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飞凌《中国的宏大试验》篇末引语的添枝加叶（下）

对王飞凌《中国的宏大试验》篇末引语的添枝加叶（下）

       2012年3月24日

何必

站在安徽大学(微博)磬苑校区博学北楼一间明亮的教室门前……（略。）

这类事情，是不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

来看看中国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中国所谓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崔之元曾经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王飞凌邮件组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这种完全依据统计学而来的结论，是可以令人心悦诚服的么？在实际生活当中，这种可以归类到统计学里得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的现象比比皆是吧。如果说经验事实告诉人们确实如此，那么从逻辑上该如何解释呢？有没有什么实证手段可以佐证？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毕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如果这种结论是对的，那么摩天大楼的数量与金融危机有着正相关的联系，这点，俺对印度的情况知之甚少，不敢轻举妄动下结论；可是，对中国还是由于今生今世的耳濡目染而看出来些许端倪。现如今，中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回光返照，末日的疯狂。这点，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感同身受吧。类似的说辞不胜枚举，什么大厦将倾啦，什么鱼死网破啦，什么玉石俱焚啦，什么泰坦尼克将要沉没啦，什么中国必将四分五裂成为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以县为单位）的分割而治的国家啦，等等。这也是俺早就提出“后中国研究”概念的原因所在。如果根据摩天大楼数量推导出金融危机的洋鬼子知道其结论会被推演出中国四分五裂中华民族不复存在的结果，恐怕也会大惊失色，毕竟，看上去金融危机和国家不复存在之间的关联度还是个很大的话题，并非所有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国家都会分裂，并且所有金融动荡的地区都面临着灭亡的风险。人类历史上，不管荷兰的郁金香风潮，还是1930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抑或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都没有引发国家的四分五裂，因此，如果从摩天大楼到金融危机的推理过程本身就有待讨论的话，那么从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到国家完蛋，就更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了。在俺周围，认为中国必将完蛋的人凤毛麟角，俺经年累月对中国看空唱衰，往往被看作是心理阴暗、至少是很偏激的王八蛋。就俺接触到的人之中，太多人对中国的现状口诛笔伐全面否定，但是，要么就是保持“谨慎的乐观”，要么就是还在挖空心思寻找路径试图避免最坏的、也就是中国彻底分裂的结果出现。而俺的基本路数与周围人的区别就是，俺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而周围人太多都像王飞凌把自己称之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样，对中国乃至世界依然抱有希望和幻想。说来也是，如果这个世界都被悲观主义者充斥着，也早就完蛋咧。可相反，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悲观主义，也会很麻烦。毕竟，19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警告，到现在越来越被证明此言不虚吧；而鲁比尼那样的“末日博士”之所以大红大紫，无非是在全世界都对美国经济一往情深深几许之际，却发出了对美国的看空唱衰之词，结果呢？不幸言中，也因为他对美国看空唱衰的坚定不移，才有了“末日博士”的雅号。俺以前就曾经讨论过，如果鲁比尼生长在中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恐怕会命途多舛。中国并非没有悲观主义者，比如谢国忠就是其中一个著名人物吧。2005年他就发出中国房地产泡沫不出半年就要破碎的结论，可到现在，中国房地产依然表面上稳如泰山，这让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对谢国忠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说他的判断令人大跌眼镜，曾经身为摩根斯坦利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居然会有着如此不靠谱的推测，太让人啼笑皆非咧。于是乎，外国投行驻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个个都谨小慎微，出言小心翼翼，被胡舒立的杂志批评为千篇一律，根本没有了谢国忠、许小年、胡祖六等前辈们的快人快语和独树一帜。2009年袁剑曾经发出“中国房地产崩盘进入倒计时”的骇人听闻的盖棺论定，但到现在房地产还是巍然屹立，这又让人看起来虚惊一场。谢国忠、袁剑们错误的症结在哪里？就是袁剑《奇迹的黄昏》篇末那句被俺称之为非常不光彩的尾巴里面透出来的必须的乐观主义论调，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什么虚无缥缈的“基层民主”上；实际上，王力雄也在递进民主上与袁剑如出一辙（后来王力雄进一步为矢量民主，并且，王力雄《超越者联盟》的结论现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太理想主义闭门造车和神秘主义化了，当然，相对于其他人来说，王力雄的研究还是非常醍醐灌顶发聋振聩滴）。郎咸平以前也热衷于为中国望闻问切治病救人，什么信托责任啦、严刑峻法啦等等陈词滥调五花八门，当时就被俺嬉笑怒骂得够呛吧。2007年俺就对把郎咸平引入内地的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谈起过，中国是严刑峻法可以解决问题的么？现如今中国还不够严刑峻法的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杀人如麻了吧，但情况如何了呢？问题并不在于进一步严刑峻法，而在于避免“选择性执法”，杜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这是可能的么？绝无可能吧，那么，中国就只能眼睁睁等待着完蛋啦。郎咸平的问题出在哪里？是赵牧所说的“看对了病开错了药”么？现如今给中国望闻问切的主儿太多了吧，左派给出了公有制的出路，右派给出了私有化的药方，民粹主义给出了底层路线那种导致薄熙来倒霉的秘笈，国家主义给出了权威主义权力集中度增加的偏方，等等，但无一例外，都有着逻辑上自相矛盾和经验上无法回避的陷阱和障碍，形成了只要对中国试图治病救人就会贻笑大方的尴尬局面。于是乎，问题自然而然地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已经不可救药，除了安乐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任何人，只要还对中国抱有希望，就会面对哭笑不得的选择困境。由是，现如今的中国走到了悲观主义风光无限的情势，中国的走向不可避免地让越来越多的人或多或少成为悲观主义者。在摩天大楼摩肩接踵之际，中国也在创造着形形色色的世界第一。

