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台湾《解放》还是《和平统一》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同时代强调《一定要反攻大陆》。两个政党各自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利益想统一中国。《解放》和《反攻》是敌我对抗。
走资派邓小平以来己改称《和平统一台湾》。大陆走资派特色党一厢情愿地把台湾的国民党视作亲朋好友。而台湾的国民党也很享受在台湾当“总统“的美名来。所以《和平统一台湾》也只是大陆现任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的一个“中国梦“而己。
当年毛泽东如何预判《一定要解放台湾》的：
毛泽东说：“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嘛。但我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过去在江西苏区，在陕甘宁边区，都有那么几个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靠武力解决。所以我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台湾那么大个岛，隔着个海峡，灰尘厚哇。还有五六十万军队，士气不高，但有美国提供军火。我也没向你美国哪个州卖军火，去和你华盛顿唱对台戏嘛。依从了他，就是承认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就是丧失主权。没有了美国提供军火，台湾那点军队就更不行喽。”
毛泽东又说：“再一条，就是不要怕打仗。不要怕苏联打进来，也不要怕美国打进来。我看呐，美苏一起打进来更好。我还能打一仗呢。到那个时候，有没有投降派，就一目了然喽。人们常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这个话没有错。我看呐，中国人更爱斗争。经过斗争，才有和平可言。”
有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何止五十年，就是经过一百年实践检验，毛主席的科学预见还是正确的。
几十年前毛主席关于台湾的科学预判，几十年后的实践不是证明完全正确吗？毛主席这个预判有几个要点：美国“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这一点美国已经暴露无遗。
美国的“屁话”不可信“，哪天台湾不承认了，他就可以“异议了”。这一点美国早就异议了。美国“强调和平方式解决，这是公开干涉内政”。这一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是越来越深入了。台湾军队“有美国提供军火，依从了他，就是承认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就是丧失主权”。当年走资派邓小平默认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留下了祸患。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今中外没有和平统一国家领土主权的先例。和平统一台湾的机率少之又少，最终，还是要靠武力统一台湾！
再说说台湾能否《和平统一》？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户前哨卫兵，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航空母舰。因此这是14亿中国民族子孙后代拥有的台湾。这是从地理法理上，国际法理上和国家法理上，都必须争得到的。
目前，全世界近200个主权国家都从法律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问题不是国际范围内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解放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历史任务。
台湾至今没有获得《解放》的根源在美国，台海局势混乱的祸首是美国。美国不插手台湾事务，不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不在台湾驻军，不在台湾建立军事设施，不出售武器给台湾军队，台湾早就解放了，早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没有美国的干涉，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就是用船划子也能打过台湾海峡，早就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
《一定要解放台湾》改变为《和平统一台湾》是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大政方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和平统一”的曙光。
从“汪辜会”、“胡连会”，到两次“习马会”，除了生造出一个雾里云里不明因果的走资派和台湾国民党的狗屁什么“九二共识”外，再也没有迈出“和平统一”的任何一小步。据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但九二共识的要害是“一中各表”。所以，九二共识是没有任何共识的“共识”，九二共识出台以来，除了大陆走资派无底线无原则无限地拿大陆农民工的血汗活命钱来给台湾国民党的大佬资本家们“经济实惠”外，对两岸《和平统一》没有半点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反而大陆渔民被杀视而不见。走资派习近平和台湾国民党过气马英九举杯吹呼“两岸一家亲“，“两岸都是中国人“，“两岸都是炎黄子孙“等“在一起“的中国梦。
事实上要《和平统一台湾》，必须要挖掉三座大山。做得到吗？
一是美国。二是民进党。三是国民党。
无论是之前的《解放台湾》或是走资派的《和平统一台湾》，美国是横亘在台海的一座大山。由于当年中美建交没有坚持“废约”原则，又默许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给美国卷土重来，干涉中国内政、干涉台海事务埋下伏笔。
近年来美国得寸进尺，恢复了与台湾地方的官方往来；美国的涉台法案年年月月有，多如牛毛；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美国军队大摇大摆的返回台湾，甚至于驻扎到金门岛；美国还扬言要把军舰停泊在高雄港。
美国这座大山，被毛主席周总理挖掘了一半，后来又被填充起来，更加横蛮无理。
台湾民进党是后来组建的一个反动政党，终于在国民党无能治理之下，发展起来并夺取台湾政权。民进党这座大山的危害就是它的党纲：台湾独立。民进党是一伙闹独立、搞分裂的台独分子，这是中央政府宣布过的，完全在镇压之列。这座大山不除掉，台湾在分裂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台海也就没有安宁之时。
台湾国民党在1949年就被中国人民打跨了，推翻了。在美国的保护下，跑到台湾岛上苟延残喘。蒋经国死后，李登辉领导国民党终于演变成美国和日本的走狗。到2000年时，台湾国民党又一次被台湾民进党打败了，赶下了台湾的政治舞台。马英九领导国民党于2008年在台湾选举中来了个鹞子翻身，胜了民进党。但是，他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为国民党成为“暗独”起了质的变化，和平统一走进死胡同。2016年台湾国民党再次被台湾民进党打败，从此，永无翻身之日。
