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此时，日本也在远东地区蠢蠢欲动。在此情况下，苏联立即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八路军迅速集结，对向中苏边境集结的日军采取牵制行动”。此后，毛泽东虽然表示“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些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是，他同时提醒彭德怀：“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再次要求毛泽东派遣部队，尽一切努力向日寇发动进攻，以配合苏联红军，但这一要求又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1942年5月，苏联方面得到日军向中苏边境秘密集结的情报，斯大林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发生时，派一部分正规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以牵制日军”。面对苏联的要求甚至是干预，毛泽东明确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极端困难，八路军的任务只能是积蓄力量。这时要求八路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阻止敌人和牵制敌人，是不切实际的。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友均不利。”
米高扬来到中国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中国，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河北平山西柏坡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再次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自然没有理由再推托。但是，在1949年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表达了想收回外蒙古和中长路的意愿，而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时，又提出如何处理1945年中苏条约的问题。这一切都意味着毛泽东访苏时要提出令莫斯科颇难以应付的问题，斯大林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压制手段压住中国领导人的欲望。
于是，中苏建交的当天，斯大林没有发来贺电。而建国比中国晚6天的民主德国，在第一时间便收到了斯大林的贺电；中苏建交的公报，中国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苏联没有在同一天登上《真理报》，而是第二天才登在政府报纸《消息报》上。还有就是苏联派往新中国的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竟是国民党时期最后一位驻华大使，而且他还于1949年秋跟着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莫斯科指示驻华临时代办齐赫文斯基就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一事征询中方意见。为此，齐赫文斯基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在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自己到位于不远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回来通知他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我们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这一时期的种种不和谐音，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气氛，其目的是迫使毛泽东履行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图长期占有在华的特殊权益。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收回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问苏联。
12月6日，毛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多次想去苏联的愿望得以实现。
斯大林收到正面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斯大林更加担心：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危及他的霸权。他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所持的几近疯狂的疑心病进一步加重了他的恐惧。
斯大林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在毛泽东来访前夕，他再次要求给他提供有关这位“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报。令他感到惊喜的是，这一次，除了一堆负面报告外，他还收到了毛泽东的医生安德烈·雅科夫·奥尔洛夫的正面信息。
1942-1949年在中国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医生的捷列宾(安·雅·奥尔洛夫)同志的绝密报告：
关于中共个别领导干部的一些个人意见。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主要是通过自学方式获得的)。他不懂外语，非常熟悉中国、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心理；很了解军队、中国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条件。
在中共、军队和全国人民中亨有很高的威望。
对苏联持非常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在中国内战后期。这对全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在地看，这个影响表现为关于苏联、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个人及他对苏联、国际工人运动和中国的影响的中国报刊和书籍的显著增加，关于他在中国的影响的文献尤其多。苏联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胜利所起的作用均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
他做事目标坚定，但并非直来直去，往往采取迂回方式。必要时意志坚定。能够自我批评，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他也很容易产生委屈感。
在饮食、穿戴、日常习惯、居住等方面极其朴素，待人礼貌且把握分寸。善于表演，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能扮演所需要的角色，他会与他人(有时是好朋友)谈论这个问题，还笑着问他们自己表演的效果如何。当与熟识或关系亲密的人在一起时，他非常健谈，喜欢引用中国的典故或生活中的实例。在谈话期间，他往往会有意暂且回避开始时的话题，转而言其他——谈第二个、第三个话题，但最终仍会绕回到最初的那个话题上来。
……
但这些情报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斯大林的疑虑。奥尔洛夫毕竟也曾指出，毛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而“这位演员”现在是不是在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来欺骗斯大林同志呢？
毛泽东准备访苏
毛泽东酷爱走动，但却不喜欢出国。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第一次是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27日，第二次是在1957年11月。
