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致辞/学术界和加拿大安全部门的不安历史

彼得·麦金尼斯

最近因涉嫌联邦选举干预和敌对州政府构成的外部威胁而发生的政治争吵导致起草了立法补救措施。拟议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度登记处（FITR）将要求所有加拿大人，包括学者，披露与国际同行的合作情况。虽然登记处的磋商并未针对任何一个国家，但很明显房间里的大熊猫是中国。

除了要求 CAUT 成员对可能的“干扰”保持“透明”之外，我们还派了间谍介入此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致力于调查对我国和军队的潜在威胁。公平地说，这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核心任务，但也没有自满的余地，因为对公民权利的挑战和对“敌方外国人”的起诉应该放在历史背景下。

我们不必天真，也不必偏执，而是要保持警惕。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采取了激进的举措，不仅是为了巩固其地理势力范围（人们立即想到台湾和香港），也是为了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必须考虑，但中加合作早已取得积极成果。

简而言之，并非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情都是负面的。正如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一样，我们从持续的智力合作中受益。加拿大华裔学者也为研究和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加拿大学者与安全国家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早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成立数十年。在整个冷战时期，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坚定的热情监视学术界。获取信息和隐私请求的档案文件显示，加拿大皇家骑警渗透到了加拿大大学校园。其特工转发了令人震惊的激进颠覆活动，从“学生力量”团体和“印第安人运动”到支持黑豹党和魁北克解放阵线（FLQ）。

小心谨慎地冒险进入这片沸腾的骚乱泥潭。

加拿大皇家骑警 20 世纪 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报告表明，人们一直担心 CAUT 维护学术自由的努力会从政府手中夺取大学和学院治理的控制权。这是一个从规模较小的高等教育环境向快速发展环境过渡的不稳定时期，这要求教师有更大的自主权，并最终将职业权利写入集体协议中。

当代对外国影响和间谍活动的担忧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在 1967 年 9 月向皇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意见书中，CAUT 指出，“许多大学教员都是科学家，他们所做的研究涉及机密材料的使用……（因此就国家安全而言）他们的职业生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当时和现在一样，CAUT 要求，当安全人员进行校园调查时，他们必须通知高级管理人员，受影响的教职员工也必须得到适当通知并了解他们的宪法权利。

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担忧，因为冷战期间对涉嫌间谍活动的调查使学者被贴上“非加拿大人”的标签，受到立即解雇和驱逐出该行业的影响。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文件通常包括一个封面，上面写着“信息经过评估并相信是真实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细节都是有缺陷的，而且暗示也没有得到支持。

撇开现代地缘政治不谈，我们永远不应该回到一种在被证明无罪之前有罪的情况。我们还必须期望我们的大学和学院管理部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绝不能提前服从并放弃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

那么，在当今对国际合作感到不安以及对商业和军事间谍活动的怀疑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中国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难题，但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对美国不当影响力的担忧并没有反映在 FITR 的审议中。加拿大学者应该退出以保护他们的敏感研究，还是保留精心培育的国际联系，并仍然相信良好的判断力和一定程度的审慎足以保护国家利益？

（谷歌翻译：President’s message / The uneasy history of academics and Canadian security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