台湾国民党是一家百年老店，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苟延残喘的力量还是存在。国民党最顽固的是它不甘心、不承认1949年的失败和跨台，说什么“战争没有赢家”，仍然坚持它的“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盘踞在台湾省，竟然如此狂妄自大。不挖掉国民党这座大山，和平统一门都没有。
台湾问题，“和统”也好，“武统”也罢，只能寄希望于14亿5千万中国（含台湾省）人民，要相信2500万台湾人民也是不愿意让台湾从祖国怀抱分裂出去的。
几十年来，在“和平统一”的愰子下，有些人绞尽脑汁，出谋划策，提出承认“中华民国”的正统性；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共产党”也要改一改名称，等等怪论不一而足。这都是投降、妥协、让步的论调。
要真正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美国政府宣布废除所有涉台法约，再次撤走驻台美军，立即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从今天起断绝一切美台官方往来。
二是台湾省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管辖，臣服于中央人民政府。
三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军事上要对台海地区形成强大的火力威慑，在没有统一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舰必须在台湾海域游弋，军机必须在台海领空巡航，必须逐渐形成对台湾省的管辖态势。
没有这三个条件，和平统一无望。有人说，和平统一只能等，就是等到猴年马月也要等。笔者认为，等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有和平统一的到来。
如果真的采取“等”的下策，那也叫什么“维持现状”，实质是那些不想统一台湾的人又不敢明说的一种异质思维。“维持现状”等下去，等待多长时间？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政府和台湾省政府想要的“现状”：实质上的分裂和实体上的独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和平统一》指不经过武装革命或战争而统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台湾，与大陆陆隔着相距一百多海里的台湾海峡，己经造成两岸分治长达75年之久。
近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放弃《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提出《和平统一》的梦想。从所谓的“九二共识”到今天，几十年过来了，《和平统一》的美梦一直在梦中。
反而，台湾在台湾民进党的统治下，为了实现《台湾独立》的政党纲领，离大陆越来越远，两岸分裂越来越大。面对台海十分复杂多变的各种态势，《和平统一》有不有可能？中外历史上有不有“和平统一”的经验可以借鉴？
读中外历史，搜遍网络记载，也没有找到一个国家《和平统一》的先例，古今中外，和平统一国家领土主权为零。
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华夏大地上六国纷争，是秦始皇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灭亡六国，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尔后又四分五裂，分分合合。直到唐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靠长茅弓箭，烈马驰骋，勇猛顽强，开疆扩土。
清朝的中国版图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达到133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好景不长，疆域破防，受到西方列强的蹂躏和瓜分。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朝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签定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领土最多的一个朝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赶走了帝国主义，取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新中国成立后，都是靠军事实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
美国妄想从朝鲜和越南两个方向作为跳板，侵略中国，均被中朝人民和中越人民把美国打败了。朝鲜战争是立国之战，援越抗美是卫国之战，美国被打得惨败不堪，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跑到北京来晋见毛主席。保障中国领土和边界安全几十年。
印度妄想切割中国领土，中印自卫反击战打败印度胡子兵，几十年内印度不敢在中印争议地区挑事拱事。
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地区屯兵百万，继续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领土的美梦。百年耻辱，一岛独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扭转了百年来中俄战争沙俄不败的态势，为收回沙俄侵占我国的大好河山开了个好头！
炮击金门，一方面，就是为了在军事上威慑美国，叫美国不敢干涉台海事务；另一方面，是为了警告台湾省政府，我们随时准备解放台湾。中国统一和切割的历史，就没有《和平统一》的先例。
谋求《和平统一》，就肯定有《和平谈判》。和平谈判都是在一方军事实力压倒另一方或者是打败另一方的情况下举行的谈判。清朝政府签定38个不平等条约，都是在军事上不能战胜对方，被迫无赖的态势下，投降、妥协、让步，结果是割地、赔款，使中国失去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还要白搭上13亿2770万两白银。
由远及近，20世纪90年代，中俄边界谈判，中国政府既没有收回不平等条约切割的大片领土，而且还妥协退让，让出了半个黑瞎子岛和唐努乌梁海地区，才求得中俄边境的安定，暂时无战事。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那不叫“和平统一”，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威胁之下，国民党的“良心将军”才放下屠刀的。
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之时，国共和平谈判，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国民党要“划江而治”，谈得拢来吗？谈不拢来啊！猴年马月也谈不拢来，只有“渡江战役”才解决问题。
从中古世纪开始，严格意义上讲，和平统一的国家不多，中古世纪，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的年代，所谓的和平统一在西方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共主王国。
