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红在路上
岳红：女，江苏籍作家、诗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过《零落一地的风》等个人文学著作八本。现居北京，致力于佛教文化传播。
我只想知道父亲是谁
如果你有着像我一样的身世你也会觉得荒谬。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没有看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此我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原本应该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人们都叫我柴中华，这个柴不知是谁的姓，名字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我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以此类推地被人家叫做柴中厦和柴中帼。刚开始我以为是我母亲取的名字，曾经很纳闷她怎么会有如此深切的爱国热情而定要在我们兄妹仨的名字上煞费苦心，但我后来知道名字不是我母亲取的。
母亲从来不说这些，也不说任何与我父亲有关的事。我们也从来不问，不是不想问，而是不敢问，每次只要提到这样的话题母亲就立刻眼泪汪汪，我们都以为母亲哭一会儿就会对我们诉说，然而并不是这样的结果，从来没有过，她或长或短时间地哭了一会就擦干了眼泪然后继续做手边原来在做的事。
小时侯，我家没有任何亲戚或朋友，逢年过节时，我们兄妹三个从来没有被邀请去做客也从没有邀请过别人来我家里做客。我们每年都要搬几次家，永远居无定所，母亲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以及要搬到哪里，我们总是在懵懂的困惑和对未知的家的猜想中迁徙，所幸我们每次的新家都不至于太糟糕，甚至在物质条件上都超过所在地的普通家庭。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不管我们搬多少次家，有一种现象雷打不动，那就是总有叫做“组织”的人来，无论搬到什么地方，叫做“组织”的人很快就会轻车熟路地找上门来，让我不得不怀疑我们住的房子就是那个叫做“组织”的人分布各地的家。
每次“组织”来人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就会被哄骗着驱逐出屋，组织的人总会给我们很多糖果、饼干等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他们的目的只是要我们不去听他们与我母亲的谈话。其实他们不送这样的厚礼我们也从来不愿意听的，因为有一次我偷听了好长时间竟然一句没听懂。凭空得了那么多的五颜六色的糖果让周围邻居小孩羡慕不已，这让我们兄妹三人常常洋洋得意，所以“组织”在我们三个人的心里很受欢迎，而且，每次“组织”走的时候，总是认真地挨个摸我们兄妹三人的头，摸完后就迅速地转身走了。可是让我们不解的是，每次“组织”一走，母亲就开始哭。所以，逐渐开始思考的我对每次收下并吃了那些厚重的糖果礼物总有一种罪恶感。
那个时候，母亲是我头顶上最湛蓝的一片天，所以一看到母亲哭，我立刻就觉得自己可能要失去天空。我开始恨组织上的人。渐渐长大以后，我变得恨我的父亲。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我想到父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恨。尤其是当我们的邻居在议论说我的母亲是被父亲家里赶出来的姨太太时，我更愤怒。每次邮递员给我家送汇款的时候也总是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打量我们一家四口人，有一次他甚至脸上堆满知道一切的窃笑问我母亲：你丈夫为什么每一次都用不同的地址给你寄钱？母亲没有说话，只顾找笔签字，那个邮递员又喷出刚吸进去的一口香烟问，他到底怕什么呢？母亲静静地望了他一眼，他接了签了名的本子，叼着烟，跨上自行车走了。
回到屋里的母亲怔怔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也不说话，一脸的忧伤。我走到她的面前，我也想问邮递员问的问题。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她突然像被激怒了的一只狮子大声咆哮：“不许问你的父亲，永远都不许问！”我吓呆了，因为从来没看过我母亲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悄悄地从母亲的房间溜了出来。
我不再试图去问母亲关于我父亲的事，但我的疑问和想象却比我的年龄长得还快，我想，不管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我都恨他的工作。我越想他越不愿提到他，以至于到上学时的简历表格里父亲的那一项都留给我的母亲填，这大概也是母亲所希望的，她每次都是一脸自豪地帮我们填好，然后深情地递到老师的手上。
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中只有弟弟妹妹和母亲深情的爱，那些冬日的夜晚，母亲总是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叫我搬来四张凳子，让我和弟弟妹妹与她一起围坐炉火旁，听她给我们讲故事、讲美丽的传说。母亲也常常会用她那甜美的嗓音给我们唱歌，母亲是学过声乐的，所以她唱的歌总使我想起广播里的歌。我和弟弟妹妹都感觉是过着富足的日子，而且觉得没有父亲也不需要父亲，可是定期的汇款单和组织来人总是定期地提醒我们，我们不但有父亲，而且是一位特殊的父亲。父亲是一个迷，我们是永远不知道谜底的人。
