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是美国最成功的少数族裔，然而他们反对歧视的呼声日渐高昂，这在学术界尤为明显。
迈克尔.王是一个加州的高中生，他在全校1002个毕业生中总排名第二，他的ACT分数是满分36。他曾在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献唱，并在国家级的钢琴大赛中获得三等奖，在国家级数学竞赛中也冲入前150名，而且还代表出席了几个国家级辩论大赛的决赛。然而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却遭受了他一帆风顺的生涯中的第一次挫败，在他申请的七所常春藤大学中，竟有六所都拒绝录取他。
“我看到总体条件不如我的人都能被更好的大学录取” 王同学说。“起先，我只是气愤，之后我决定化愤怒为实际行动。”他在写给相关校方的信中诘问：“我还缺少什么条件才能被贵校选上？是种族的原因吗？或者请告诉我是为什么？”所有寄出去的信，他得到的只是含糊的回答，甚至没有回应。于是他向美国教育部投诉，结果也是无疾而终。美国教育部说他们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
今年5月，王同学加入了一个由64个亚裔美国人的组织联合发起的，向美国教育部提起了对于哈佛的种族歧视的投诉，去年一个亚裔美国人组织提出过类似的针对哈佛和北卡大学的起诉。美国教育部在七月驳回了投诉，而另外两个分别针对哈佛和另外九所高校的投诉也相继被提出来。
1965年10月3日，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欧洲白人优于其他族群的特权。该法案的主要结果就是大量的亚洲人移民到美国，许多指标都显示，这些亚洲移民的表现要优于其他少数族群。事实上，亚裔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描述为“优秀的少数族群”：富有，重视教育，并且安静守法。但是一些问题使得他们无法像以往一样保持沉默。
在1965年的法案颁布之前，美国的亚裔移民的经历并不尽人意。1871年，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的最大的私刑，17名中国人被集体杀害; 1882年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来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2万日裔美国人被拘留，而同时只有少数的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被拘留：所有这些的表现都表明种族主义不仅仅是针对非洲裔美国人。
战争结束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和印度被视为美国的二战盟友，后来也意识到对于日本人的大规模拘禁是错误的。随后的民权运动也开始改变了民众对于种族的态度，新的移民法案使人们可以在根据技能和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开始移民。众多的亚洲人口，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意味着它会给美国供应充裕的高素质的新移民。 2013年，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人数首次超过了墨西哥，成为第一大移民来源地。
亚洲地域辽阔，亚裔美国人是由很多不同的族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不同的原因，移民来到美国，他们也有不同的教育程度和经济背景。日本人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来的，中国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量移民。平均而言，印度人和中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比较富裕，而（人数较少的）柬埔寨，老挝和苗族移民则比较困难一些。日本，作为唯一的大多数出生在美国的亚裔族群，他们更愿意和非亚裔结婚，他们的总体意识和教育水平更接近美国的整体水平。但平均而言，亚裔美国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更富有，有完整的家庭，更有满足感，更愿意相信美国梦：69%的亚裔美国人，对比58%的所有美国人，相信“如果勤奋努力，人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
相对而言，他们的教育水平是表现最突出的：亚裔美国人中有49％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而普通美国人只有28％。尽管亚裔美国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5.6％，根据他们提交到美国教育部的投诉，他们构成了美国近年来数学和物理奥林匹克队以及总统学者的30％以上，而25-30％国家优秀奖学金也是亚裔。纽约市的亚裔人口是13％，而在2013年通过考试入选的纽约市特殊公立高中，史岱文森高中和布朗克斯科技高中的学生中，75％和60％分别为亚裔。大量的新移民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亚裔和其他族裔之间的差距，因为新移民有着比老移民更高的素质：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中，61％拥有学士学位，而同期的非亚裔移民这个数字只有30％。
