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姚顺网友》

西方人幸运在能为各种文化的命运去博弈，看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兢兢业业，总能选择最佳的方案，把握住最佳的时机，不怕失去，只怕不能获得。如此，一个浪潮接一个浪潮地把历史推到了今天。因为他们总能推陈出新，所以他们的书总会比复印再版的要新鲜要好看了。

我发表的“伯罗奔尼撒”和前两天发表的“中俄的同盟或不同盟”，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着重地介绍的就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的行事风格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反映的是逻辑文化的不同。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愿意继续为大家做一点东西方文化比较工作，看看差距在哪里，我们的文化改革的方向有几多。

其实，检讨起来，于人----华人的智力并不低；于文----中国字的意境能力在世界上各种文字的序列里也算是强的。我们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归结为像今天的“李承鹏”现象，总要把命运寄托在一条“线”上（或一个人的身上），当然，这是历代的统治者或者说是儒家文化所做的事业。

世界上曾有过的文化有很多，许多都已经泯灭了，因为其文化的生命力耗尽了----由于先天不足和后天的不争，而这样的淘汰还会继续发生下去。 洋书胜过华文书，实在是社会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华文要改变这样的命运，为“李承鹏”欢呼的现象实在不应该再出现了，我们要的是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多一些路线，以便給自己的文化争出一线生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