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哥

不够文学,勉强会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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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天一览楼》1册7章 (8 ) 父亲自传 2

(2023-10-13 12:53:17) 下一个

第07章 三房一子 崔开元成长岁月 (8 ) 父亲自传 2

 

我们全家人都迁到了上海,那时我8岁。

起初我们家住在新闸路瓯庆里。

这是一栋大杂院式的3层楼,住着几家纱厂女工,在上海要算是最蹩脚的房子了。楼底层住着一个商人,有点钱,他家有一个比我小的男孩子。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家里玩洋钱,足有几十块,桌上有,地上也有。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是连一块银元也摸不到的。

二楼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的是个舞女,每天下午睡到很晚才起床,起来之后打扮打扮,一身漂亮旗袍,一双高跟鞋,“的的笃笃”地走了。小夫妻常打架,从大人处旁听得知,打架总是为了男的跟女的要钱。那时候舞女和妓女差不多。我家住在三楼,我们姐弟4个睡在阁楼上。

二楼还有个亭子间,住着一个姓杨的先生,二、三十岁,可能是在某个戏园子里混饭吃。我那时已经会吹口琴了,最拿手的是“燕双飞,画阑人静晚风微 ···”。杨先生常叫我到他那里去玩,在他房里从来没见过别的人,男人女人都没有。他拉胡琴,我吹口琴合奏。他还教我弹琵琶,可是琵琶太大,我手指头忙不过来。他又教我拉京胡,从“二黄原板”开始,还送了我一把旧京胡,于是我就天天拉。这件事可能联系着我的一生,因为到兰州之后,二伯父从保定给我带了一把很好的京胡来,于是我从兰州的中学拉到北京的大学,从大学又拉到行军途中。我之所以被中南军政大学选入文工团,京胡拉得好,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我们还在上海王家沙住过很短时间,那是父亲朋友的房子。王家沙都是西式洋房,住的大多是外国人,环境也安静幽雅。

以后就搬到东浦石路103号,这是带花园的3层楼洋房,也是父亲朋友的产业。

我在萧伯岩的弟弟萧仲岩夫人办的美华小学读书。从东浦石路到美华所在的卡法路相当远,每天步行。

因为我背过《大学》、《中庸》,所以一到美华就读二年级下学期,几个月后就升入三年级。语文、自然还好办,算术、珠算不能从头学,我因为没有学开头,所以中间就听不懂,越不懂就越不感兴趣。说来惭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毕业,我的数学都很少及格。

可是从美华二年级开始学英语,直到后来,我的英语总是全班的尖子。作文也不错,在高中,语文老师还到别的班上去背过我的作文,这是后来的事。

小学校有童子军,全校是一个中队,我是中队长,很有些权威。有一天我弟弟开明和别的同学打架(我们姐弟四个都在美华读过),我罚他们俩“立壁角”(面墙而立),开明站了5分钟我就叫他走了,而那个同学却站了二十多分钟,因为他不是我弟弟。

美华要举行演讲比赛,我大概在五年级,老师给了我一篇演讲稿,题目是《怎样演讲》,在全校比赛中我得了第一名,捧回家一个银杯——真正的银杯。在六年级那次讲演比赛中我连获冠军,得了一个银盾。这些东西(家里还有单剑、双剑)离开上海时无人过问,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学校里还开过文娱会,我参加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把头发扎成朝天辫子跳舞,就是以滑稽逗人一乐;还有一个是和另一个同学拳击的节目,事先都排练好了,最后以我被一拳击倒而告终。

还有一次演戏,话剧《表》。我演了一个伤兵,被日本兵追击,一个小姑娘帮我躲在一个大草堆里,日本兵来追问、威胁小姑娘,小姑娘始终不说我的藏身之处。日本兵走了,我从草堆里钻出来,为了表示对小姑娘的感谢,送她一块挂表。演这出话剧时,上海已是沦陷区。

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我会以文艺工作为职业。

我小时候是很顽皮的。美华小学有秋千,我可以荡得和秋千上面的横梁差不多高。有一天我正在秋千上玩,两个姐姐从外面买来面包(形状像香蕉),叫我下来吃面包,我叫他们扔给我,我一面荡秋千,一面伸手去接,一不小心从高高的秋千上摔了下来,把下嘴唇都几乎咬穿了,流了好多血。晚上回家,我还笑着让妈妈看我的伤口。

两个姐姐从小学毕业之后进了一个女子中学。有一次姐姐从同学那里借了一双冰鞋(4个轮子的那种),我先在家里练,以后就穿着上学,又快又省劲。马路上不准溜冰,有一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个红头阿三(租界里的印度巡捕)骑着摩托车追我,我就穿着冰鞋跑,摩托车转弯不灵活,而我看到他快追上我的时候,猛一转身就往回跑,几个回合,可能是这位红头阿三被我的捉弄激怒了,穷追不舍。我的坚持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眼看会被抓住,我一头钻进了一个裁缝铺,结果,还是被抓住了。红头阿三问我是谁家的,拎着冰鞋把我送到了在东浦石路上的家。还好冰鞋没有被没收——我最怕这一招。妈妈也没有打我,只是冰鞋被姐姐还给人家了。可能是小时候在马路上练出来的功夫,以后我到兰州穿冰刀滑冰,第一次就可以跑起来。

小时候也打过架,和弟弟打,也以我为大王领着一群孩子和另一群孩子用橡皮筋弹弓打。有一次打了开明我就跑,他在身后追我,我把通向花园的玻璃门关上了,他猛地一拳,竟然把那么厚的玻璃门打碎了,小拳头上流着血,妈妈还送他到医院去检查,怕有碎玻璃留在皮下,我挨的是什么惩罚现在不记得了。

到了上海,家境有所好转,但过得还是很简朴的生活。爸爸吃螃蟹,我只能啃几条腿。听说最好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块钱买四只。我曾经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有了钱,一定要买好多好多的螃蟹,吃个够。

我还到马路对面的当铺去当过戒指。为了应急,妈妈、姐姐还去当过衣服,可见日子仍是很难的,可又要做面子,怕人家说穷。有时候我跟妈妈要钱(街头的摊子上卖炒面、油豆腐细粉要三、五分钱一碗),特别是我拿别的孩子能要到钱为理由,要妈妈给钱的时候,妈妈总是说:“你跟人家比呀,他家里有成千上万的家私呢。”

以后随着父亲工资的增加,生活逐渐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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