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是他决意要去。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从未支援过中国共产党，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想法。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劝告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好像内战的责任在中共方面。
斯大林和苏共不少人士对王明十分赞赏，情有独钟。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从莫斯科拍来了新中国收到的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0月16日，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事宜。
11月10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正式向他提出：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寿庆活动并进行访问。
在此之前，中央曾请苏联专家组负责人柯瓦略夫通知斯大林，毛泽东主席将访问苏联。11月9日，中央又致电王稼祥大使要他转告苏方，毛泽东主席何时访苏请斯大林决定。“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邀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科后再决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11月12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
菲里波夫同志（斯大林的代号）：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
1949年11月12日
1949年8、9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泽东就给汪东兴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汪东兴具体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向警卫处长汪东兴交代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做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汪东兴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泽东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汪东兴负责毛泽东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他向周总理汇报：“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大审查，大调整，大清理……”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我再送你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
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罗瑞卿、滕代远、杨奇清、任远等同志负责毛泽东主席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
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不知为什么不喜欢黑色服装而喜欢灰色中山装，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礼服。毛泽东不安地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镇压这个反革命”
在毛泽东访苏前，国民党潜伏电台即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作了汇报。美国驻台湾顾问布莱德上校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直接指挥，制定了颠覆毛泽东所乘专列，企图进行暗杀活动的计划。
当月的一个晚上，靠近天安门南池子一带的一处两进院落里的一间小屋里，不时传来阵阵“滴滴嗒嗒”的声音，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探听到毛泽东要坐火车去苏联访问的消息，就立即向台北国民党保密局拍发了密电，报告这个重要情报。
位于中南海一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情报部反特监听台，也正全神贯注地监听。他们破译出潜伏特务向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报告的毛泽东将访问苏联的情报。
值班的军委领导接过破译的电文后，当机立断，马上向毛主席报告。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立即在文件上批示：
公安部：
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毛泽东
周恩来总理也作出指示，绝对保证毛泽东主席的安全。
冬日的傍晚，中南海西花厅的灯又亮了。
“报告！”秘书走进来，对正在伏案审阅文件的周恩来总理说：“罗部长和杨副部长他们来了。”
周恩来合上手中的文件，望着进来的罗瑞卿和杨奇清，说：“怎么样，我们把情况再凑凑？”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了落实。”罗瑞卿有条不紊地汇报道，“首先组织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同时，由总参谋部调动部队护路。北京、天津、山海关，一直到满洲里，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
周恩来说：“好！”少顷，又语重心长地说：“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恶极的敌人，各种危险都要估计到。”
周恩来又问杨奇清：“侦破国民党那个潜伏电台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组织侦破，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在主席回国前清理掉这个隐患！”
毛泽东出发之前，北京卫戍区警卫部队各师(总队)首长率领各级指挥员察看地形，划分警卫地段，对每一处桥梁、隧道、涵洞、道口、车站，都明确分工，实行包干负责。
重点地段设固定哨，一般地段设游动哨，复杂地段进行纵深配备，控制铁路两侧制高点，构成严密的警卫长廊。
警卫部队与铁路职工和公安干警密切配合，对铁路设施作了安全检查，搜除路基及两侧的一切危险物。
毛泽东出发的前一天，专列及其警卫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北京前门车站周围及城墙上凡是枪够得到的地方，都布置了岗哨。聂荣臻也检查了线路警卫。
查获“万能潜伏台”
台湾，毛人凤命令潜伏在东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案。第一套作战方案是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第二套方案是利用潜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的“万能潜伏台”进行指挥，伺机而动。
北京，在中央社会部的会议室里，李克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具体研究破获“万能潜伏台”的问题。李克农说：“按毛主席批示有期限，对台湾保密局北京潜伏台的侦查工作，可以提前完成任务。潜伏台就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决定起获了。所谓‘万能潜伏台’，就是集敌台台长、报务、情报、译电四职为一身的计兆祥。原来提出将敌人一网打尽，从实际情况看只有捕计兆祥一人。”
侦察队副队长成润之奉命率队执行此次抓捕任务。侦察队捉住了计兆祥，并从他家里搜出美制的一部25瓦电台、美制手枪一枝、一沓情报底稿和书写在《古文观止》上的密码等罪证。在罪证面前，计兆祥双眼呆滞，脸色蜡黄，汗水从头顶上滚落下来。
侦察队队长曹纯之立刻赶到李克农家，向他汇报了现场情况及敌人情报底稿透露的计划。李克农拍了一下曹纯之的肩膀说：“你不愧是一名足智多谋的老将!”接着说：“走，到现场去!”
