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舍山人：重温心史黯回肠

我向游侠先生问学，始於七九年夏，二十六年，往事历历在目。

 

八月里一个星期天，在杨公井“小上海”用罢早餐，穿过淮海路想去新街口书店看看，见路边有一小门敞开，望进去，里面还有个月洞门，倒是清雅少见。想起文革前上学时路过这里，曾记挂有“金陵刻经处”的牌子,好奇心驱使我信步跨了进去。里面平房一排排，曲径通幽。穿过一座葡萄架,眼前是一个有池塘假山古井的花木扶疏的大花园，北向背衬一座玲珑宝塔，有粉墙黛瓦古意盎然的老屋三间，窗明几净，方砖地的堂屋内摆设著一堂红木旧桌椅，上悬一块深色斋匾，名曰“深柳堂”，细看竟还是赵朴初题写，不由心下怪异，如何经过十年文革洗劫，繁华的都市中心还有这麽一付前朝景象。

 

闻声，东厢房走出一老者，见我陌生，便挡驾道上头有令，这里是省文管单位，不能随便参观，说话间，里面踱出一位手拄拐杖、戴眼镜、光头、貌相谦和的老人，略一打量我，便说“可以看,可以看”。相聊之下知是专门研究佛学的，心中顿喜，我的祖母生前是无锡佛学会的成员，自小见她卧室里经书堆满，可我从不知佛学爲何物。我首先是对游侠这名字感兴趣，先生说“我发蒙就用这名字”，谓文革前中国佛协有个佛学研究小组，就设在南京，仅有三、四成员，主持人是中科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吕澂先生，现在北京，都是二十年代的支那内学院出身。我问他几位当今写过佛学专著的人，游说这些人都不够资格算是佛学家，他们迎合潮流，搞的不过是宗教批判学而已。研究佛学，先得通晓五百部经书，然後方可开始研究……临别，他热情邀请我有空再来。 

两天後，特地来访游老，进了他的卧室，褪色的广漆地板，四壁古色古香摆满线装书的玻璃书橱，灯下，老人正看英文的罗素哲学论著，桌上是一摞他替我准备的书；六二年中国佛协出版的《现代佛学》期刊合订本（里面有多篇吕澂先生和他的论文）、英文《楞伽经之研究》、日文《印度佛教学研究》、《望月信亨辞典》等。我告近来正读一新出的《中国哲学史》，里面有大篇大篇论及佛学的。手捧《望月辞典》，游老哈哈一笑，“千古文章一大钞耳”，说佛经自明帝时传入中国，魏晋直至赵宋，便已有五千四百多卷，前人专著、译经，浩如烟海，高僧传曰：“非博则语无所据”……夜阑人静，除游老清朗圆润的温州口音的普通话，惟倚窗硕大的芭蕉，风中摇曳，瑟瑟有声。

 

这一夜，我们谈到两点多，清风拂人，廓清了我许多的疑问。似游老这般佛学、文学，如数家珍，经史百家，随手拈来，无骑墙之见，无固执之谈，实未之见也。送我出门，夜已未央，月上中天，满院银光泻地。这一年，先生七十八岁，然敏识聪听，精神如在中年。 

我们一见如故，竟毫不觉年龄之悬殊。我住公司的火瓦巷宿舍，与刻经处相距不过咫尺，当时尚在单身，自此除却外贸工作的出国、出差、广交会，游老与我，频频往来。我听了他将近七年的课。我不时有喷香的马来西亚咖啡请他，或是外商送我的法国白兰地之类，好酒美饮助兴，老人更是情绪饱满，往往长谈终夜不倦，回回都是我送他到家门口。那时的火瓦巷，要走到杨公井口，街头才见灯光，小巷墨黑，夜间少有行人，手杖著地“笃笃”甚响，我搀著他往北走，行路虽颤颤巍巍，谈兴犹不减来时。然而往往大清早我还在床上就又听到木楼梯上咚咚的手杖声响，老人早上又来了……今日忆之，如在眼前。

