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克中国新农村建设论坛杂感

博克中国新农村建设论坛杂感

                               2006年7月29日

何必

2006年7月29日下午，在位于北京宣武区白广路7号中民大厦的会议室里，博克中国今年第二次专栏作家联谊交流活动得以举办。

7月14日收到网站发来的通知。

（何必注，略。）

此次活动具体安排

（何必注，略。）

7月17日，收到网站编辑的又一封邮件。

（何必注，略。）

我知道，这封邮件的内容是千篇一律地发给几乎所有与会者的。后来网站编辑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写稿。但我从来都不是什么“专家”，（这一方面我才疏学浅胸无点墨，实在配不上如此高雅而圣洁的名号，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专家”也逐渐沦为过街老鼠，太多的专家学者丧失起码的职业道德水准而成为权贵的代言人，睁着敏锐而痴迷的眼睛胡说八道，惹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他们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入骨，这点，从网络上的各种声音能够反映出来，更是可以从比如蒸发掉国民十几万亿财富的股市上对于专家的评论、以及厉以宁之流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很低的判断所遭遇到的广泛唾骂中了解到。因此，无论从实力上，还是从做人的基本层面上，我都不能与专家为伍。）更对于农村问题鲜有了解，地地道道门外汉一个，所以实在没什么可以或洋洋洒洒或窃窃私语说上一番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我参加各种场合各种门类各种层面的研讨会、策划会等会议，从来都不事先写稿子，一概都是到了现场根据当时气氛、涉及内容、前面人的发言风格和范围等等，随感即兴现炒现卖。原本我就是个无政府主义倾向很严重的主儿，不愿意按照既定格式服服帖帖，很试图把“规矩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破坏的嘛”这种论调到处付诸实施。对于时下越来越盛行的从高级领导人到随便什么人都要拿出个讲稿来照本宣科的做法很是不以为然，感觉这就是八股导致八卦的源泉之一。

7月28日收到网站编辑发来的提醒邮件。

（何必注，略。）

看得出来，网站编辑在标题上频繁使用感叹号是从来都不吝啬的。

既然接受了邀请，总该说点子什么吧？结果未遂。

到了现场，按照名牌指示座落，桌子上已经放了网站提供的相关材料。一份议程和与会者名单，另外还有两份茅于轼的稿子（《建设新农村的前后左右》、《乡村建设之路》）以及秦晖的一份稿子（《地权何以不归农？地权归农又如何？》）。

博客中国专栏作家“中国新农村问题”研讨会议议程

（何必注，略。）

这次会议，比6月17日有关劳动合同法的那次人数明显多出不少，换了个大会议室，黑压压坐了一片。如果按照上次论坛的方式，那么显然在座的很多人的发言时间很可能得不到保证。

王俊秀的开场白倒是很简短，将时间留给了发言者。

茅于轼的发言也如是，倒更像是个开场白。

接下来，秦晖的发言就远远超时了，在王俊秀的几次提醒下依然滔滔不绝。看着他慷慨激昂的喋喋不休，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自由主义者果然像是在以自己的自由剥夺他人的自由，以自己的发言权挤占他人发言的机会，而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和结果，最明显地表现为如果旁若无人自行其是，那么必将导致整个活动秩序混乱。最后会议的结果也表明果然如此。

茅于轼和秦晖都没有照着稿子宣读。前者宏大叙事无关痛痒；而秦晖的发言，既然脱稿，所以就完全偏离了稿子上的温文尔雅，成为了彻头彻尾的人身攻击。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在场的很多人也许不明就里，但我、以及到场的何忠洲、李昌平都太知道他所指的到底是谁了。

温铁军！

我写这段文字时，不住地刷新博克中国的专栏首页，发现有关29日活动的文字还没有上传。原本我至少可以将网址复制到这里，以提供观赏秦晖所作所为的写照。

听着秦晖“这个人”长“这个人”短的冷嘲热讽，我很纳闷，如果是针对温铁军的话，那就应该找温铁军面对面地争论，而不是在一方根本不在场的情况下对着空虚一通老拳想象中击倒对方读秒过10自得其乐。既然博克中国这个活动温铁军没有到场，为什么要如此咬牙切齿一副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式呢？

对于农村土地所有制，讨论得热火朝天，主张私有化的和反对的都振振有辞。如果这是个学术探讨，倒也罢了。但秦晖的语气和论调远非如此。他指责“那个人”从比如墨西哥、印度等国外考察回来后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言论，实际上是因为“那个人”担心如果土地私有化会妨碍官方圈地，妨碍剥夺农民利益。如果秦晖的推论真是这样，那么温铁军也真是狼心狗肺了。

我不知道温铁军是否同意如此结论。但以我对温铁军的了解，他还不至于沦落到与谋财害命的官商狼狈为奸的地步。

其实，这种争论远不止是今天。网上流传，2003年秦晖、汪晖、温铁军三人的“杭州峰会” 上，自由主义的皎皎者秦晖“从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的悲观论断，最终在辩论中秦晖败下阵来。