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有人会说，德国就是和平统一的。德国是和平统一的吗？非也！要知道，德国历史上普鲁士王朝进行过三次王朝战争，才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冷战后德国是没有经过武力实现统一，但是，它统一的背景是，原苏联被西方帝国主义搞垮了，社会主义阵营倒台了，社会主义国家变质了，东德和柏林墙也就自然瘫塌，归顺西德。很浅显的道理，两德的统一不是政治上平等的统一，而是东德败给了西德，西德吞并了东德。
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局面就是因为“朝鲜战争”没有进行到底。是中朝人民把美国联军打败了，美国才肯在谈判桌上签定“停战协定”，这一停就是几十年，而且，美国在韩国驻扎军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只要美国不从半岛撤出美军和军事设施，朝鲜半岛就不会有和平，更不会《和平统一》。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赢得全国政权后曾许诺要进行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跟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遗留（实际上尚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
1950年代初，共产党人迅速将腐朽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华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亿万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随着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长期停滞的土地革命划上了句号，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形式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中获得了解放。
共产党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废除了农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蕴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实现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国民党的创建人、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曾提出他的奋斗纲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耕者有其田”，发展现代工业。
人民共和国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最杰出人物的合法继承人。
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长期（直到不久前）置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确实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今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传统模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的成员，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受益人。
此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有利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农村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无论在规模和存在的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废除私有财产——统治的国家强加的。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看来为时过早）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了第二场革命。
1953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四年之际，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和贫穷的条件下开始的过渡。在毛时代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同步进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的目标，也是毛主义的主张。但是到最后，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种看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观点是，毛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而牺牲了“现代化”发展，毛晚年为了无谓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忽视了发展经济。
然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在毛之后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
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
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
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
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
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我们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当然，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
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我们的技术人才还很不够，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
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是为了保证需要。现在人民的购买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万，我们要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轻工业也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当然，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来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产品，如棉纱、布匹等。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