为什么他们能做得这么好？纽约城市大学的艾米.辛和密歇根大学的谢宇统计了6000名白人和亚裔孩子从幼儿至高中的学业，从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他们否定了亚裔比白种人天生要聪明的推断：在他们的认知能力上，早期有一点差距，但经过学校教育后差距变得非常微小。亚裔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只是提供了部分的，但也只是一小部分的解释。他们的数据显示，亚裔的出色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不懈的努力。辛女士和谢先生的研究显示，亚裔和白人孩子之间相当大的差距，是他们在学校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
当研究人员询问孩子们对学习的态度时，亚裔和白人孩子之间出现了两点不同。亚裔相信数学能力是学习得到的，而不是天生的; 而亚裔的父母比白人的孩子对于孩子的期望值更高。那种认为A-是“亚裔F”的现象非常普遍。另一项研究是由犹他大学的Zurishaddai加西亚做的，研究表明，美国的亚裔父母更有可能每天至少比其他族裔多花出20分钟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
在“亚裔美国人成就的悖论”一文中，基于对在洛杉矶的年轻华裔和越南裔，以及墨西哥裔，还有白人和黑人研究，珍妮佛·李和周敏认为，不仅仅是家庭教育很重要。他们指出，事实上，“民族资本”，这些群体所在的社区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亚裔受访者疲惫地回忆着自己的父母反复在他们面前提到他们那些读博士的堂兄弟和邻居。社会资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英寸厚的南加州华人黄页中，就有数以千计中国人经营的SAT补习服务。和祖国的密切联系也是另一个优势，至少对于父母如此。叛逆的孩子可能被威胁要送回到中国的亲戚那儿，孩子也从其它的中国青少年那儿知道，即便是亚裔，他们相比在中国的学生都要轻松一些。
由于这种强大的压力和不懈的努力，很多亚裔美国人最终进入了顶尖大学，但和他们在高中的表现不成正比。有些亚洲人声称，常春藤联盟已经有一个隐性的限制亚裔的比例，总的招收亚裔的数量。普林斯顿大学的托马斯Espenshade和亚历山大·沃尔顿雷德福在查看了录取数据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亚裔飙升的学业表现，亚裔美国人需要比白人在1600 分满分的ＳＡＴ中多出140分，才能得到同一个私立大学的录取，而要比黑人多出310分。然而，在美国加州，在那里公立大学允许在录取时根据成绩，而不是种族为标准，伯克利分校的入学率在2014年里有41％是亚裔，同时加州理工学院有44％的亚裔（见图表）。
犹太人以往面临的那种种族偏见有可能存在，但在行动上肯定会有。一流大学往往不得不承认黑人和西班牙裔在传统上的劣势；有的通过校友子女优先，而体育明星，政坛人脉丰富的人可能会通过捐赠新的建筑（少数是亚裔），因而得到他们的入学位置，但取得这种很高成就的人数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资金依赖于富人的慷慨捐赠，常春藤不会停止给予他们这些特权。
有几个州已禁止使用种族，作为入读他们公立学校的条件，也有过反对平权行动的多起诉讼。其中之一，阿比盖尔．费舍尔（是个白人）对于德克萨斯大学的诉讼，已经在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中来回反复了七年;在六月，最高法院同意审理她的上诉。九月份，由117个亚裔组织组成的美国亚裔教育联盟提出了对于费舍尔小姐的诉讼的支持。这个诉讼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由一群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鉴于几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没有支持这个行动的立场，最高法院似乎很可能会做出无效诉讼的裁决。
太成功的一半
根据目前法院已认可的看法，大学可以将种族纳入考虑，但不应该有种族配额。常春藤大学拒绝承认他们有一个种族配额。但在其对亚裔团体的投诉的评论中，哈佛认为使用种族作为录取准则的一个原因是，“它是多元化的多个方面的一种，包括不同种族和不同背景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准备面对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他们描述其招生过程是“全面”的，这意味着它会考虑，比单纯的考试成绩更广泛的多种因素。
许多亚裔父母认为这是不对的。很久以前，他们就意思到，有必要针对亚裔数学书呆子的形象做些什么，他们鼓励他们的孩子向多元化发展，音乐，辩论，慈善工作，体育，一切能提高录取机会的都应该会去做。但许多在各个方面有着出色表现的学生，包括王同学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学生艾琳．刘，他们都有非常好的简历，但仍然被常青藤拒绝了。刘同学的母亲，特里西娅说：“我感到愤怒，我们为美国梦而来：她努力学习，各方面都做的非常好了。但这些没有用。”艾琳已经接受了加拿大的一个顶级大学的录取，她也很高兴。但她的母亲不这样想：“想到她要去异国他乡去上学就让我的心都碎了，如果她去了哈佛，我可以给她去送饺子。”
王同学怀疑亚裔，在实际行动上，是很可能会懈怠的。他说，“亚裔父母，不会变得更加轻松，只可能越来越严格，因为父母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准备。标准在提高，但对于亚裔，标准上升得更快。”来自新泽西州 Short Hills的14岁学生，Arnold 贾指出，“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循环。 为了解决平权问题，我们必须比别人更努力，”他说， “这又会进一步加深对于亚裔的刻板印象。”
但亚裔社区并不是都会反对平权法案。他们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他们中许多人还记得这些年来，他们不是被当作模范的少数族裔，而是被鄙视。因此，那些不喜欢现行制度的更倾向于对它进行调整，而不是废除它;也有的说，亚洲人实际上应该支持它。
