾吐了久郁心中的愿望: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建议提高中医地位……总理认真地听完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总理的信任,使外公激动不已。在以后的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外公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病的十大验方。总理得知后非常高兴地说:“好!中医打开门户之见,团结合作,才更有希望!”后来十大验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为成药,在每年的广交会上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文革”期间,药盒上印的“名医施今墨处方”被当做“四旧”破掉了,结果外商不买,说是假药,虽工作人员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据说最后还是请示总理,把“名医施今墨处方”字样补印上,外商才继续购买。

 

由于外公的贡献,外公的名望,外公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对外公说:“我年轻时期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学事业多做贡献。”后来,外公又献出上百个验方,都为国家所收藏。总理多次请外公看病,每次都要问候外公身体、工作、生活等情况,并一直关心着中医中药方面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冲击到了东绒线胡同路南的宁静小院,小院失去了往日的安宁。抄家批斗后,“造反派”还勒令外公全家限期“滚出”这个小院。八十多岁的外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病倒了。小姨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诉说了降临的灾难。总理立刻派人把外公全家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幢高楼上保护起来,并安排解决医疗费、生活费等问题。外公知道事情经过后,感动得热泪横流,他责备小姨:“你们小啊!不懂!他太忙了,麻烦他,不应该啊!太不应该啊!”外公自从搬到这幢楼上就再未下过楼,直至去世。

外公去世后,总理对外公临床医案的整理出版十分关心,曾指示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这些书稿的印行。 外公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他临终时说:“十年后就不会有人再记起施今墨是谁了。”他没想到,现在施今墨的名字,随着留给人们的“气管炎丸”而名扬海外,随着留给人们的“抗老延年丸”、“防衰益寿丸”而家喻户晓。而他的学生们发起组织的“施今墨医药学术研究中心”,正不断将他的医道发扬光大。  

选稿:俞华君 来源:文汇报

 

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81/4/class008100001/hwz552178.htm

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祖籍浙江蕭山縣,原名施毓黔。因其祖父在雲南和貴州做過官,

施今墨出生在貴州,故取名「毓黔」。

他年幼時,因母多病,遂立志學醫。他的舅父河南安陽名醫李可亭見其聰穎,

因而在施今墨13歲時即教他學習中醫,并常對他說:

「良田千畝,不如薄技在身」。

所以施今墨學醫刻苦,20歲左右已經通曉中醫理論,可以獨立行醫了。

 

-----------

 

施今墨对病人充满爱心。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还对学生们说:

“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

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谪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他则说:

“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的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

他常对学生们说:

“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

还说:

“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

 

当他79岁高龄时还写下:

“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

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人物百科

  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祖籍浙江萧山县,原名施毓黔。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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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戌 - 戍- 戎 -弓尒- 给 弓尒 发送悄悄话 弓尒 的博客首页 (1020 bytes) () 02/13/2017 postreply 19: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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