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所谓不足，不是和过去的水平比较，而是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农业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必须随时注意粮食问题，不能疏忽。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应该继续加强。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因为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农业生产的手工技术很高，这是可贵的条件。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用来平衡对外贸易。
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否则也要犯错误。
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
总之，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在地方工业部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刘少奇
（1955年12月27日）
一、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职员中的核心分子。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要注意培养资产阶级中的核心分子，也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工人职员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每个城市要有几十几百个资产阶级中的核心人物。我们在工人职员中也要留心，要做到每一个工厂有几十个最积极的工人核心分子。最近这两年，是个紧要关头，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每个人的嘴脸都要暴露，我们要善于在斗争关头看人，认真进行观察，看人的政治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不是动摇，有无顾虑。要积极进行培养教育。群众当中出英雄，工人中是有一大批干部的，我们要把他们了解清楚，要有个具体的名单，依靠工人阶级是依靠工人阶级中的先进积极分子，要依靠具体的人。可以选上一批开个训练班，训练两个礼拜，专谈怎么样搞公私合营，一条一条讲清楚，然后让他们回去搞工作。这批人会比资本家更高明，这是制度决定的。这批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好，他们就能办好事情。资本家虽也有高明的地方，但他那个制度不好，所以比起这批人来就愚蠢得多。
高工资的调整问题，发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带头自动提“合理调整”事情就好办了，实行合营，生产力提高了，可以“三有，三少，一好”，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二、全业合营的好处，全业合营，最大的好处是加强了计划性，生产多了少了，都可以算得出帐来，过去说多了少了，并不一定是真的，有些东西多了，是推销工作没有做好，全面拿起来，才可以全面算帐，做到全业平衡。
怎样平衡？是扩大生产呢还是压缩生产，是扩大消费还是限制消费？办法很多。但我们要积极的平衡，不能消极地平衡。脑子不要固定，僵化。
三、关于小业主
小业主可以带进大工厂，去当工人。有些生产资料，本人需要可以拿去，当作生活资料处理，其余的我们统统包下来都算帐，值不了几个钱。用不着的生产工具可便宜地卖给合作社，对待小业主采取“摊还折旧”办法不好，要影响其他人，还是采取定息办法好。
要尽量地搞合营，因合营后不久就可国有化。。要知道集体所有制固然是好的，但它和全民所有制来比，全民所有制更好。如果集体所有制多了，将来和全民所有制还是有矛盾的，以后不大好办。
小业主进工厂当工人，帽子要不要摘掉？我们说，帽子总是要摘的。但他们既然还想要钱，房子又想住得宽大些，那怎么能马上摘帽子？还是慢点摘好。有这顶帽子还可以压一压他们。现在，不是有帽子不好办事，而是有帽子好办事。有个“紧箍咒”才制住了孙行者。要是把“紧抠咒”去掉了，还能制得住吗？
不摘帽子，怕他们大、小资本家团结起来反抗我们吗？他们之间早已有矛盾，现在已经整个分崩离析，破碎了，他们团结不起来，他们反抗不了，所以我们并不怕扩大剥削者的队伍，怕的是不听话。
原来是劳动者，这不仅在小资本家中有，在中等资本家当中也有，正因为他们原来是劳动者，我们就要拿这一点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他们归队，当工人去。有的可以去受训练。只要做工，帽子是会去掉的，不用着急，工作好，一、二年就行了，如果不肯劳动，挑皮，那么去了帽子也不顶事。
有的不想要股票，我们说，不要股票可以，但摘帽子的事还要看一下。总之，对小业主，这几年里头还是要扣紧，要加强教育。不扣紧，不好改造。革命是关连千百万人的事，要有社会制度，舆论的压力。完全靠自动是靠不住的。我们共产党员搞革命工作也得靠压，不压，谁还下劲工作，睡大觉不是更舒服些吗？
改造小业主，是个大麻烦，我们要不怕麻烦。对小业主，尽可能要他们去做工。可以研究研究，是否可以把他们分散开来，搞一些到国营大工厂去做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很有技术的，要注意发挥这些人的作用。如上海的西服业，其中有一些人确实有技术，很会设计，是最好的裁缝，我们应该留心登记起来，安插到国营企业去发挥作用，对他们可以出高工资，暂时没事干，养起来也有必要。又如桃花的，这当中也有技术高明的人才，总之，一切好的人材，我们都要保留下来，一部分当职员，一部分当工人，凡是能进工厂者尽量进厂当工人，合营厂放不下，就到国营厂去，这就把资产阶级分散了。
资产阶级当中有一些好东西，特别是技术上，经营态度上，譬如说，他们在接待顾客的态度上，就比我们国营商店的服务人员好，这些好东西，我们都要接收下来，去掉他们那个唯利是图的本性，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
有些资本家，公开了他的技术，这很好，我们可以答应他，不论有工作无工作，都给工资，直到他死后为止。
四、国营吸收私营问题
对于私营工业，可以动员国营工厂吸收并进一些，这并不影响国营的性质，因为实行定息了。采取这个办法好，可以更好更快地改造私营工业。可以把私营厂的工人和国营厂的工人一样统一调配。
对一部分地下厂、拆烂污的厂，应宣布为淘汰，工人予以安置，资方则量才使用，这是好的。
对抽逃资金的人，要找他们谈明白，说明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对国家，对各方面，以及对于他自己都是不利的。这个道理可以发动资本家当中的进步分子讲一些，我们也讲一些，这种现象将可以减少一些。五、关于定息大体上过去给多少，今天给多少，这个原则是对的，正在过关的这二年，一般地不要少给，但给多了，以后的事情也难办。
至于好看不好看，这个问题不大。根本问题是他们的实际所得，我们不采取没收，而实行赎买，还要安插人员，这就很好看了。