李克农和曹纯之驱车又来到了计兆祥家。李克农仔细查看了计兆祥的罪证，然后把目光转向计兆祥，说：“不要怕，我今天来，是看你计兆祥发报技术的。就用这部电台，用原来的手法，呼叫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我说话，你发报，怎么样？”“愿意效劳，愿意效劳。”计兆祥连声答应，并做好了发报准备。
台湾的毛人凤坐到了电台旁，等待接收、译电。电文很快被翻译出来，内容如下：
毛人凤先生：
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破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柬手被擒。今后，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恕不面谢。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长。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计兆祥。
毛人凤震惊地拿过译文不相信地又看了一遍，浑身颤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克农”的名字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冤家路窄。毛人凤十分清楚：过去李克农曾在“国统区”搞情报工作，把当时的特务头子戴笠搞得焦头烂额……毛人凤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椅子上。
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礼品
毛泽东此行最大的愿望
1949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讨论和通过了一个题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抵达、逗留和送别方案》的决议。方案制订得非常周密，连最细微的细节都不放过。其中包括一列专列将在12月3日前开到边境车站以供毛泽东一行使用。专列由五节车厢组成：一节供毛泽东乘坐的客式车厢，一节共毛的随行人员使用的车厢，一节供苏联驻华大全罗申、斯大林的驻华代表柯瓦廖夫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车厢，两节国际车厢，其中一节是软卧车厢，另一节是餐车。
毛泽东也在为与伟大导师的会面做着类似的准备。他上经行最大的愿望是，在中苏两国间达成一项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获得一些贷款。
准备出国的礼品
一天，毛泽东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国的礼品选好了吗？”
杨尚昆说：“选了一些，江青同志正在帮我们一起选。”
毛泽东听了，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赠送礼品，你们和外交部礼宾司选就行了，为什么要江青和你们一块选？不要她插手，她也不懂，你们选的让恩来定就行了嘛。”
杨尚昆连忙解释道：“主席，这是我们找江青同志帮助办的。”
毛泽东挥了挥手，口气依然严厉：“你们不要找她，她不懂这方面的事，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
杨尚昆继续解释：“江青同志最近刚从苏联回来，有些情况可能比较了解。”
毛泽东真动了气，声色俱厉：“你们怎么非她插手不可呢？”
杨尚昆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毛泽东为何对江青插手选礼品如此生气，真令人费解。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的寿辰。毛泽东极其重视这次莫斯科之行，对所带寿礼做了特别研究。这份礼品送出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0日至22日，这份寿礼中既有富有中国物色的珍藏工艺品，如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瓶、景泰法烧蓝茶具、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和龙船等，也有上等绿茶、祁门红茶、龙井，甚至老百姓家中的百菜、大葱也榜上有名。最显眼的就是胶东白菜、莱阳梨，北京附近产鸭梨，还有山东大葱。而且，蔬果中哪一种是“颗大”的，哪一种是“绿色”的，哪一种由“四荆条篓装”等，都标得清清楚楚。
新中国政府当时之所以选择了山东大白菜、萝卜、大葱等“特殊”的礼物，主要是想拉近距离，让斯大林有一种亲切感。
同时，国内大量的庆祝活动，也在传达一个向苏联靠近、请求“苏联老大哥”在经济等各方面予以援助的声音。
毛泽东的亲自出访向苏联发出了一个“亲近苏联”的信号。这也是后来我们“一边倒”政策的开始。
祝贺斯大林70寿辰礼品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礼品目录
大元帅丝织像二帧
清代蓝花瓷花瓶一对
景泰法烧蓝茶具两套（共十件）
烧瓷寿盘一对
象牙雕刻大花瓶一件
象牙雕刻宝塔一座
象牙雕刻龙船一双
象牙雕刻球三个
象牙雕刻八仙人一套
象牙雕刻女英雄一对
祁门红茶、上等绿茶、龙井茶
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品目录
大元帅丝绣像一帧
大元帅陶瓷像一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礼品目录
大元帅像陶瓷盘十个
江西景德镇五彩瓷家具两套
（每套九十九件）
中国农民所献特产蔬菜果品
山东胶东产白菜颗大
山东济南产平顶尖根较小
山东莱阳产梨绿色（四荆条篓装）
鸭梨北京附近产
雪梨北京附近产
天津萝卜绿皮细长
山东萝卜绿皮颗大
绿皮圆形红心萝卜北京产
大葱山东章邱县特产
小金橘江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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