金陵刻经处，系晚清杨仁山居士创办，刊印佛经，研究佛学，大得声称於当时，庚续其事业的欧阳竟无先生及吕澂先生在二十年代初又筹办成立了精研内典的支那内学院，甚多名贤前来听课，连一向自视甚高的太炎先生也亲爲内学院撰写《缘起》，誉爲“千载独步”。其後学中人才辈出，一脉相承并将佛学研究推向高峰的即丹阳人吕澂先生，吕先生一九八九年以九十四高龄才在北京去世，他先学经济，後东渡日本专攻美术，归国後应刘海粟之聘任上海美专教务长。我国第一部《西洋美术史》即是吕先生所著，曾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讨论“美术革命”，轰动一时。爲寻求人生问题真理，又尽弃美学而入佛学，真所谓皓首穷经，七十年孜孜不倦著书育人，在浩繁的经典中，辩僞存真，穷源竟委，甚多孤明先发之见。他搞清了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从而厘清了中国佛学的源流，首次提出“中国佛学”这个课研大题目，中外影响至巨，成爲中央研究院部聘教授，汤用彤的名著《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即由其审查通过。1936年，中央大学以高薪聘请吕先生爲哲学系主任，先生婉辞，而甘清贫治学。解放後吕先生亦受到中共礼遇，聘爲中科院学部委员，重新开始其研究工作，周总理亲自提名其爲全国政协委员。游侠乃是吕澂先生佛学研究的高级研究助理。

 

令我惊奇的是，游侠先生还是1922年的中共团员，25年的中共党员。曾组织过平阳起义，曾与周恩来夫妇、李立三同一个党小组。31年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与中央失了联系。经人介绍到南京，陈立夫闻听他国学有根底， 委托他编写有关资料。後入国民党海军部，深得桂永清总司令的赏识，曾爲桂整顿海军起草《告全体官兵书》，桂永清48年冬要求严守长江，抵制解放军进攻的《告全体官兵书》亦出自先生手笔。南京解放前夕，他是桂永清的少将秘书，因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上，不肯赴台，遂爲起义将领，任华东海军委员会秘书。1950年，他向华东海军司令部请求转业，到上海群联出版社任编审委员（群联的编审主任即著名记者陆诒）。1953年应吕澂之邀来南京研究佛学前，先生一直是上海佛学界的头面人物，1949年七月，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集会，公推赵朴初、游侠二位先生爲代表去北京，和当时已发表爲全国政协代表的巨赞法师联系。

 

 
     吕澂、游侠诸先生与佛学研究生合影

 

   照片说明： 第一层台阶：吕澂、游侠（左，穿对襟中装者）
              第二层台阶：谈壮飞
              第三层台阶：李安、田光烈、阮同泰（吕先生的男仆）
              第四层台阶：张春波、杜继文、高振农 
  著名学者高山杉先生说：“细看这张照片，我发现有个微妙的地方，就是

  可以按照每个人所站台阶分成四组，刚好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哈哈。” 

 

这样的人，自难逃文革浩劫。那年头，管你是佛学研究者，还是宗教职业人员，统统扫到一起，游先生已六十多岁，被押送到红卫林场“改造”，严加管束，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放牛，白天是无休止的批斗、认罪，除了苦役劳作，便是写不完的检查、交代。工资扣发，每月只给八块钱生活，老妻被迫远走贵阳投靠女儿，儿子下放农场，後来学泥瓦匠维生。年年难过年年过，竟苦度了十几年。1978年还关在清真寺做手套。这年年底，赵朴初先生自北京来，向江苏传达周总理的遗言“金陵刻经处要恢复旧观”，飞机场上，赵朴老环顾四周欢迎人群，问：“怎麽不见游侠先生？”，於是次日游先生就被通知去双门楼宾馆见赵，门卫见他衣衫褴褛，将他赶走。直到朴老临走前夜，方得见游侠先生。两位至交彻夜晤谈。第二天游老即入住刻经处，“解放”了。越半年，发还文革被扣的工资近两万，然身心的创巨痛深，则非长时间不得康复。赵朴老来前，游侠先生已山穷水尽，几近绝望，“自己也想不到还能绝处逢生”。

 