在定息以外，我们尽可以打打算盘。要告诉他们，我们要收拾你们那个烂摊子，要安置那么多的人，有些人做不了什么事，还要拿工资，你们自己的工资又高一些，要照顾，并厂也要一大笔费用，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我们都包下来了，这些都应该算在赎买之内。对这些，我们可以算一笔帐，算他们所得的利息和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如我们给他们的总数可能是四厘，而他们实得利息则不到四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一算帐，可以说服工人，也可以说服资本家。
要“好看”，这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以为这样可以吸引资本家多投资？这个作用在今后是没有了，事实证明，过去的效果也不大。我们不要有这种顾虑，你多给一点，他们也不会多投资，过去他们有的搞地下工厂，真正正规投资的并不多。有些倒是把钱存入银行了。所以倒可以考虑把银行利息高一些，定息应比银行存款利息低，以便鼓励存款，投资公司利息倒可以和银行利息差不多。
总之要想办法，使他们得到一些，但又不多得。
六、关于先进与落后悬殊问题
要很好地注意先进与落后差额问题，一定要找原因，要落后的赶上先进的，这是一个关系整个生产的大问题。领导的责任就是要使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如果允许落后，这就是领导放弃了责任，这还要领导干什么？一定要落后厂去找原因，要加以批评，大帽子压上去。落后就不能生存。
有些落后的也许有客观原因，譬如设备陈旧、落后，那么就要帮助采取基本措施，进行技术改革，然后定下一条，限期赶上，赶不上的，原则上要受处分。对先进厂要奖励，要组织先进厂帮助落后厂，组织落后厂到先进厂去学习，这件事要经常的搞，不能放松，不要怕落后厂不安心，睡不着觉，就是要使他们睡不着，要睡着了，国家就不能进步了，良心何必那么好？也许这样逼一下会出一点别的问题，但事情倒好办了，大家都进步了。
对差额大的要大声疾呼，要登报，要批评，斗争处分，你们应该立即跑到梧州那个厂去大骂一场，撤个把职，这样，不要几个礼拜，就操动了，大家动脑筋，’睡不着觉，办法就出来了，这样的事你们不干，要你们这些部长干什么？当然，这些事情要组织党委、青年团、工会大家一致来搞。对落后厂来说，为什么别的厂搞得好，你那里不好？讲不出理由来么。如果确有理由，我们也可以批准，但也不应该相差那么多么！
要计算采取措施化的钱所发生的效果，整个国家要提高技术，就要废掉一些旧机器，现在尽让那些旧机器在转动，而把新机器放在仓库里，这是最不合算的，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废掉旧机器换上新机器。
要把管理水平提高，改进技术，包括新机器换旧机器，领导要确定这件事。
现在先进与落后差得这么远，这个状况是不可允许的，允许它是犯错误，这就是右倾、保守，也就是落后于实际，对那么多先进的熟视无睹，对那么多落后的允许它存在，领导位置是站在那里呢？自己的位置还没有站定，搞个什么呢？要站在先进的位子上面？
当然，要用压力，也不是生硬的压，要说出道理，指出方法，要把已有的先进经验总结起来，每一行都要总结一个最先进的经验，号召全国推行，然后去研究落后的厂，要求努力学习，限期赶上，还要分头派人下去，具体帮助解决问题，采取具体措施，这么一搞，要看国家增产多少啊！领导机关就是要搞这件事，这样搞才有力。领导应该有力，现在是气不足，劲不大，懒洋洋地，不象个搞社会主义的样子，加把劲吧！我看这样做不会错的。
要不断地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一百年以后也还是有的，这是发展规律，要使落后赶上并超过先进，领导就要有劲头，这才能促进进步，在这上面表现没有劲就没有主动性，所谓主观能动性，就在这里，它能促进客观更快的进步。
七、关于新产品问题
新产品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譬如说皮鞋，捷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全世界的鞋子也买来看看，还有我们古代的鞋子，都统统搞来看，然后再来设计，搞出各种样式的产品来。搞这种设计工作的人，国家要有专门的机关来管，国家机关和工厂联系起来搞。轻工部、地工部要关心这件事，不能把原有的产品品种搞得没有了，也不要搞慢了。过去有些资本家在想这些花样，现在实行改造之后，有些已经没有人想了，研究新产品，要有个机关来管，收一些人吃空饭也不要紧。
对于“梁山伯祝英台”图样的事（指有一种铁壳热水瓶，上面绘着梁山伯祝英台的图样，农民因其画的是一个悲剧，不吉利，所以销路颇受影响。），不要去批评。它比不动脑筋好，它帮助我们取得了经验，好作结论。最危险的是不想，无人管，无新样子。这一点，苏联过去吃了亏，以前“苏联妇女”杂志不登服装设计，一时装式样总是跟巴黎走，我们不搞，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样很重要，想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以为想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八、关于手工业与机器工业问题
中国是手工业最发这的国家，手工业技术高，机器工业在中国发展不久，主要问题是中国的机器工业不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而是从外国移进来的，有些与手工业有结合，有些却没有结合。如建筑、盖房子，中国是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有些就没有机器工业。如皮鞋，我们就没机器工业，但手工做得有些比德国、捷克用机器做的好。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如何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来搞机器工业。要结合起来，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就是说要接受手工业的优良技术和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我们要留心这个问题，不要看不见这一点。譬如，把西医搬进中国，它和中医没有结合，中西医就长期斗争，如果使西医与中医结合，在中医的基础上提高、发展，那就要好得多。工业也是一样，如果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我看有很多产品，是可以超过世界各国的。中国广东的木器做得很好，提高到机器工业上来就更好。
因此，要与手工业合作联社联系，向它们学习，又帮助他们机器化，对手工业合作社要帮助，将来他们的产品也可能超过国营工厂，因为它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要摧毁和打倒手工业，我们要和他们不同，要接手工工艺的传统技术。拿瑞士表作例子，它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因为它接受了手工业的传统，有些部分还保存了手工业，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如，苏联还是喜欢中国的皮鞋，格罗提渥在北京也买了好些皮鞋，我们用手工比他们用机器做的鞋子好。所以在手工业的基础上求发展，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是工业方面带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
《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
《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
《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
