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18) 知交五十年

我走來的路(18) 知交五十年

今日回首，三五知已，保持了一個甲子的友誼，實屬不易。我和楊曉書、陸義谷、周昌國﹐從五十四中學美術組開始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耳順從心知天命之年。

「大躍進」時我初二，還無須去挖墳、煉鋼。學校成立了美術組，我們在空白的牆面刷上石灰，畫上紅旗、千里馬、大躍進的壁畫，五十四中學二樓走廊西端一間三見方的雜物室，成了我們美術組的小天地。

我們都熱衷繪畫，曉書在徐匯區少年宮跟沈紹倫﹑蔡江白學素描，義谷自學國畫。那年冬天﹐西北風冷得不得了﹐我們去外灘寫生﹐邊畫邊搓手取暖﹐一大群人圍觀我們幾個「小畫家」﹐看得我們很不好意思﹐當時我們確實已畫得不錯。

有天班上突然流傳一個消息﹐說義谷父親是「逃亡地主」﹐被抓回去了。同情感促使我鼓起勇氣尋到他家﹐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進老式石庫門房子。在門口向黑洞洞的屋內叫了幾聲﹐聽到義谷回應便手腳摸索爬上一條陡直的樓梯﹐終於見到微弱的亮光﹐在一間狹小的房間裡﹐我們坐在床沿。我從沒見過這麼黑暗﹑這麼侷促﹑這麼簡陋﹑這麼貧窮的家。

昌國初中畢業後，考入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也算用上了他的美術才能。他是二戰時的日本遺孤，現在恢復了宮野正夫的日文名，但回東瀛已無可能，他還是那麼黑實健壯﹐退休回上海，繼續他的陶藝專業。（昌國兄2022年2月病逝滬上）

各奔東西，再相聚已是五十知天命、磋跎大半生。懷舊是中年之後的財富﹐我們四人終于重逢。

曉書是典型的憨實讀書人﹐寬厚的嘴脣不善言辭﹐千度近視而微突的眼球不會說謊。楊家鎮江書香門第，楊父經營書店，抗戰時為中共四明山遊擊隊籌辦軍火，勝利後在《鎮江日報》當記者，「解放」初受聘華東人民出版社(即今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家移居上海。1957年反右運動將上海一大批文化人打入地獄，1958年毛澤東意猶未盡，下令「反右補課」，閻王柯慶施立即行動，對文化界再次清洗。曉書母親對我說：「那天他上班去，就再沒回來。」次日全家被趕到樓下汽車間。楊父沒經任何判決，發配甘肅馬鬃山勞教營，1960年8月他寄出字迹歪扭的最後一封信：「急盼食品 ……」第二天就死了，至今不知遺骨何處。

文革後楊父獲「平反」﹐一條無辜生命﹐幾十年含冤受屈﹐如今一紙「平反」﹐灰飛煙滅﹐仿彿什麼都沒發生過。

因出身「歷史反革命」，曉書在崇明農場八年，上調上海焦化廠後，刻苦進修，取得國家級監理工程師資質，為多項大型工程累得幾近失明，一個嗜書如命的書生，不能再看書了。

義谷父親不是逃亡地主，1953年莫名其妙被捕。大饑荒年代，青海湖農場勞改營全隊餓死只剩兩人，義谷父親靠撈吃青海湖的鳇鱼倖免。文革時期又留場十年，受盡折

磨，直到「撥亂反正」才回家團聚了最後幾年﹐至死也不知是什麼罪行。

義谷在鄉鎮企業當推銷員﹐常年全國奔波。大江南北的烈日晒得他又黑又粗﹐長城內外的罡風吹得他滿臉皺紋﹐他帆布書包裡永遠有一本唐詩一本古文。他去的地方都是鄉鎮小城﹐他乘的火車都是支線慢車﹐擠上逼滿農民工的火車﹐找個角落席地而坐。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真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在今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中國﹐能像義谷這樣在勢利的現實世界和古詩的理想世界兩個時空之間來去自若﹑游刃有餘﹐實在叫人驚嘆折服。