不信？来看看网络上流传的如此数据吧——

（何必注，略。）

这些个数据，挂一漏万，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央党校吴忠民研究表明，中国当局公共服务品种质量全世界倒数第一；2006年新华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韩洁 王永康)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中国交通事故死亡率全世界第一；中国矿难死亡人数全世界第一；……如此数据，俯拾皆是，数不胜数。

咱们也不去劳神费力讨论中国是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者国家体制，能够拥有如此之多的世界第一、世界之最，也算是咱们的无与伦比的荣幸了吧。

这种数据，也会形成一种误导，是什么呢？那就是制度决定论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推广普世价值，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在他们看来，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党造成的，只要把我党干掉，中国就月白风清咧。

去年初，俺和胡紫微（最近，黄纪苏有文提及胡紫微，说她为重庆卫视重新播放商业广告眉飞色舞，并且指摘胡紫微在电视直播时把她老公婚外恋之事公诸于众，而黄纪苏也曾经含沙射影地指责他人把“父亲睡过的铺板、老婆的内裤”都拿出来说三道四，看起来黄纪苏对公共性的判断非常别有洞天）喝酒时，就问胡紫微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能够覆盖中国所有的罪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是不是就不存在罪错了？如此问题非常幼稚可笑？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但是，现如今的全世界，有几个人会如此发问？

咱们大概不能说，小悦悦事件里旁观者那十八棵青松也是我党的所作所为吧，咱们不能够说，奶农往牛奶里撒尿增加蛋白质后来干脆添加三聚氰胺也是我党耳提面命的吧，咱们不能够说，北京大兴区对自己家人满门抄斩的罪行也是我党的丰功伟绩吧……不错，我党恶贯满盈理当千刀万剐，但是，中国的罪恶绝不是我党就能够一手遮天照单全收的。

开篇的报道，看了让人什么样的感受？咱们当然可以继续制度决定论的陈词滥调，说什么教育资源高度垄断以及国进民退是罪魁祸首，等等。但如此说道，无非是揽权卸责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偷奸耍滑之举，于事无补。

以前俺在电视台做节目时，曾经没完没了地针对北京的黑诊所进行过调查披露，那之中的谋财害命的举措令人毛骨悚然目瞪口呆。中国的民营经济，都是些个什么样的货色啊。这之中，咱们当然可以说，像什么非公三十六条一直成为胡锦涛温家宝拿嘴人口是心非的货色，以及中国当局一门心思搜刮民脂民膏，拒绝承担政府应该的市场监管责任等等。但是，像开篇私立部门借安徽大学名义进行诈骗、俺们节目里报道的黑诊所里坑害消费者、北京郊区农民用劣五质的凉水河的水灌溉蔬菜卖给城里人自己却单辟地块种植用井水浇灌供自己家吃蔬菜等等行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我党吧。如果咱们能够把我党的罪恶与这类现象进行区隔，厘清责任，那么会发现什么呢？那就是俺经年累月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胡说八道——现如今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包括俺在内，悉数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人渣儿。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说“十三亿刁民”，俺则把中国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夯不啷全部打包（俺之所以没完没了地稍带上海外华人，因为俺有着太多的切肤之痛咧），海外七千万华人比中国国内的人好不到哪儿去，或许更坏。

美国胡平最近撰文，质疑中国的“全民腐败”之说，其行文还是那套路数，并且东拉西扯地拒绝把问题归结为国民性，这点，但凡制度决定论者们无一例外，比如国内的姚中秋最近也拒绝承认现如今中国的乱象是国民性问题；胡平的反对者之一的美国三妹（刘晓东）也拒绝承认除了制度问题之外更有着文化问题。实际上，举凡俺非常有限的视野里能够看到的，能够在文化和国民性视野里判断中国事务的，屈指可数。也因此，去年MIT黄亚生立场的改变，让俺感觉非常酣畅淋漓，相形之下，耶鲁陈志武们就还是继续停留在制度决定论上蝇营狗苟涅。

2007年，上海王炼利大姐发来邮件，建议俺加强理论研究，不那么急于说三道四；紧接着俺称之为全球华人黑社会老大的朋友从上海回来后，也劝俺可以暂时封笔，去好好研读些许理论著作，以厚积薄发。俺感觉干的并非什么理论性工作，只不过是在为剧烈转型甚至行将就木的中国立此存照，也就没有恭听建议。俺的感觉是，每天一篇的文字迫使俺必须有所思忖，像本周俺就强制性拆迁的絮絮叨叨，从内容上或许了无新意，却让自己都非常瞠目结舌地顺理成章推导出中国的“千年倒退”的结论。如果不是每天一篇的驱动力，这当然是无法设想滴。实际上，每天一篇相沿成习，让俺的思考也花样翻新，得出了很多如果不是每天一篇根本不可能粉墨登场的乱七八糟。

上周，俺针对王飞凌在其《中国的宏大试验》里提及——有中国问题资深学者说，自19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就有了“在紧要关头总是选择去走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道路”的传统——里的话的添油加醋，那就是在领导人前面也加上了“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字样，而俺当然不会感觉这就是大功告成，依然意犹未尽，进一步，也就在如此引言之中不胜其烦地再一次加上了如此字样，于是乎就变成了：

自19世纪以来，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中国所选择的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的领导人就有了在紧要关头总是选择去走最愚蠢和最灾难深重道路的传统。

这种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有些绕口令那样非常的诘屈謷牙？

实际上，如果放在千年倒退的背景下，如此结论是不是更加耐人寻味？

俺不知道，如此推演下去，还会有着什么样的别开生面呢。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