《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政策》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形成的过程中，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月、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随后向中央写了有关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毛泽东肯定了李维汉的报告。195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
对于这种判断，1953年9月毛泽东邀集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主动向他们做了介绍。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认为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等难以获得有效处理。
而公私合营则不同，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公方和劳方的方向解决，有利于纳入国家计划。
因此，应有步骤地将私营企业改造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明确了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从1954年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
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首先是先合营大户，即“吃苹果”，也就是一个一个地合营；然后再“吃葡萄”，逐步扩展到中小户。同时，由主要行业扩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
大户合营后，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将更多的资金和物资分散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户“吃不饱”，日子不好过。因此，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代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条件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也逐渐明确下来。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明确规定，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自此以后，对私营商业和工业的改造基本上同步进行。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轰动全国，接着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来了。对于这种形势，民族资本家是有顾虑的，如果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造高潮，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如果不积极主动，又怕挨斗争，受到更大的冲击。他们内心充满矛盾，惴惴不安。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出席首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议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在27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把工商界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心境，形象地比作“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要求资本家减少“吊桶”，安定情绪，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10月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实行和平转变和逐步赎买的政策进行了阐述：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中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如何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
1955年11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举行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结合在一起。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要把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实行公私合营阶段。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传达、学习，并按照《决议（草案）》的指示加以实行。
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势不可当。1955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货两业的零售商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4日，上海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等8个行业的165个工厂中，有160个完成经济改组并为100个工厂，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6日，北京的面粉、制药、电机、造纸和机器染布等5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元旦过后，北京首先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1月8日至10日三天内，北京市连续批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申请，计有3990个工业户、13973个商业户一举实现了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接受了各行各业热情洋溢的喜报。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跟进，资本家和私营企业职工申请合营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宣布全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应。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原有8.8万余户），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原有240余万户），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他们领取的定息，不论企业盈亏，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付给，同原有的企业利润没有联系。