什麼叫富貴貧賤﹖在一擲千金的土豪面前﹐義谷是個大富翁﹐儘管他窮﹔什麼叫成功失敗﹖在腰纏萬貫的大款面前﹐義谷是個成功者﹐雖然他在鄉鎮。義谷的山水畫現在已經畫得相當厚沉﹐在诸暨薄有名聲。

寫到五十四中學的畫友﹐不能不寫朱宏祖﹐我們初三時他高三﹐和我們亦師亦友。

宏祖十七八歲就在畫大幅的油畫創作﹐中學畢業後在徐家匯工人文化宮教美術班﹐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命運之神總是對天才那麼苛刻﹐朱宏祖是民國著名銀行家朱博泉【註】第八個子女﹐宏祖母親蔣童祁是浙江興業銀行創始人之一蔣抑卮的獨生女﹐患有遺傳性精神病﹐只有在懷孕期間不發病， 她不斷地懷孕生產，可憐她九個孩子除了最長和最小的女兒，其餘全部在青春期發病。   

【註】朱博泉（1898-2001），近代著名銀行家，一生横跨三個世紀。畢業於滬江大學，191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銀行專業碩士。1921年回國任浙江興業銀行上海總行外匯部副經理。1928年任中央銀行總稽核及業務局總經理。1943年扭不過老朋友周佛海的盛情出任偽中央儲備銀行監理。抗戰勝利後被蔣介石親批劃為漢奸，從此一落千丈，「解放」後更被戴「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漢奸」三頂帽子。

蔣抑卮（1874-1940），浙江杭州人，浙江興業銀行創辦人之一。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留學日本。回國參與浙江保路拒款運動﹐1907年創辦浙江興業銀行。蔣抑卮年輕時師從章太炎﹐終身好古籍，與鲁迅﹑葉景葵、張元濟為友。蔣家「凡將草堂」藏書5萬册﹐大部毁於文革。

宏祖多次自殺﹐他的寫實功力很深﹐1963年我去他家﹐發現他的畫開始變形﹐開始怪異。一日他突然來我家﹐剃光了頭瘸着腿﹐我幾乎認不出他了。他說﹕「我剛從精神病醫院出來。三個月前路過湖南路﹐一座公寓吸引了我﹐我上五樓跳下來﹐腳勾在三樓開着的窗上弄斷了。後來在醫院裡﹐半夜我又想到樓上去自殺﹐走道很暗﹐門外燈很亮﹐照出門框上面三個小玻璃窗﹐門外牆上一個紅色消防箱﹐這構圖形成一個留字。我知道了﹐這是上帝要我留在這裡﹐所以我不自殺了。」他給我看幾幅素描﹑水粉和油畫﹐都是畫的這個意境﹐上帝給他的一個「留」字。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他還是去了。

寫到五十四中學﹐有一個人是不能不寫的﹐雖然他不是我們的同輩﹐那就是伏文彥老師。

伏師河北任丘人﹐張大千入室弟子﹐高且瘦﹐深度近視﹐聲如洪鐘。上海「解放」時﹐他熱血激昂﹐放棄基督信仰﹐改信了馬列﹐在五十四中學﹐他任教的不是美術而是政治。只有去他家﹐鋪着軟氈的書桌﹐硯台筆墨﹐滿屋的書畫﹐才是一個畫家的工作室。義谷在伏師指導下﹐逐漸上了正道。老師九十五歲高齡，還由義谷陪同登诸暨五泄寫生。

我和伏師的關係密切起來﹐倒是文革後。他已經移民舊金山﹐給我來信說﹕「從我家窗口越過對面的小山﹐可以望見金門大橋紅色橋塔的頂部。我喜歡喝牛奶﹐在上海時﹐評了先進教師才批給一瓶﹐現在我想喝多少就多少。」

上海為大風堂最後在世門生開畫展，說你回來吧，一定名利雙收，他對記者說﹕「上帝賜給我現在這樣的生活，我知足了。」老師已重皈基督門下。                  

2021年11月7日藝海星隕，伏文彥老師一百零二歲高壽仙逝于大洋彼岸。                                

宏祖自畫像(1963年)         上帝的「留」字(筆者憶畫)

 

伏老師自畫像        伏老師百歲留影

  為張大千百廿誕辰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