我也在网上看到，李少君“人不能像秦晖那么无耻”（http://bbs.pinglun.org/archiver/tid-586.html）这类文稿。对于这篇稿子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对稿子本身的评论，网上也有不少。只不过，我看到秦晖在现场的表现，很理解为什么他会被置于如此事件的中心角色。

在场的人听着他怒不可遏的言论，多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如此，以及为什么一个讨论新农村建设的话题会演变为一个对不知名者的持续非难。

秦晖发言时，坐在他正对面的于建嵘不住地点头颌首表示赞同。我也看到过网上有关他的评论“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http://www.folkchina.org/user1/152/archives/2005/3521.html），这一对彼此的一唱一和也算是会议现场不经意安排当中所闪现的亮点。

此后的发言，由于前面的慷慨陈辞纷纷超时，只能提纲挈领快速行进。

章立凡仓促准备后有了对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沿革的发言。我倒是想起，十几年前我曾经被朋友拉着到他的住处，被他相过面，他被称作大仙级的算卦人物，现场与之一聊，他也记得十几年前那段。

汪玉凯还像上次活动那样只能几句话道来自己的若干判断。

侯宁对我说起他刚刚与农科院做了个项目，对这个话题还有所涉及，只能朗读他有关让农民变成网民的稿子。

吴思采用自己的语序和句式对秦晖的说辞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而像我这等没有专门为这次活动事先准备并提交文字的人，就干脆没有了说话的机会，直接悄无声息地走人。

如果真轮到我发言，我能说些个什么呢？

我还是会提及，到场的与会者当中，没有一个农民，新农村建设，无非就是个城里人为农民划出的一条看似璀璨通达的康庄大道。

但是，一个根本没有农民参与的讨论农民命运前程的会议，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呢？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文攻武卫包打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什么事都敢管同时什么事也都能管。

但农民真的需要这些吗？

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充当别人的代言人甚至代理人，可我们是否知道被代言或者代理者的真实感受？

这个场景实在让我想起德国世界杯上黄健翔那些精彩绝伦的声嘶力竭。当他喊出意大利万岁、马尔蒂尼生日快乐之际，我们会想，这世界杯似乎从来没有中国人什么事，我们上感子热脸贴冷屁股什么劲？

当然，中国农民的事情比起黄健翔的恬不知耻的对象似乎还有些不同。但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城里人就真能够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了？在场的人里，除了李昌平在农村工作过，另外几个人出生在农村，还算是与农村有些瓜葛，其他人连到农村做个哪怕短期的调研都没有就叶公好龙般地说三道四，一副施舍悲悯情怀大肆发作，除了自娱自乐之外还有什么呢？

更何况，新农村建设也成为一种新的政治资本积累过程，成为不少人迎风洒泪附庸风雅甚至借着这么个机会中饱私囊又先富起来一些人的途径，更是为了新权贵与“专家”合谋阴险的法定渠道。

上次论坛，我找了我所在的两个栏目的记者前来采访，并且在此后的节目中都播出了相关报道。这次却不行。

为什么？

没人关心农民。

在我参与的节目中，能够与农民挂上边的，就是农大何慧丽挂职兰考副县长帮助农民在北京卖大米的事件。节目也算是连篇累牍地播出，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同事当中就有人对这种题材表示出越来越强的不以为然，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状况。

何慧丽的举动是第一次，还能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如果再有第二、第三、第四次呢？媒体还会继续着这种依靠同情和怜悯居高临下地做出的道义关怀？兰考大米在北京找到了销售代理点，那么如果再有其他县也如法炮制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了媒体的关注与宣传，商家的广告效应无法体现，也就不会再无偿提供什么销售场所了。

而我们对商家的如此惟利是图的作为，也无法更多地指责什么。

于是，风潮过去一切归于沉寂。

想想看，包括央视还能有什么与农民农业农村相关的栏目？

央视七套是科技军事农业频道。也就是说，占据中国总人口2/3的农民根本没有资格在国家电视台现有模拟信号的15个频道当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节目，只能与其他类型的节目一道挤在一个频道里。

而且，央视七套的涉农节目是从原来农业电影制片厂跑马占地圈过来的，现在操作节目的人还是原来那些人马。我与他们打交道当中，很知道那些成天到晚出入豪华酒楼声色犬马的主儿们的本事和立场，像笑林这样过气的相声演员在其中主持农业节目，也充分反映了涉农节目边缘化的趋势。

我原来所在的央视二套还有个“金土地”节目，完全是赔着钱作为买通政府资源的，节目本身也是安排裙带关系的领地。到现在也寿终正寝了。

为什么？因为城里人根本不关心农民死活。

按照收视率定生死的电视考量路数，做农民题材的节目等于找死。

宣传的娱乐化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定势，消解神圣误读现实，一切都按照消费主义的观念去结构，将所有社会矛盾都娱乐化，化作媒体与受众之间恶性循环中对危机与压力的视若无睹和鸵鸟政策。