1956年底，全国公司合营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私股股额核定为24.1864亿元。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年息5%（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给114万户私股股东发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额为1.2亿余元。原定定息7年不变，1962年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就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现在将条例中几个主要政策问题概略地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因此，人民政府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人民政府鼓励和指导资本家们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为实行合营准备必要的条件。公私合营企业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就应当注意启发和促进资本家的自愿。这在一方面要由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向资本家们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方针；在另一方面，要认真办好公私合营企业，使资本家们更加普遍、深刻地认识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从而增强对于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
第二、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包括企业原来的实有财产，不容许有任何分散资产、逃避资金的行为。对企业原有财产的估价，应当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对逾龄或未逾龄机器可以参酌其实际尚可使用年限，对其他财产主要参酌其对企业生产作用的大小，进行适当估价。对于呆滞材料和其他为合营企业所不需要的资产，可经公私双方协商，打适当折扣，或列作私股的待处理财产，俟企业合营后继续加以处理。财产的估价一般应以现值为标准，但如果一九五○年重估财产的结果接近现值，并经公私双方同意，也可以不重新清估，即以一九五○年的核定数字为基础，根据资产折旧和其他实际变动情况作必要的调整。清产估价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关系到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股息红利的分配，应当依靠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参加，认真地清查核实，同时应当经过公私双方充分协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人民团体派人参加），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第三、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同时，私股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私方代表也负责参加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关公私关系的问题，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不限于直接参加经营管理的人员）协商处理，在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应当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解决，如果有必要和可能，也可以提交合营企业的董事会协商后报请人民政府主管机关核定。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且加以任命。在企业行政关系上，私方代表既然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员，就应当在公方领导之下合理地行使其职权，守职尽责，并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公方代表则应当重视私方代表的职责，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并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逐步获得改造。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合营企业的主管业务机关，都要善于把领导私方代表合理地行使职权、发挥技能和领导他们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密切地结合起来。人民政府对于合营企业中的私方代表采取上述各项政策，不仅是因为国家保护私股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要在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使他们在公方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和工人群众的监督、推动下，在生产经营的实践中重新学习、改造自己，从而使他们在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能够有所贡献，并获得光荣的前途。如果私方代表有“合公营私”或其他违法行为，则应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且应当依法处理；如果有破坏生产和其他反革命活动，更应从严处理。
第四、合营企业对于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一般应当参酌他们原来的情况量材使用，使他们各得其所。应当教育和帮助他们认真地工作，积极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为国家建设贡献更多的知识和才能。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门家，只要他们“诚实工作，通晓本业并酷爱本业”（列宁），就应当充分加以爱护，重视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正确地发挥专长，并且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克服资产阶级的影响和习惯。
合营企业对于在原企业中有劳绩但已丧失工作能力的实职人员，可以参照劳保条例或采用其他办法，给以适当照顾。
有些企业在准备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任意安置私人；对于这种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防止。