的确，尽管亚裔美国人在学校和大学里做的非常好，并拥有较高的平均收入，但在工作场所，他们在高级职位上的代表性并不足。 “竹子天花板”似乎适用于他们。亚洲人在企业和专业的中下级职位做得很好，但在上层不太突出。巴克GEE，JANET王和丹尼斯·派克，通过对英特尔，惠普，LinkedIn和雅虎的数据进行统计，在一个亚裔美国人组织ASCEND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他们发现，专业人士的27％，管理人员的19％和高级管理人员的14％都是亚裔美国人（见图表）。
类似的现象在法律行业中也可以看到。在2014年，尽管法律事务所中有11％是亚洲人，但合伙人中只有3％。顶级律师事务所的招聘部门通常会把大部分的申请都扔掉，而只留下顶尖大学和有特别的其它表现的申请人，美国西北大学的劳伦·里维拉说， “他们对于运动，如曲棍球，壁球和[赛艇]特别感兴趣。当你看到参与这些运动的人口基数，亚裔美国人并没有多少”。
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亚裔美国人都在附近但看不见。据一项由吉尔福德学院的Richard Zweigenhaft做的有关Fortune 500的CEO的研究统计，在2000年，有8人亚裔美国人，而在2014年有10个，而女性在同一时期从四个上升到24个。在学术界，类似的，亚裔教授到处都是，但在美国的3000大学中只有不到10个亚裔的校长，GEE说。
就像ASCEND报告中的三位作者认为的一样，对于有着很好表现的亚裔美国人，文化模式可能是亚裔在顶端代表性不足的原因。 “有一些东西让亚裔比较害羞”，GEE说。 “工程师是书呆子，但在书呆子的群体中，亚裔是最呆的。”“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谦虚”黄女士说。“我的父母不想找麻烦，就是要保持安静，不要兴风作浪，要成为团队的成员。但在企业里，你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儒家文化相信人际关系里的自然秩序”佩克女士说。 “你不去反驳，也不去怀疑权威。”亚裔美国人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受不同文化影响的族群，但那些有这种突出特质的亚裔不太可能竞争领导的位置，即使他们是非常合格的人选。南亚人，因为不太会因为比较突出而被告知不要“捣乱”，而更有机会出头 --- 实例就是，卢英德在百事可乐和阿贾伊班加在万事达（出任CEO )就可以引以为证。
GEE，黄女士和佩克女士，推出为帮助亚裔得到提升而做的训练课程，建议他们应该更努力的扩展社交网络。但另一项研究表明，亚洲人可能会发现找到导师是非常困难的。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写了相同的电子邮件发给6500名教授，表面上是学生想要进行学术交流。白人得到了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回应; 亚裔不论男女都比较少收到回应。由于常春藤毕业生产生的CEO，国会议员和法官的人数占到了相当大比例，对亚裔在知名大学的明显偏见也会让亚裔登上领导位置比较艰难。 “上升的阶梯正在从我们的脚下抽走”特里西娅刘说。 “如果我们不能进常青藤大学，我们怎样才能出现在华尔街，国会或最高法院的位置呢？”
根据研究犹太人和常春藤 的杰罗姆Karabel的报告（“选择的范围：招生秘史和排除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之外”）显示，只有在犹太人已经获得了政治势力之后，常春藤才开始停止对于他们的歧视。而亚裔美国人在政治和商业上都缺乏代表性。只有2.4％的国会议员是亚裔美国人;在一个统计中发现，州议员中只有不到2％的是亚裔。
参议员金先生在哪里？
南亚人，虽然人数不如东亚人，却表现得更加醒目。尼克海利，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以及鲍比金达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都是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中的仅有的亚裔州长，都是印度裔美国人，（大卫Ige，日本裔，是夏威夷州州长）。印度和中国的政治传统的对比也可能是另一个因素。 “我们来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Bhojwani说，他也推动着“新美国领袖”项目，该项目帮助培训移民在政治上发挥才干。 “我们在想办法做好准备，而东亚的族裔还没有。”
在中国，相比之下，“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李春燕，前中国财政部的雇员，现在纽约佩斯大学的会计学教授说。 “大家都缺乏对于政治的信任。”
亚裔美国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尤其是在工作场所的不公对待，可能会推动更多的人进入政界。安德鲁·哈恩，一个在杜安·莫里斯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韩裔合伙人说，“我曾经是一个小女生，或者一个香蕉，黄外白内，但一旦我进入了法律界，我成了一个激进分子。 “
高校招生，以及对于哈佛的诉讼提供一个火种，让更多的亚裔美国人越来越关心政治。去年，许多在加州的亚裔因为一个由西班牙裔州参议员推动的大学招生种族平权法案而被激怒。一个在Change.org上的请愿书，就有36个组织，其中有26个是亚裔美国人的组织提出联署，反对该法案，最终该法案被放弃。 “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焦虑”，他们相信亚裔美国人受到了歧视，哈恩先生说。 “下一步是什么？法学院招生？就业？“他组织了政治筹款，并说，金库已经打开。 “对冲基金资金，私募基金，律师。他们出了巨资......犹太人花了半个世纪来获得他们的权利” 他补充道。 “我希望我们不会花那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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