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头。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蔓延到美国，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5000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万5千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被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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