企业合营前的资本家代理人继续在合营企业中担任实职的，如果担任了私方代表，他们的生、老、病、死、伤、残等问题，由合营企业比照劳保条例的标准给以适当的物质保障，这项费用可列作合营企业的开支；如果不是担任私方代表，可以享受一般职工的劳保待遇。
第五、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制度，如前所述，一般都是混乱的、不合理的。福利设施在各业各厂之间也很不一致，福利设施缺乏的企业中，职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未能得到可能的改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在这方面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向相当的国营企业看齐。但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关系广大职工生活的问题，必须参酌企业原来的工资福利情况、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国营企业的有关规定，在企业改革和生产改进的过程中，经过对职工群众的耐心教育，取得他们的同意，逐步进行，不可急躁处理。
第六、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如前所述，带着极大的腐败性和落后性，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必须改革旧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推行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改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由于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的企业，而且由于旧的经营管理制度有了长期的习惯，在进行改革时，必须是稳步前进，不可急躁从事。一方面，要倚靠工人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倚靠他们的自下的监督和自上的参加管理。企业公私合营后，应当采取适当的形式，实行工人代表参加管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对私方代表进行充分的协商和教育。合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逐步进行改革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过程；对于私方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需要通过经常的公私协商和民主讨论，耐心地进行批判和教育，指导和帮助他们逐步改正。
第七、合营企业每年的利润，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中私股分得的部分，应当听私股股东自行支配。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有了重要的改变，由于生产经营的改进，企业利润一般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因此，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的结果，私股所得也会比私营的时候增多。但合营企业如果获得国家的特殊优待，例如原料由国家按照调拨价格供应，但产品的售价并未按照国家调拨价格计算，因而产生了超额利润，这个超额部分应当缴还国家。合营企业分配盈余的时候，如果过去有了亏损，应当在缴纳所得税以后先弥补亏损，然后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分配；如果亏损较大，可以分年弥补，以便适当照顾职工福利和适当发付股息红利。
现有的合营企业中，有个别企业经公私双方协议，采取保息的办法，即私股方面每年领取定额的股息，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不负企业盈亏的责任。采取这种保息办法，如果是出于私股方面的要求，经过公私双方协商同意后，应当报请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合营企业的公积金，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要用途，依照国家的计划用于本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合营企业（包括新建合营企业），或者投资于其他私营工业企业以实行公私合营。过去有些合营企业对公积金的使用，带有盲目性，造成生产发展的不均衡和建设资金的浪费。今后，为要做到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防止资金浪费和生产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公积金的使用应当由合营企业的省、直辖市以上主管业务机关加以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合营企业公积金的所有权属于合营企业，由公积金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亦归合营企业所有，但公积金的使用，不论是用于本企业作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或者是投资于其他公私合营企业（原有或新建）和准备进行公私合营的私营企业，都应当服从国家计划。
第八、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协商议事的机关，应当适当的发挥它的作用。规模较大、股东较多的合营企业，一般应当设立董事会，并应当定期开会，公私双方董事名额，由双方协商规定。独资企业或者规模小股东少的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可以不设立董事会，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有关公私关系的重要事项，仍应当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处理。
合营企业董事会可以定期召开私股股东会议，报告董事会的工作，协商处理私股之间的权益事项。在不设立董事会的合营企业中，由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召开私股股东会议，公方代表可以参加会议，给以帮助。
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应当担负教育和改造私股股东的责任。私股股东会议是合营企业和它的董事会联系私股股东并向他们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董事会和公私双方代表都应当通过股东会议或股东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工作，注意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并用企业改造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改造。
以上是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一些说明，请求政务院通过这个条例，并予以公布。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