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 三家照相馆】

 

 

北京照相

 

中国照相

 

 

印有“中国照相”四个字的小小照片几乎成了很多北京人中国人家里珍藏的传家宝。

说起中国照相馆的来历，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1937年江苏武进人吴建屏到上海滩闯世界，在当时的上海静安寺开了一家照相馆，取名中国照相。1939年上海沪光电影院首映由陈云裳和梅熹主演的《木兰从军》，吴建屏和电影院联手加工、印制了5万张陈云裳不同姿态的照片，买一张影票送一张明星照片，在当时的“十里洋场”轰动一时，上海人由此记住了“中国照相馆”。

1956年公私合营后，为响应周总理“繁荣北京服务业”的号召，16位中国照相馆的职工带着老婆、孩子以及照相馆里的全部家什，与当年同批迁京的上海服务业职工一起，乘坐一趟铁皮列车来到了北京。

关于中国照相馆迁京后的位置，中央领导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选定:“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正式营业，从此开始了“服务首都人民”的新历程。

当时名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馆”，后恢复为“中国照相”沿用至今。

中国照相馆为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科学家、学者、明星 大众留下了永恒的瞬间

这是90年代 陈列在中国照相馆 橱窗里的三位领袖照片

周总理的是在 中国照相 这里拍摄的

刘少奇的照片也是

毛主席的 照片 其实 不是在这里拍的， 但是修版定版是在 中国照相

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中国照相馆的玻璃橱窗恐怕是最受人关注的橱窗之一。

　　橱窗里摆放着3张28寸大小的标准照，从左往右依次是刘少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用金色的相框镶嵌。

　　据照相馆的董事长孙秀珍回忆，几年前店里装修，她安排将这3张照片暂时收起来，

以免落上尘土。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问：“中国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这个插曲让中国照相馆的新老员工惊讶不已。他们并没想过，

一块普通课桌大小的橱窗，竟会成为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风向标。

 

此为1956年中国照相馆特级摄影技师姚经才和同事张孔嘉拍摄的周恩来总理照片的原片，
它是总理一生使用的标准像，成为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文字为当时的拍摄参数说明）

说起来，橱窗里的那张周恩来照片，来得有些意外。

　　1956年12月的一个周日，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正在给一个军人拍照，周恩来带着秘书和警卫突然走了进来。

　　当时所有在座的顾客都很惊讶，那位军人赶快站起来敬礼，并希望总理先照。但周恩来依然耐心地表示要先来后到。

　　如今，在北京美术馆附近的一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时间似乎在54年前停住了脚步。周恩来当年坐过的木质长椅就摆放在中央，为他拍摄的德国座机也放在一角，这个笨重的大家伙上面还蒙了块红布，旁边是颗黑色的小皮球，相当于快门的功能。

　　由于周恩来脸庞方正、两颊较宽，摄影师张孔嘉在脸部用光上，一方面突出右边脸颊的正面阳光，另一方面加深左边脸颊的侧影，以增强总理脸部肌肤的立体感，以达到目光炯炯有神，神情坚毅英俊的效果。

　　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恩来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同样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

　　“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姚建中解释说。他是姚经才的小儿子，如今担任中国照相馆丰台分店的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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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刘少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

　　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

　　给姚经才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刘少奇的半根中华烟。他清楚地记得，到了该照相的时候，刘少奇把吸了一半的中华烟放在一边，照完后顺手又把烟装进烟嘴，重新吸了起来。

　　由于刘少奇的脸庞相对窄些，张孔嘉在其面部增大了用光的比重，使其面庞显得饱满光洁，这样就能达到亲切柔和的效果。

　　可能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带头”作用，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一时令这家照相馆名声大振。

　　高立中还记得给华国锋拍照时的情景。当时，姚经才特意跑到人民大会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张，可惜没有一张合适的，或者是头、身子不合适，或者是胳膊弯了、衣角卷了，最后只能修成一张照片，而且“谁也不敢说”。

　　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从来没有到中国照相馆拍过照。对此，高里奇解释说，这位最高领导人并不喜欢照相。这是他通过各种传记文章得知的。如今摆放在橱窗里的那张毛主席照片，是中国照相馆根据其他老照片制作而成的。

　　为高级官员拍照的这些经历，也曾给姚经才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当林彪来中国照相馆拍照时，摄影师已经轮不到这个“走资派”了。一名曾经主张将刘少奇照片摆在橱窗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写检查和挨批斗。