游先生是一位中西合璧，气质高雅，思想方法十分洒脱的人，他一生的行踪见闻，多姿多彩，常人难以企及。跟他的同学同事大不同，他在过去的国共两党里都曾是高级干部，一方权力中心的人物。改革开放後，他的思想很是活跃，他的国学根底更使他如鱼得水。他很少说话，然而知心相对则往往是滔滔不绝，说话很有气势、很有远见。八零年暮春，日本人送鉴真和尚回国巡礼，先生与苏渊雷教授联名献辞礼赞，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大批佛教界人士去江北礼瞻了鉴真大师古坐像後，夜间来刻经处看望游老，此夜我也在先生房中，老人略感风寒，声哑，半坐在钢丝小床上，枕边是欧阳先生的木刻版《经纶断章读》。客人中有一位上海供电局的倪姓居士，赵朴初要他去北京中国佛学院任教，倪对我说：“游老是国内少有的学者，吕澂以下即是他了。你这位老师可是佛学界了不起的学者啊。”他和游老谈了许久，听得出其人佛学造诣颇深。末了倪又提一个问题，说自己此去北京，进佛学界工作，“今後国家对宗教政策会不会再来一个变化？”文革殷鉴不远，心有余悸难免，倪先生约莫五十出头，从此身入宗教界是要有点破釜沉舟大智大勇的决心的。那对学问的执著，对形势发展的疑虑，灯光虽暗，全都清楚写在脸上。

 

游老略一沉思，语气肯定地说2000年前不会有什麽变化，但要自己组织起来，要有自己的力量，要取得国际上的支援，因爲中国的佛学研究在世界上实在是很先进的，是他国远远不及的。日本虽有十几所佛教大学，百多种专门刊物，其对佛学研究之精深程度仍远不及中国学者。世界上学问之深不在西方，而应在东方，西方的研究，外可上达月球，然而西方之学研究内在的就不行了。故内学很有前途。这千多年前的佛学，有理论，有实践，应当弘扬，要将西藏的经典好好整理出来，藏地高寒，梵文的贝叶经等在那里都保存得很好，且藏文就是古印度的避难学者爲西藏人造的，故藏文经书能直接还原成梵文。

 

他带我到栖霞寺参观藏经楼，说“这大藏经从前只有帝王才刻得起”，看著灵谷寺玄奘法师纪念堂里，一件件文物旁他过去手写的介绍，叹息“恍若隔世”，在玉佛寺收藏的木雕古佛前，先生自言自语“三界之上的如来看肿了双眼哦”。游老到处，知客引导，方丈礼敬，先生亦谦虚躬身还礼。一九八零年，我出席在西湖刘庄举办的中国文教用品出口小交会，这里是毛泽东主席每年在杭州居住一个月的地方，没有大门，入口难以识别，隐约在环湖路边。游先生由曾任国民党杭州公安局长、作爲战犯刚释放不久的倪姓妹婿陪同，二老相扶找寻而来，经过了固定岗哨、流动岗哨等一道道繁复未改的警卫进来看我。先生对刘庄比负责人还熟悉，当时毛生前经常登临的上山道已荒草没径，游老指说那是当年康有爲避难隐藏时的读书处，旧称康（吴语谐音，“躲藏”之意）山。除了解放後建筑的主席居处，昔日风物依旧，甚至一块假山上吴昌硕的墨笔题字犹清晰可见。刘庄就在花港观鱼对面，占西湖风景三分之一，而年青人都已不知道杭州还有这麽个绝佳去处。三十年来地方政府第一次小心翼翼地对外开放。我们中外人士胸前都别有红色“来宾”条子，两个普通衣著扶杖而行的垂垂老者就分外显眼，都在惊异是何人物。

 

 
  平反后，游老独自去东北看望女儿女婿。摄於沈阳故宫

 

 

西沙论战时，先生告诉过我一件鲜爲人知的事，四十年代他任职海军部时，某日，西沙群岛守军忽急电告，一美舰出现在岛屿附近，欲登陆。此时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正外出，衆人请游秘书拿主意，游问岛上有多少官兵，答曰共二百多人，游即决定不准让外舰靠近。岛上守军得此命令，即向美舰打出不得靠近的旗语，美国舰队居然真的不敢登陆，绕过西沙而去，官兵一阵欢呼。後桂永清回来，对此大爲称赞，说游秘书到底是参加过共产党的，有魄力。我曾建议先生写下此史实以发表，他摇头说“一动不如一静”。今日连战已能率团来访，党禁开放，我记其事，当其时矣。

 

二十年多前，南大与威斯康星大学结爲姊妹学校，威大送给南大好多书籍，南大回赠什麽好呢？爲此颇伤脑筋。历史系王栻教授与游老熟识，游老提议送一套刻经处印制的玄奘法师全部译经。威大果然如获至宝，捧了回去，从此可设立佛学博士学位了（此前，只有牛津大学可授此学位）。王先生已往生多年，此事想亦知者寥寥。金陵刻经处藏有玄奘法师一生译经的全部木刻经版，块块都是文物。事实如此，妙高峰上人独立，千百年来，有谁超过了玄奘之学？

