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天一览楼》1部4章(1）崔哥的外号

04章 中学毕业 崔锡麟初探社会(1）崔哥的外号

 

在高邮方言中，“崔”和“吹”的读音竟然相同，都念作“chui”。因此，您大概不难猜到，崔哥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被同学叫过的绰号无非便是“吹大牛”或是“吹老牛”之类而无其它。我于1967年进入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这十年也是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 年代。那时学生的学业极其轻松，有点儿作业，三下五除二即得。于是就生出了海量的课余闲暇，尤其是进入高邮中学以后，百无聊赖的一帮子少年，每天一放学就会聚在一起，变着花样地疯玩。玩累了，也会找个土坡，坐下来轮番乱侃。等到每个人所能讲的故事都讲完了，总会有人提议，让 “吹大牛” 再讲一个。

因随父母“干部下放劳动”，崔哥的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一年级是在高邮县城往北九公里外的东沟公社度过。实在是无处可去，也没东西玩，从那时起，我突然对阅读上了瘾。至小学毕业前，别说家里爸妈的藏书，全公社所有下放干部家的书，几乎都被我借来吞下肚。没得挑，只要是书都看，当然以小说为多。白天坐在山墙下的草堆边，晚上在煤油灯旁，不停地读。妈妈老是说我，这样看下去，眼睛一定会看坏的。妈妈一贯正确，到了初中二年级，因近视加散光，我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但肚子里多出一堆故事。中国的、外国的、古时的、现代的，琳琅满目。

也是在乡下的那段时间，大姑妈从新疆，叔叔从山西同时来探望我们。他们和父亲谈到许许多多他们共同的往事。也许他们并未在意，我在一旁听得有多么认真，并且第一次得知，原来我们的家族居然有这么多迷人的故事。

那天在奎楼的石阶上，几个同学聊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异同之处后，要求崔哥再讲个不一样的故事。我问要不要听我老爸家的故事？大家都来了兴致，说好哇！那时候，我所听到的关于自己家族的往事，尚未连贯成体系，更不全面，可我还是讲起了我听来的、断续的故事。讲着讲着，晚霞已经爬满天际，大家散伙回家，约好明天继续。

几天后，我的故事讲完了。大家伙意犹未尽，让我接着讲。我说没有了，我知道的都讲完了。

“怎么可能？接着编不就行了嘛。”

“可我不会编呀。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就知道这些了。”我解释道。

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不奇怪，对于一直生活在高邮这种小地方的中学生来说，这些故事太过于戏剧化。用当时的话说，太象吹大牛了。好在我的一帮老友心善，忙告诉我：“虽然明知是吹牛，但我们爱听，接着吹就是了。上学期全县的语文统考，你是第一名，编故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我能怎么办呢？他们断不信我。我有些沮丧，当时就想，假如我把这些故事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全都搞清楚，并写成一部书，还会有人说是我吹出来的吗？这是少年时关于写书的最初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想证明自己不是吹牛的念头，早成了超幼稚的笑话。虽然写作的心愿没有断过，但目标导向却彻底改变，变成了想写一部书来证明自己真是个会吹牛的人。

人的一辈子里有太多的想法，很正常，将想法付诸于行动就不容易了。

崔哥也是一样，对写作的事，其实从未认真过，直到我五十岁生日那一天，忽然发现我的这个念头不但没淡忘，反而变得有点迫切了。

那晚即将收工，台湾来的琦美和她香港籍的先生CN，加上北京人谭家姐妹俩和她们的丈夫，刘博士和周博士，共三家人一起送来了一个惊喜。他们带着生日蛋糕，一起来到我们店里，庆祝我的五十大寿。我们旋即关了店门，煎牛排、倒啤酒、切蛋糕，欢喜快乐。在这群人里，我是第一个进入五十岁的人。席间，我被问到对将来退休生活可有规划。我说我兴趣广泛，闲不下来，想做的事情还很多。不知怎么就说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写书的想法，就不知什么时候才真开始动笔。听一个职业大厨说要写作，大家非但没有过于惊讶，反倒对我说，以你平时讲故事的才华，弄不好，你写的书一不留神就成了世界名著了。

一阵欢笑。

我便趁势编了个段子：“要这么说，我倒想出一个笑话。说的是一千年后，有位小学老师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小朋友们，谁能说出一位我们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有一位女同学举手说：‘我知道一位，曹雪芹。’‘对！还有吗？’这时，有个小男孩也举起手说道：‘我还知道一位，他，他，他好像姓崔。’老师说：‘都说对了。你们真棒！’”

又一阵欢笑。

笑声散去，我忽然发现，我吹牛的本事看涨。看来时候已到，我该为写作做一些准备了。

不久，写书的想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可是真要开始行动，谈何容易？先不说写得好坏，写作所需的时间就是第一难题。一直到9年以后，机会才最终出现。

2019年底开始，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我们被迫在2020年的三月停止工作、关了店门、留在家中躲病毒。家中门里门外的杂事都干完了，平身第一次发觉，时间还需要打发方能不感无聊。美国国庆节前后，正在我无事可做、闲得发慌的时候，猛然想到，现在有的是时间，何不就此开动呢？

说做就做，打开电脑，开始写提纲。写了好几种不同的大纲，却发现自己的能力对于复杂的文学结构根本罩不住。算啦，还是老实点，按着时间线把我的故事一一讲来。还别说，这么一来，事情变得容易多了。我只是想象着，还是那个秋天的午后，还是在安静的奎楼下，给要好的朋友们讲起了我的故事。

起初的三个章节很顺利就写好了。我尝试性地将这三章的初稿发给姐姐评判，也发给了几位好朋友，他们将会是我的《湖天一览楼》第二、三部书中的重要人物。很快就收到意见反馈，总的来说，反应好过预料。有位姓许的老友是位教授，在扬州的一所大学里教英文写作，他也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让我信心倍增。

五个月的疫情高峰期一过，我们就恢复工作了，每天又要从上午9点工作至晚9点。我只好暂时封笔，打算等退休以后，有了闲暇再接着往下写。想不到的是，此后的每一天，我心中总是不安宁。躺在电脑里那前三章的文字，怎么总让我无法忘怀？把它们扔在那里不再问津，为何让我心生愧疚？就在昨天我忽然想明白，我已经把自己放在这些文字之中，不时地唤醒它们，不时地经历它们，都变成了我自身的一种渴望。

今天是复活节，所有商店停业一天，没地方可去。从今天起，我开始尝试着不再搁置，只要有时间就随手写一点，因此就有了第四章的第一节。

这一节写到此，我忽然想到，我曾有两次和文学活动沾上边。一次是在我的大女儿出生的1988年，我写的一篇短小说在扬州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另外一次更早，是在1971年早春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四口从高邮城步行回东沟的家。途径邵家沟时，曾是作家的父亲指着路边刚发嫩芽的柳树念出一句诗： “柳树枝被抹上了一层新绿，春天来了。”

巧了，第二天到学校，老师要求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记清明节扫烈士墓。我想都不用想，第一句就有了： “路边的树枝抹上了一层新绿，清明节到了”。这篇作文后来被选入扬州地区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集，刊印成册。同在东沟下放的单校长是母亲的好友，她得到一册，看后告诉了母亲。妈妈回家在饭桌上说起来，大家都笑我偷爸爸的句子。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现在想起来一算，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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