　　如今，姚经才已经去世。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老照片时，姚建中摇了摇头，“怎么会敢有呢？有了也都烧了，这可都是资产阶级的尾巴”。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中国照相馆的照相业务已经基本瘫痪，主要任务就是“连夜复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张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价大约5毛钱。

　　这一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转变。在中国照相馆工作48年的解黔云回忆，中国照相馆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报道，就率先在橱窗里恢复了刘少奇的照片。

　　据说，这一举动让王光美极为感动。她说自己“哪儿也不去，就去中国照相馆”。直到逝世前病重，这位“中国最美的女人”每年都会来中国照相馆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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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店员们回忆，周总理在亲自登门拍摄前曾关切询问姚经才：

“你们从上海迁来北京，生活习惯不习惯？来后适应了就好了。

要很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

　　刘少奇拍照时见姚经才神情紧张，也安慰他说，

“老姚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我在机场照相从来是听新闻记者的；

到了照相馆，当然就得听你们摄影师的指挥喽！”

　　这些都存在于回忆之中，而他拍摄的伟人照片，也成为中国照相馆的标志。

孙秀珍记得一次接受采访，有记者问，中国照相馆是否借此宣传自我，她忍不住反问道：

“您觉得谁能发这个话，让我们现在不摆这些照片？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据说，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还有人在照相馆门口冲着毛主席的照片下跪磕头。“

还有人在那里讲毛泽东年代有多好多好，旁边人给他鼓掌。”孙秀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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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老北京来说，姚经才的名字就如同中国照相馆的招牌一样熟悉和亲切。这个15岁进入照相馆当学徒，37岁带着家人迁来北京，1997年患病辞世的特级摄影技师拍下了为周总理一生使用的标准像，后来还被邓颖超大姐定为了总理遗像的照片，成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此为1956年中国照相馆时任经理赵秋棠和老板娘何定仪与迁京人员合影留念

http://gb.cri.cn/1321/2015/09/16/661s5103510.htm
 

“就这样，中国照相馆骨干人员18人，带着老婆孩子，乘坐一趟铁皮列车来到了北京。中国照相馆的性质也由私营改为国有。”高里奇指着一张当时18人来京时的合影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为了照顾这些人才，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当时全国较高级别的工资待遇，户口、住房问题也都解决了。”

中国照相 由刘炳森题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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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在北京石头胡同里经营了36年、当时最为著名的大北照相馆，准备搬迁至宽敞的前外大街新址。彼时，新中国政治体制刚刚确立不久，经济生活方面，老北京兴旺的小商小贩小店铺，正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去。这家老北京城里“独一份”的照相馆此一搬迁，正如它所处的时代，也成为了大北照相馆历史中一个转折点：之前为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小姐，为京剧名角儿和票友照相，之后，国营大北照相馆则为历届中央会议拍照，拍摄几代领导人接见劳模、先进人物，会见外宾的重要活动，也在今后50多年中一次次见证了中国历史重大事件。

 

 

大北照相馆

 

 

大北照相馆

 

　　横跨那个年代的人，抑或是企业，都免不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对于大北照相馆而言，也有一脉相承，不曾变化的东西——照相技术。这些年来，老大北一直沿袭了“师傅带徒弟”的做法，在照相技术上精益求精。

 

　　30年代的大北照相馆，胶片冲印时一个针尖大的黑点没有修整，已经放大制作好的照片也要撕掉重做。2009年的今天，大北照相馆的老摄影师，还对当下化浓妆、用PS过度美化的儿童照、婚纱照不能苟同，他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美丽的一面，摄影师可以通过拍摄角度、用光、影调和层次来表现皮肤的质感，展示真实的美丽。

老大北的“生意经”

　　大北照相馆创立于1921年，创始人赵雁臣，是当时北京隆福寺街鸿记照相馆学徒。鸿记照相馆，据清末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杨远山者，鸿记照相馆主人也。人极倜傥，广交流，庚子以前，上至公卿，下至胥书，无人不识。文士亦与之善。”

 

