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龙象之争其实早见分晓

中印龙象之争其实早见分晓

                                 2008年1月15日

何必

《印度时报》14日发表评论文章《印度尚不能与中国讨价还价》……（略。）

这两天，印度总理来华访问，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全世界媒体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层面、手法，解析着全世界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首脑间的接触。而中国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在所谓主流媒体上充斥着中印首脑会晤及其背景和意义的各式各样的内容。

印度时报的这篇文字当中也提及，世界两大文明一年一度的高层对话再次届临，印度象对话中国龙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何必注，略。）

这种自我剖析，自我解读，不知道现如今的中国媒体是不是也能够干得出来；即使有如此这般的比较，会不会让比如中宣部给枪毙掉。

譬如，如果中国媒体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印度差得远，那么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中国人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发达国家，言必称美利坚，彻底臣服于白人中心主义，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屑一顾。在以钱为纲的总路线的喧嚣当中，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原则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精神。中国对于类似世界经济论坛、G8峰会、米国人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由发展中国家倡行的南南合作，更是对在巴西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只字不提。

本来嘛，中国虽然号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比资本主义更加唯利是图，更加罔顾公平正义，更加欺行霸市，更加剥夺国民权利，更加将绝大多数国民贫困化陷于财富乃至权利的萎缩过程中。

因此，印度总理访华，中国人乐不可支地谈到，这位总理大人是如何对中国总理在新加坡演讲的内容津津乐道，在中国总理演讲时，虚怀若谷地坐在台下目不转睛，并且在此后印度国内会议上将中国总理的演讲内容打印成册分发给与会者。印度总理提出向中国学习，让咱们中国人着实得意忘形了一把。

反过头来，咱们曾几何时见到过中国什么贪官污吏的会议上提出要向印度学习来着？中国是不是需要向印度学习？换言之，印度是不是有能够让中国学习的地方？

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得。中国人嘛，嫌贫爱富，利令智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到现在全民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我们会去对黑乎乎的印度人给予什么关切？那才是见了鬼了。

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全部成就，几乎全都赌博在了经济发展上，其他方面的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福利增加、国民素质提高、公共道德建设等等方面都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当局与媒体也乐得用中国最突出并擅长的经济数据来说三道四瞒天过海混淆视听（姑且不论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印度时报这篇文章的写作思路，恰恰就是中国人习惯了的路数，太耳熟能详啦。说到经济数据，那还不是信手拈来，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农业产值、基础设施、制造业、国际贸易……

咱也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有统计造假，这些数据比较，在数据的真实性存在水分的前提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咱也不知道，印度是不是也数据出官、管出数据，惟上惟大的官本位，使得数据本身不堪重负地承载着贪官污吏仕途前程的担子。

去年郭宇宽给我发来了他的作品。看看也许能够让我们获得另外的视角。

过于宽

2007年8月9日 20:47

向印度学习

（何必注，略。）

看到了吧，印度的这种机构，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想到些个什么呢？

虽然，从郭宇宽的文字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公正性方面的问题，比如，一边倒地赞颂，似乎有些提供了王婆卖瓜的空间。不过，却还是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比较坐标系。

去年，我在挪威时，曾经写到过，挪威人爱出错，错得让人啼笑皆非，错得让人痛不欲生。也是在挪威时，我引用郭宇宽发给我的另一篇也涉及到印度的文字后，有对印度很熟悉的朋友指出，印度出错比挪威要高出成千上万倍。

这我相信。

不过，我也相信，辛格访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对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专制国家的访问。这两个山水相连的国家，虽然都有着共和国的国号，但是，其真实内容却相去甚远。

郭宇宽提供的文字当中，提到了代议制民主，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无代议者不纳税。但这在中国是可能的么？

最近非常热闹的一件事，就是广东市委书记汪洋高调祭出“解放思想”的大旗，号称要在解放思想领域“杀出一条血路”。这种政治理想和政治文化（如果说中国当局还有的话）的提出，也恰如其分地带上了血腥的暴力色彩，解放思想与杀出血路联系在一起，让人怎么着也看着太鸡兔同笼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说，解放思想必须依靠杀出血路来实现，那么这恐怕就意味着嗜血本性的无处不在了。

更何况，汪洋是从重庆市调往广东省的。这种任命制，使得重庆市与广东省、以及全国各地的纳税人都无法通过自己的选举权来获得自己认可的管理本地事务的官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我纳税？如果说，我缴纳的税款都用来供养原本不由我负担的比如党、政协、工青妇组织、而且我的权利被强制性“让渡”（事实上就是被剥夺）给了我根本无法对其荣辱毁誉、生死存亡以及来往去留的公权力及其掌握者的贪官污吏的话，我纳税的合法性何在？

这就是说，中国与印度，是一个权力社会对权利社会的比拼，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制度之间的较量。

前年，中国媒体上就喜形于色地报道，孟买要学上海，我对此嗤之以鼻，专门写过文字。

其实，经济起飞的印度，的确存在着慌不择路的情形，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际，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路径就无法对发达国家照猫画虎，而毗邻的中国却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描摹版本。

于是，印度也开始搞经济开发区。不过，在开发区建设之初，就遭遇到了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当地居民拒绝搬迁，使得开发区征地无法进展。

这种情况在中国来试试！有几个钉子户坚持到现在的？

连北京当局也意识到，地方委府强制性拆迁，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甚至不可挽回的祸害。无视国民基本权利，强取豪夺，这将会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什么后果呢？冼岩对此提出了军事管制的前景（我注意到，冼岩最近明显加强了写作的频率，这恐怕很耐人寻味）；王力雄则称之为“玉石俱焚”。不管怎么样，当权力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时，我们所面对的，就不再是经济数据所带来的沾沾自喜，更不是当局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制造歌舞升平幻想所能够掩盖得了的凶险境况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与印度比较，那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我们还会像印度时报那篇文字里描述的那般洋洋自得吗？恐怕，谁都会脊背发凉吧。

龙象之争，中印角力，结局嘛，恐怕早就分出高下了。只不过，咱中国人不习惯实事求是；更何况，还有个爱国主义在那儿挡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