 

看书买书，是其生平之所好。我多次陪他到杨公井口的古籍书店去淘书。他曾对我说起以前所置书籍的遭遇，大革命中，抗战期间，及49年解放，花费大量心血，不断搜集，奈何战火不熄，藏书旋聚旋失。解放後十几年安定的研究生活中，月月要花几十元购书，家中重又盈箱积案，但文革中悉数都被红卫兵抄去，当庭焚烧，灰飞烟灭。他还不识时务，说“这样大规模的抄收旧书运动，历史上只有秦始皇的收焚六国典籍堪以相比”。立遭凶狠批斗，罪曰：“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是很难理解过去几十年的极左和一个个政治运动摧残人心的恐怖了。

 

中国的饱学宿儒，满腹经纶，都爱吟诗作词，游侠先生的旧体诗做得真好。即便是腥风血雨的文革十年，也吟作不断，借句感事，以诉怨望。怎麽想就怎麽说，还偏好要写给人看，一再被造反派捉住检讨认罪。游诗行云流水，写得实在感人：

 

          林场怀旧  （70年）

 

   流年苒苒惊偷换，风物萧萧又入秋。

   可惜故乡蓴菜好，谪居何事苦淹留。

                                        

          自咏二首   （70年）

 

   开落春花一梦中，酒醒昨夜又东风。

   白头感旧空回首，极目连山夕阳红。

 

   细书摩眼送余年，老去方知此味长。

   少日纵横谁印可，重温心史黯回肠。

 

先生平生与苏渊雷、高二适三人最爲相得，时有诗书往来，万马齐喑的年代里，穷酸而已，无人能识。我手头藏有一份先生73年11月1日被迫写的“交代”：“今年四月间，在城里，曾去看乡友南大历史系教授王栻，王问我，苏渊雷已离开哈尔滨师范学院，退休回平阳。王据他的朋友王建之来信说，这次得退休，是由高二适替苏渊雷向章士钊要求设法，由章向周总理提起，才准给退休的，信里还提到苏渊雷很关心南京两友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高二适……我去看高，高说多年来不得苏的消息，也很关心，做一首诗，要我带交王栻转寄：‘十年生死总衔枚……。’意说十年来彼此情况不明，是生是死都不敢问，好像夜行军怕有声音，每人口里都衔一根横木，噤不作声……我和苏也差不多十年未通信，彼此都意料到对方在这场革命大运动中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虽互相关心而都噤口不敢相问，这种沈郁抱屈心情，第一句完全暴露出来了……经过这次教育批斗後，回过头来看看半年前的我，是多麽可怕，多可恨！”

 

他送我一本薄薄的保健按摩书，扉页题字曰：“文革十年，赖此得以安度，……”清晨喝一杯隔夜凉透的白开水，早夜以热掌干沐浴，简简单单，这就是他的保健之道。1978年後，先生枯木逢春，年近八旬的老人，力图身体复原，每天清早出城，独自拄杖登中山陵，三百多级的台坡一直攀到顶，摇摇晃晃，然精神扬扬，跌得头上起大包也不在乎，爬起来再走。深记得某日，他摔得前额有伤，脑後鼓包，仍黑夜摸到我住处，送来《诗品》和郭绍虞的《文品汇钞》等，指点我细看。

 

在一封他寄到广交会给我的信上，他对我说:“同门中解此的已不多，外边更难遇一可谈之人。自从认识你以来，我这个衰朽如像获得了新生，欣喜有这样好学的道友，给我以很大的鼓舞。”直至八六年夏，先生赴修文之召（多日卧床不起，没有毛病，是对佛学研究的现实失望），少林老梅，重发幽香，我有幸聆听了他七年的课。他给我讲学，是在谈天说地中进行的，非常轻松快乐。可我知道他这样的学者，内心实是很寂寞的，先生去世前，中国的佛学研究始终未能恢复到文革前那样的水准，尚健在的凤毛麟角的几位亦都年届耄耋且星散各处。上海的蔡尚思先生来南京，访刻经处，看了内学院的书，连连摇头对游侠先生说看不懂。流连期间，蔡先生写了好几幅诗文条幅送他，钦羡不已。

 