同时，2005年10月8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次被提出，并明确地指出了其内涵社会：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意味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特征，被精练地表述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但人们注意到，新农村建设本身也有着与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进程背道而驰的政策方向，意图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

温铁军《产业资本与乡村建设》一文中介绍：晏阳初当年提出农民有四大问题：愚、穷、弱、私。

2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晏阳初为此，针对愚，他提出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他设想让受过平民教育的青年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对于贫，要搞生计教育，这就需要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此外农民要组织起来，办生产合作社，还要关注工业的发展；针对弱，他认为要进行卫生教育，核心就是要建立农村保健制度，保证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针对私，他主张民主教育，在家庭中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公民常识、政治道德、现代民主观念，这样才能发展地方民主。这四大教育的核心，就是人的教育和培养。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是的“rural construction”（乡村建设）成为国际显学，他个人也因此在1943年和爱因斯坦一起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网上流传毛泽东对于当下时事的点评。

（何必注，略。）

现在是什么时代？是超女时代，是一夜暴富时代，是灯红酒绿时代，是与时俱进时代。在如此花前月下秋水伊人的卿卿我我里，任何稍微严肃点的题材都会遭遇到恶搞的命数。

更何况，新农村建设还很可能成为对农民进行新一轮掠夺的运动。也就是所谓黄宗羲定律在当下上演现实版本。媒体透露，中央投入新农村建设的钱不及地方政府从农民土地拿走的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表示今年将投入3397亿元资金。这些资金显然是不够的，连填补从农村土地“剥夺”的收益都不够。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称，每年地方政府从土地农转非过程中的收益几千个亿（一说是4000亿）。地方政府拿走了4000亿，中央财政又返回了3397亿，这等于在农村搞了回“收支两条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介绍，低价征地已成为新时期“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一种新形式。来自江苏的调查表明，在全省农地转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而农民只得5%～10%。

高层人士表示，地方政府擅自动用土地，损国害民。利用卫星遥感监测发现，近几年违法用地平均占新增用地总数的34％，有的地方高达80％以上。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透露，近7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其中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案件尤为突出，且面广量大，甚至还出现了“梯度西进”的动向。有的一个协议就提供四五十平方公里土地，使大量土地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而低地价又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杰弗•瑞丁格（Jeff Riedinger，美国毛细管州立大学国际学院代理院长）《中国经济的另一面》中写道，尽管政府颁布了进一步保障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但侵占农民土地的现象却有增无减，2005年农民土地被侵占的案例的数量是10年前的15倍。  

非法吸储大案突现农村民间借贷监管真空

根据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1995年7月以来，安徽太和县皮条孙镇塑料加工厂，后更名为安徽双阳塑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定代表人李文彬以投资建厂、扩大生产为由，以高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到2004年12月案发时，李文彬及其子女李成、李侠、李平、女婿孙彬泉5名家族成员前后共吸收公众存款6。4亿余元。案发时，尚有7836万余元未能兑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期间，双阳集团在安徽也红极一时：安徽省十大民营企业和太和县支柱企业，各级领导纷纷到企业考察。李文彬也荣誉加身，就是在案发时还是安徽省第十届人大代表、阜阳市第二届人大代表。在李文彬揽储高峰时，太和县周边的安徽、河南两省的一些群众甚至存钱不到银行只到双阳集团。

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日前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根据统计，到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如果按照人均1天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就在会场旁边的宴会厅，一对新人结婚，摆了56桌，据说每桌消费不低于1000元。在论坛上，贵州省委副书记黄瑶介绍，毕节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876元，和全省的水平相当，在东部地区只是富裕家庭婚庆的两桌饭。

《中国改革》2006年第5期陈文胜《农村‘三难’》介绍，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是种粮农民难富裕，乡镇政府难行政，乡镇干部难做人。 

民进中央关于农村初中辍学状况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平均辍学率接近40％；辍学学生男女比例为11：19。

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作用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说中国自1990年代后所有的改革都是负面的，这话应该很有道理。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基本上全部瘫痪，农村治理成为空谈，农村的公共品差不多已经消失，文教卫生水利交通通讯等等尽皆如此。转移支付渠道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真是到了农民那里几乎所有的高层良好意愿所出现的恩惠荡然无存。

……

现场，出现了时下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所有问题最后都殊途同归，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如果说我们必须关注中国农民的话，我倒是以卫在《二战犹太人纪念碑碑文》上我们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可以作为一种解释：“法西斯找到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暴虐了犹太人，我看与我无关，我走了；法西斯找到了我，别人看与他无关，他走了。”

当中国农民没人关心之后，下一个就该轮到城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