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三 评说 (9): 外交资源的效率

原文13：

张仪因说楚王曰：“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驱梁而攻楚，则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馀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患也。大王诚能听臣，请令秦、楚长为兄弟之国，无相攻伐。”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张仪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国无二岁之食，见卒不过二十万。秦被甲百馀万。山东之士被甲蒙胄而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塞成皋，则王之国分矣。鸿台之宫，桑林之宛，非王之有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转祸而悦秦。计无便于此者。”韩王许之。

 

评说13：

      张仪出了楚国的牢笼，得寸进尺，又说服楚王脱离合纵而联秦。刚说服楚王联横，又去说服韩国联秦攻楚。对秦国而言，张仪确实是忠臣，只身千里之外不忘秦国利益。但对楚国而言，张仪完全是逢场作戏。

 

原文14：

张仪归报，秦王封以六邑，号武信君。复使东说齐王曰：“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蔽于三晋，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王入朝，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齐王许张仪。张仪去，西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缮甲厉兵，力田积粟，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正殷纣之事。谨使使臣先闻左右。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东籓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肩也。夫断右肩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服必四分其地。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面相约而口相结，常为兄弟之国也。”赵王许之。张仪乃北之燕，说燕王曰：“今赵王已入朝，效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时齐、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长无齐、赵之患矣。”燕王请献常山之尾五城以和。

 

评说14：

      张仪回到秦国，得秦王封地赏赐。随后张仪东行，说服齐、赵、燕三国联横，达到联横鼎盛时期。

 

原文15：

张仪归报，未至咸阳，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毁短之。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皆畔衡，复合从。

 

评说15：

      张仪游说诸国联横后，还没回到咸阳，秦惠王就死了，新立的武王与张仪不太合得来，诸侯听说张仪与武王不合，都背叛联横，恢复合纵。大好联横形式，转眼烟飞灰灭。

 

      秦国大好的外交形势，只因君臣有隙，转眼付诸东流。大国外交，不单要有实力支撑，还需要国内政局稳定以及政要同心同德。日本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外交官在凡尔赛协约组织中谴责日本侵略行径，表现了出色的外交才能，但中国军阀割据和内战的情况下，再出色的外交也于事无补。

 

      经济发展与军事实力的提升，都是外交的实力基础。但外交实力要能够兑现为外交成果，必须有坚强的国家意志。内政不合则国家意志衰弱，国家意志衰弱则无法应用外交实力获取外交成果。

 

      中国市场之大，是中国外贸最据实力的筹码。但中国无法将这一外交实力实现为实际利益。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阻碍这一利益实现的原因很多，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行业间和各行业内部的恶斗，都是中国无法利用市场实力保护自身应有权益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治改革是当务之急，停止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出问题再所难免，但纠正错误时要以强国为优先标准。如同是腐败，在国内吃喝公款还算是肉烂在锅里，而卷款出逃是直接将中国资产偷到国外，所以同是治理腐败，要优先治理卷款出逃那种。

 

改革涉及到社会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想要改革一点乱子也不出，一点社会动荡都没有，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政治改革一定要把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要在改革中加强国家意志而不是削弱国家意志，才能发挥出中国的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