　　赵雁臣在杨远山所开的照相馆里学到了拍摄、修版、放大等技术，便与其同乡崔、黄二人一起筹办照相馆。赵雁臣本想在王府井、前门大街这样繁华热闹的地段找个门面，但无力插足。之后在观音寺西边的石头胡同找了个房子。石头胡同是烟花柳巷的“八大胡同”之一，白天人少，夜里却热闹非凡。当时的顾客主要是石头胡同、韩家潭、大李纱帽胡同、王皮胡同、蔡家胡同、朱茂胡同的“姑娘”们。当时也只有这些烟花女子敢在相机跟前骚首弄姿拍照片，如果别人拍照纯属留念用，而她们则需要照片用于招揽生意，所以赵雁臣当时的生意颇为兴旺。

 

　　为了把买卖做大，赵雁臣模仿鸿记照相馆的做法，收买旧戏装拍京剧照。青衣、花旦、老生、小生、花脸、丑角，各种扮相应有尽有。从清末到民国，北京城里有很多著名的票房，里面名票很多。想加入著名的票房，嗓子要好，能唱，还得有钱，有社会地位。赵雁臣本人就是票友，参加的是观音寺的第一楼茶社，其他的参加者有马振卿(俗称小叫天)、卧云居士(赵静尘)、杨宝忠之父杨小朵等一帮名票或是京剧内行人员。赵雁臣的京剧照里一眉一眼，举手投足都是行家指点出来的，生意相当不错。此外，大北还准备了结婚的中西式男、女礼服，学生穿的博士服，以及西装和中式长袍、马褂等，很多衣服都是其他照相馆没有的，当时的大北照相馆有6个化装换衣间，还是忙不过来。

 

 

工作人员正在修版

 

　　当时大北技术最好的先生一月工资30元，而邮政局一般职员也不过15块。根据《北京经济史资料》里的数字，1924年，猪肉每百斤平均19块;香油每百斤20.09块;盐每百斤4.35块大洋。这个数字一来说明大北照相馆师傅的待遇，而来也可从侧面看出大北照相馆生意确实不错。

 

　　1937年，不满四十岁的赵雁臣病逝。他一辈子很能吃苦，即使在临死前几个月里，吐着血，还要亲自为熟识的客人照相。从大北照相馆创始(1921年)到他病逝(1937年)的16年中，赵雁臣自己当着掌柜，当过北平市照相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甚至在1935年还当过北平市商会常委，但他坚持经常亲自给顾客照相。

 

　　赵雁臣一辈子做生意极精明，很多手段让现代人也要自叹弗如。

 

　　1933年，为了反对国民党将北平文物南迁，北平市民举行了游行示威。赵雁臣也组织了大北照相馆的师傅学徒参加，但打出的标语中尽是大北照相馆的招牌。他还经常在报纸、电台上做广告，大肆宣传大北的产品和业务能力。在戏园子里傍名角唱戏时，幔帐上也要绣上“大北照相馆”的字样。

 

　　赵雁臣还别出心裁地开发了“照相送礼品”的招数，在店里的绳子上绑着写着毛巾、香皂、日记本的“彩票”，每个照相的客人可以抓奖。一次著名老生孟小冬来大北照相，抓着的彩票赵雁臣收起来，第二天大街小巷便传着“孟老板在大北照相馆抓到金戒指一只”的消息，一时间来大北照相的人更多了。事实上，大家平时抓到的也就是些毛巾香皂之类不值钱的东西。

 

　　赵雁臣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大北的机会。当时冲洗设备简陋，漂洗照片的大盆时间一久积了很厚的黏苔，又滑又不容易去掉，也容易影响照片质量。他琢磨了个主意，在大盆下边放一层石子，石子上罩个铁网子，照片放在网子上冲洗。这样，黏苔都粘在了石子上，粘得多了，就直接把石子扔掉。就是这样一个小革新，赵雁臣给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叫“活水岩石大刷新”，并称是他日本留学时学来的，实际上赵雁臣根本没去过日本。他专门就这个时髦“技术”在店门外竖了个广告牌，还在周围贴了不少标语。

新时代的“国营大北”

　　1949年北平解放，赵雁臣的妻子和儿子不再按照股份获取百分之七十的利润，而是改为每月拿一百五十元生活费。不久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赵家深受启发。1953年赵雁臣的儿子赵达申请政府接收大北。当时的北京市政府考虑到他态度诚恳，决定让市百货公司以二万元价格收买，这笔钱以赵家的名义捐给了救济机关。

 

 

 

　　从1955年开始，国营大北照相馆成为历届党代会、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中外宾客的大中型会议唯一指定拍摄机构，并成为证件照指定拍摄机构。1957年，大北照相馆终于如赵雁臣希望的，从小胡同搬到了繁华的前门大街。