因游先生的推荐介绍，我外事出国途经北京时，逐一拜访过郭元兴先生、虞愚教授、法源寺明尊法师。郭给我印象至深，他也是吕澂先生的佛学研究助理，文革中改行教书，居然能在浦口中学教高中数学。他通藏语、精巴利文，悟性很高，对我讲起因明，眉飞色舞；“物质不灭理论，佛学两千年前就解决了”。据说他在佛学院讲课，非常放得开，循规蹈矩者甚至不敢去听。郭先生的卧室空荡荡的，只有一床一桌一凳，方桌上一大堆玻璃瓶满积烟蒂，这是一位天分很高的佛学家，他已经超脱了。黄叶满阶来去风，可叹郭先生也已归道山多年了。而虞愚先生的住处，撩开玻璃珠帘进去，简直就是一处佛学精舍，书香扑鼻，人也玉树临风，圆通飘逸。

 

游先生常说；做学问是不容易的事，吕澂先生淡泊人生，很少写东西，往往是在与别人争论时，其学力、功夫才得以表现，这样的商榷文字，解放後大都发表在《现代佛学》之类地方。而现在的人做学问好像很容易，硕博论文，往往一写几十万字，题目既大得吓人，还好作惊人之语，博导往往带好多学生，质量可想而知。我有时也随友人去大学里听听文学艺术类的答辩，鲜有好者，很是感慨。有正直之心的答辩导师对我说，“问题是要指出的，通还是让他通过”。奈何！吕澂之学，始於对经版的校勘，现在有谁还肯下此功夫，商业大潮，都向钱看，再也唤不起学者们那种四十年坐破蒲团的坚实信念了。我相信事物的发展总是越来越趋向合理，学界这情形总会得以改变的。 

游侠先生的佛学论著，除散见於《现代佛学》者，权威的五册《中国佛教》中收录游文拾壹篇，那是1955年应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之请，周恩来总理亲自委托中国佛协组织国内顶尖的佛学家们写的《佛教百科》的中国条目，内容、文字之精严，获得国际佛学界一致好评。班达拉奈克夫人特地请周总理转达她对中国佛学家们的感谢。中文稿迟至文革後才出版。其中四大译经高僧有三位是游先生写的传记。该书所有撰稿人的语言文字最後都由吕澂先生统一，吕先生语言是很有特色的，看似普通白话，却是功力非常。游、吕同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学生，但是游一向敬重推崇吕先生，甚至尊吕爲师，行文也大受他的影响，我看过他不少佛学论著，朴实简练，文字已入妙境，虽一生惊涛骇浪，经历不可谓不丰富，然其爲人毫不世故，爲文更无江湖气，从不东引一句，西抄一句，以炫耀自己博学。无论长篇短简，落笔古彩斑斓，非老於文字者，难得其趣。而先生之学，依我看，《欧阳竟无先生的法相学》堪称代表，指明关键，独阐此学之真。法相一宗，於此已经了然。

 

囿於我的佛学知识，不得对先生之学有何评介，先生精研佛学，由此而及版本学、目录学、音韵学。诗词歌赋于他，何小哉，随手拈来。七年之间，惠我良多。那是个“笔底珍珠无处卖，闲抛乱掷野藤中”的时代，他以爲我有些根柢， 认我爲是知音，於是欲倾囊以授。他对吕澂先生独辟蹊径厘清“中国佛学”脉络的敍述，佛学界学人的种种旧闻轶事，对陈三立父子的推崇，……我至今记忆犹新。值得一提的是，游先生与高二适、苏渊雷乃生死契交，彼此唱和甚多，高、苏今已享誉海内，不知人间有顔回，独游侠先生识者寥寥，湮没无闻，是因爲他跟吕澂先生一样，述而不著，不以著书立说爲念，吕氏授课的讲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二书，不是晚到八十年代才付梓的麽？一出而声动天下。

 

佛学，深谙此道者叹其爲绝学，非有相当文字根柢不能进行研究，非大智慧者不能在此上有所成就，尤其後继者若无淡泊名利终老窗牖之志，则绝学终成绝。笔者陋质天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至有这段与游侠先生忘年交之机缘。然得门犹难，况言入室，随著先生的去世，余亦徘徊迷失，废然而返矣。

 

 

开放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夜，先生西归十九年记。 

 

 

许舍山人注：

拙文经北京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哲学研究所高山杉先生及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林光美教授推荐，正式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2007年第六期上，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