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發展 1891-1900 (8)

• 雪梨唐人街雜錄 (28)

 

8. 1900年鼠疫下的唐人街

1900年的鼠疫侵襲雪梨，不單改進了澳洲的防疫系統，也改變了雪梨唐人街的格局。

先說清楚這一場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情況，這次鼠疫起始於1855年清朝咸豐年間的雲南，直到20世紀中葉逐漸結束。此次鼠疫爲腺鼠疫，於1890年代傳播到香港、廣州等地，此後逐漸傳播到世界上至少60餘個國家和地區，造成疫情大流行，導致全球約1200萬至1500萬人死亡，是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流行病之一。

下面一個表格說明一些問題：

鼠疫的傳播途徑（以雪梨為例）：雲南（1873）→廣西北海（1882）→廣州（1894）→香港（1894）→葡萄牙﹑夏威夷（1899）→雪梨（1900）。

整個澳洲在1900年到1925年間鼠疫反反覆覆10多次，一共奪去535條人命。再看雪梨，可知當年的“公共衞生法”和隔離所起的作用。

關於國內及香港疫情的回顧，上海交通大學的曹樹基在2005年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第13卷的“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中有所陳述，不擇錄了。單就雪梨情況作一些回顧。

在雪梨最早死於懷疑是鼠疫的是一位船長Dudley在1900年2月18日病倒，次日醫生發現病人的腹股溝的淋巴結腫大，馬上通知了雪梨衛生委員會。23日病逝且在24日由小船運到隔離區埋葬，而他生前曾經居住過的兩個房子（Drummoyne 及 Sussex Street）的居民全部被送到檢疫站隔離。埋葬Dudley的同一天，住在派悶Pyrmont的Murray Street有個名為John Makin的男子也被懷疑染上鼠疫，包括他和家人也被送到檢疫站隔離。

隨之雪梨衛生委員會在24日對Sussex Street附近的幾條街作了調查，包括厘華報街Liverpool Street, 佐治街George Street, 衿布街Campbell Street及高路畔街Goulburn Streets，因為這些街道都是船長Dudley有可能活動過的地區。

從上述可見，無論是船長Dudley的主治醫生或雪梨衛生委員會的警覺性及行動是迅速的。但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去推動防疫，要牽涉到的部門太多，同時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都不足，更不要說組織、條例、規範等了。雪梨衛生委員會唯一可做的是馬上起草調查報告交政府作決定。

雪梨衛生委員會的John Ashburton Tompson是一位流行病理學家，性情倔強，當他收到Dudley的主治醫生的報告後，即刻採取對Dudley及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都隔離，也就是說“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也就是說他清楚鼠疫的來源是由香港隨船隻而至，數年來提心吊膽的疫情終於需要面對了。早在此之前他已一再在各傳媒中宣傳滅鼠滅蚤計劃，來加強民衆教育；起草“公共衞生法”，且獲得通過。

鼠疫從香港傳播而來，這是肯定的。第一名死於鼠疫的人也是居住在華人聚居的地方，且來往香港雪梨的華人也有不少居住在報告中的地區，故第一時間對這些極有可能傳播鼠疫的地區調查摸底。據調查稱，這些地方大部份居住的是華人，大多房屋多有額外的加建，庭院已經沒有空間，以致變得肮髒及黑暗，幾成為小小的貧民窟而不受監管。在這一地區出現擁擠的房屋是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是最有利於流行病出現及持續的地方。這些地方已不能依靠間歇性的清潔及關注能消除得了（這給後來的清拆留下了伏筆）。衛生委員會在檢查上述街道之後，還在幾個地方同樣地進行檢查，發覺情況非常糟糕，故建議其他地區同樣需要檢查（也就是說無差別對待）。