 

　　现在的大北照相馆，一进门就能看见四张千人照片排成一行，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代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巨幅照片：1956年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出席知识分子大会，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1年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基层优秀党员，2007年胡锦涛同志接见全军英雄模范大会。

 

　　在大北照相馆工作超过30年、专门为党中央和机关拍团体照的老摄影师曲建平介绍说，像这种团体横幅照，最长的可以达到13米，可容纳4000人左右。机关团体照也成为大北照相馆最主要的收入点，占到整个业务的70%以上。

 

　　在民间，能在大北照相馆拍张照片是件“时髦事儿”。2005年前门大街新修前，大北照相馆在前门营业了近50年，营业面积4800多平米，仅照相室就有十个。过年过节拍全家福、平时拍儿童大头照和黑白艺术照，70年代末从香港引进婚纱拍结婚纪念照，还有文革结束后重新拾起来的“京剧戏装照”，都是大北的强项。

 

　　70年代的婚纱照当时很简单，新娘穿一袭白色礼服，带白手套，新郎穿西服，两人手持一束塑料花，脚前摆一个塑料花篮。一套婚纱照也就4张：两人全身，两人半身，新娘单照，新郎单照。当时都是黑白照，放大制作好的照片要由上色师傅“手工上色”。“手工上的颜色不真实，但是那会儿看着挺新奇、挺好的。”曲建平笑着说。但就是这样“黑白变彩色”的婚纱照，成了一代人的回忆。

　90年代时每逢过年，四世同堂的家庭有四五十人，到大北来拍全家福，整个营业厅人山人海，要“叫号”。摄影师要在6点架起设备开拍。而重新“拾起来”的戏装照也成为大北最有特色的服务。文革前的大北照相馆有自己的京剧服装、道具和专业的化妆人员、技术指导，现在则采取和京剧院合作。“拍戏装，眼神、动作都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很多客人懂戏，他一眼能看出来。拿到照片他会觉得特珍惜，觉得特值。”曲建平说。

　　无论是上千人的大合影，还是四五十人的全家福，或者两人的婚纱照，还有单人的大头照，大北最拿手的都是人物肖像照。而肖像照对于拍摄者的经验、技术，对设备的要求都是最高的。

 

　　“我的师傅讲，肖像照出的片子讲究‘细、鼓、润’。细，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皮肤结构，让他的质感得到最好的表现。鼓，是说人的脸不应该照成平面的，它是立体的东西，鼻梁、颧骨哪应该高、哪应该低，低到什么程度，暗到什么程度?都要用胶片表现出来。润，就是要很符合人的皮肤，不是特别生硬。另外，摄影师的经验也很重要。每个人的脸不一定都是对称的，鼻梁有点歪，眼睛一大一小，好多细节一般人做不到的，必须得从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出来，通过姿势、造型让他能够扬长避短，把他最美的一面拍出来。”曲建平说。

 

　　2005年前门大街重修，大北照相馆迁到临时地址——花市枣苑小区一号楼。去年奥运会开幕前一天，前门大街隆重开放。大北照相馆就在修葺一新的前门步行街北头的第一家。这时的店铺，仅从面积而言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以前4800平米，现在加上营业面积约500平米，零头都不到。”曲建平说。按照公司的规划，前门店主要成为营业和拍摄的对外窗口，而花市的店面则主要用于后期制作，成为加工车间。

 

　　此时前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多是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游客，当初前门附近的居民，也是大北照相馆最为忠实的顾客，不少已经迁居别处。在大北照相馆总经理许仲林看来，全新的前门大街，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

 

　　在他起草的《企业三年发展规划》中，他将大北照相馆最大的优势归结为几点：大北照相的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中央和国家机关认可的团体外照服务，掌握了丰富的市场资源;戏装照、全家福、儿童照和经典黑白艺术照等特色项目拥有一批忠实的老客户。

 

　　一位老人来大北拍照，拿的装照片的纸口袋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在石头胡同时用的。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老人还是悉心保管。

 

　　北师大一位85岁的老教师来大北照相，还欣然为他拍照的吴师傅写下一首诗：“大北照相精益精，老吴师傅不图名。八十我曾照影像，几回照看几回情。今年我已八十五，不怕路远大北行。……春蚕吐丝报世人，九十我再照影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