隨後發現有鼠疫的地方包括：Chippendale﹑Paddington﹑North Sydney﹑Woolloomooloo﹑Surry Hills﹑Rushcutter Bay等地。到3月15日已有120人被隔離，其家人即使未見病症亦一概不得離開家門。衛生委員會隨時派出檢疫員及清潔員到雪梨各處巡察，凡發現某家庭不潔即先行警告，再犯則發告票提審（“瘟疫滋多”：廣益華報1900年3月24日第4頁）。廣益華報1900年3月24日第6頁中還將政府公布的滅鼠方法及清潔房屋不同地方的藥方以“皇家告示”刊登，同時在這告示中宣稱在1899年已印製的治疫小書早已印好並分送各地方政府，如還沒有得到的可速往取用。

到了4月，對不遵從需要家居清理發家庭，不再發告票提審，而是直接派人到家清潔，費用由該屋住戶負責清償（“逼民清潔”：廣益華報1900年4月7日第5頁）。

1900年4月先封了域士活街Wexfort街，後又封“從衣利什布街起圍到高爐畔街，直上麥誇利街後至今步街，直到衣利什布街起處停止。被圍之屋宇，共有百數間。一連五條街位，地面有數十衣架闊。任用人夫百數名。且到該處，凡有貧賤之家，物件粗鄙，即目爲污穢；概將攜出街外，堆積如山，用火焚化。故無論英文章詩賦，及鴉片煙槍﹑衣服家私等，司理疫症人員舉手一指，欲留不得。嗚呼﹗一人患疫，百家受累。豈其恐惶過甚乎，抑或好事而爲乎？況查此華人一症，乃是腳腫毛癍投藥罔效，以致悮命；然鄰近何辜，而竟遭此破耗財業﹑株守家庭﹑不得擅越雷池一步乎。今該處一地爲紳衿者雖附和民衆，憎惡華人種類，而王家被累亦屬不淺。因一連街巷五條，俱用欄河圍困，居民數百不得出入，此等工料不爲微小。又著巡差數十名日夜把持，另請工人搬物出外投諸烈火，且將屋內以灰水洗掃，聞稍有不大合意者即將全屋毀拆，使其瘟疫泄出。” (“又議圍困”：廣益華報1900年4月21日 第3页)。

廣益華報1900年4月21日 第3頁“一人患疫，百家受累”一語，事出同頁的另一報導“染疫被封”。該華人患病死亡，是否得“腳腫及毛癍症”而亡並不清楚，畢竟只是“各華友說，患此症原屬危險”；問題在該華人是在域士活街家中死亡，且為醫生確認。此事在雪梨市政府議員開會時由“姓加那含”提出，並建議“將該處立刻圍困，方保無虞”；原因是“據域士活街乃華人出入之地，若不將其圍困，則同屋居住或沾染惡疾，將來定必帶出街外，複染他人；此乃標般力瘟疫，非可等閒”。其他議員贊同，且獲省政府批准，“俱用欄河圍困，居民不得出入”。隨即發覺所封範疇不足，再批准連封五條街。

至於“司理疫症人員舉手一指，欲留不得”一說，司理疫症人員是華洋無差別對待，這在圖2可以證明。

到了該年6月，疫情還沒有被控制，省政府認為疫情是在打靈蝦巴火車頭Darling Harbour Railway Station碼頭附近的居民引起，“且此碼頭污穢叢積”，故決定將“不日必放火焚燒”。這有導致各船業主及碼頭業主的抗議，聲稱“碼頭污穢非是碼頭主人自創而來，原由公衆﹑或從鞋底﹑或隨貨物交相引帶而至”，並說“如此舉行焚去碼頭之後，我等船隻往何灣泊﹖今碼頭業主曾經租與別人，則碼頭亦屬所租之人料理” (廣益華報1900年6月9日 第5頁“議焚碼頭”)。碼頭在後來是被焚燒或者是用藥物清潔，暫未查到；但在1901年9月23日起，政策立例將打靈蝦巴碼頭管理權收回，委派專員負責（“國家告示”：廣益華報1901年10月5日第5頁）。但在1985年初到雪梨時所見，自唐人街外到市場街Market Street的臨港部份已沒有碼頭，現在中國花園的地方是一個不大深的坑。

當年除了滅鼠有獎外，還帶來一個負面，就是各家均用藥物加水沖洗房屋，導致有藥物的水隨渠道流入打靈蝦巴港，大量的魚被毒死，滿浮海面且惡臭不堪(“魚蝦受害”：廣益華報1900年3月24日 第3頁)。

如何看待1900年雪梨的鼠疫及如何陳述其經過，值得學者們深思。個人不同意用“由於這場鼠疫源自中國，人們開始排斥中國人。委員會對中國居民進行挨家挨戶地搜查，甚至有人提出通過燒毀中國人的居住區來應對鼠疫。湯普森博士勇敢的站在中國人一邊，他指出在45.6萬人口中，中國人口總數不到4,000人，其中只有10人感染了瘟疫。同樣受到不公對待的還有印第安人、敍利亞人等”的方式（“瘋狂的莉奧”語，見2018年11月11日網易的“1900悉尼鼠疫：反應過度的政府，歇斯底里的民衆，發恐慌財的奸商”，https://www.163.com/dy/article/E0BMTA61054457Y5.html）。

在“瘋狂的莉奧”的陳述中是倒因為果，在沒有結果之前“汤普森博士勇敢的站在中国人一边”，並得出“45.6万人口中，中国人口总数不到4,000人，其中只有10人感染了瘟疫”的結論？鼠疫源自香港，初起之際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那對該處首先檢查是否應該？無論是域士活街或隨即封的五條街，不但有華人，也有洋人；至於“有人提出通過燒毀中國人的居住區來應對鼠疫”，無論是當時雪梨的中文報紙或英文報紙都沒有如此報導，“瘋狂的莉奧”的根據何來？倒是後來所見焚燒各種垃圾是無差別對待。將該鼠疫的應對，說成是“人們陷入了恐慌、種族主義、利益衝突等的漩渦之中，整個社會都處於緊繃狀態”，“種族主義”的說法是“瘋狂的莉奧”在誤導，而“人們陷入了恐慌”是正常的心理狀態；“大量沒有用的假藥、偏方盛行”及“房地産公司的會宣傳遠離市區安全，自行車公司則宣傳不擠公交車可以減少與人群接觸機會”等語，“瘋狂的莉奧”並沒有說明出處。

“瘋狂的莉奧”在該文的最後是這樣寫的“事件過後，留給我們的只有反思。如果再有類似事件，我們要怎麽樣？我們能怎麽樣？我們會怎麽樣？”，很不幸，該文出現的兩年後“新冠”衝擊整個世界，恐慌依然。雪梨社會在第一個年頭的確極受影響，人們正常的社交活動受到限制，隨之基本正常。部份物資增極度緊缺，甚而限購；學生們不得不在家上網課，但不影響學業；為數眾多的商戶不得不暫時關停，在政府的補貼下，疫情稍緩隨即開張。人們並沒有被轉移到“方艙”隔離，只是限制在家中而已。排隊去做“核酸檢查”，即使在早期也是出於個人要求，我個人從頭到尾也僅做過兩次，是中期的事。

何謂“封城”？中澳兩國大不一樣。四年過去了，不知“瘋狂的莉奧”再寫的時候會如何下筆？

不用說“如果”，類似的事件在未來必然重來，因為無論是人類或自然界都有太多的不確定，都需要科學家摸索前行。例如鼠疫，直至1894年才有殺蟲劑、抗生素以及鼠疫疫苗等的現代的鼠疫預防和治療手段，是因為法國科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在香港調查當地鼠疫疫情，並首次成功分離出鼠疫桿菌；1897年首劑鼠疫疫苗大規模接種，而疫苗是因為法國猶太裔微生物學家沃爾德瑪·哈夫金在印度孟買省發明；至於鼠疫傳播的載體是跳蚤，則是1898年法國研究人員發現。然而這些年頭已是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了。

“新冠”的預防和治療手段，現在是有了，但“新冠”仍在變種；查不出源頭，變種則無日不在變化。同時下一次是甚麼樣的疫情？不知道。

作為普通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避不了。科學家之所以珍貴，是他們的努力讓我們在人生的過程中減少不必要的痛苦。假如以私利去封科學家的嘴，是人類最大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