母亲一生对我们只说过父亲两次，而且说的都是同样的话。一次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组织上的人到我家说由于我父亲的原因，我们家被定为“黑五类家庭”，我母亲就成了黑五类家属，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就是黑五类子女。我们一下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母亲突然间像得了中风，她冲着组织上的人有气无力地比划着，说话的声音低得让人几乎听不见，她说你们一定搞错了，这是不可能的，见来人没有反应，她又望向我，非常肯定地说：“你父亲是好人！”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好人，没有人能够证明。而我们只能以黑五类子女的身份被处理和安置。我和弟弟妹妹去了三个条件都十分艰苦的农场，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母亲，从这时起，那不断变换地址的汇款单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家一下子走入了从未有过的困顿。那个夏天，我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苦读《毛泽东选集》，我的腿被蚊子叮了密密麻麻的疙瘩也丝毫不懈怠，我被农场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不过，这并没有太大改变我的处境。但是在我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的时候，噩耗却不断传来。
首先是我的妹妹，她在离家一百多里的农场里干着她长那么大从来没干过的农活。手上磨出了水泡，晚上疼得在漆黑的宿舍里哭，却被负责她那一组的组长给强奸了。妹妹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回来找妈妈，只在这世上张望了十八个年头的她就在一个早晨上吊死了。我和母亲去收尸的时候，农场没有任何说法。这还是后来那个组长在一次喝醉酒的时候自己说出了强奸我妹妹的精彩过程，津津有味地讲述我妹妹是个处女，身上的皮肤又白又细。我不明白我弟弟究竟是怎么得知这件事的。他当夜就去了我妹妹吊死的那个农场，找到了那个组长。睡梦中的组长被我弟弟连戳了三刀，但没有戳死那个组长。
“我当时太激动，老是对不准他的心脏，我真没用！”我到监狱去看我弟弟的时候，他捶胸顿足地对我说。一脸的懊丧和惭愧。我无言以对，只叫他好好服刑。可是，没到两个月，他与同一牢房的室友打架中死了。对方是一个魁梧的屠夫，他硬说我弟弟是连反革命的爹都不认的野种，而且叫我弟弟必须当他的面虚心承认。于是，两个人打了起来，屠夫像宰一头猪一样宰了我弟弟。监狱准备火化我弟弟的时候才通知我母亲，母亲几乎没有力气走路和说话，她请我家的邻居骑自行车颠簸六十几公里的土路到我的农场找到了我，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原因是一个红五类家庭的女孩看上了我，领导硬说是我勾引她，我没有承认。邻居说了我弟弟的事时，审查我的领导说我不把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别想走，我当时想跳起来揍他，邻居叫我赶快随便交代，说我母亲在家等着我去看我弟弟火化。我赶快承认我的勾引，那个领导很满意地说，就应该这样嘛，男人做事要敢作敢当。我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液，跟着邻居回了家。
我和几个月间就步入老年的母亲只模糊地看到了弟弟的身体，还没有看清楚他的脸。火葬场的工人就一下子将我弟弟推进了宽阔的炉膛内熊熊的烈火中。十五分钟后，我弟弟就被装到了一个光荣牌饼干盒子般大小的骨灰盒里，我一手捧着饼干盒弟弟一手搀着母亲回了家。
还没有安顿好已弱不禁风的母亲，农场那边已派人来找我回去，很友好地附耳告诉我说是场部可能要批判我。我趴在母亲的枕头旁边跟我母亲说，我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现在上面有重要指示要传达，所以必须马上回去。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你快去，你可不能再出任何事了。我答应了母亲就回了农场。
到达农场会议室的时候，里面早就摆开了狠批的架势。书记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前一天找我谈话的那个领导坐在左边，右边是我这个组的组长。台下的一侧坐着那个是被我承认勾引的唐红。屋里坐满了人，除了我自己组里的，其他的我都不认识。我被带到观众与主席台之间的空地上站着，往那儿走的时候，我仔细地看了一眼唐红，她长得还算标致，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端详她，前两次给我送毛巾和送水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看她，但我心中充满感激。
牵着我的人拉正一下我的头，让我立正站好。这时，主席台开始宣布我的罪行。刚读到柴中华已经承认自己勾引唐红时，坐在一侧的唐红腾地站了起来，她大声说：“不是，他从来没有勾引过我，是我自己看上他的！”
台下一片哗然。找我谈话的领导很生气，说唐红你说话可要负责任，不可乱说啊。唐红比刚才更加坚定地说：“他绝对没有勾引我，我们有两次接触，都是我主动送水和送毛巾给他的，我喜欢他的才华和沉静，我们没做什么事，这算什么勾引？”
本来就有点歪脖子的那个领导此刻脸上的五官几乎全面走形。几分钟的尴尬之后，他像拍惊堂木一样拍了一下桌子，众人都静了下来，他指着我说：“柴中华，你行啊，你挺本事啊，只一天的工夫，你用什么方法哄得唐红这么听你的话，还拼命庇护你，啊？”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心里突然特别担心躺在床上呻吟的母亲。歪脖子说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等有深刻认识了我们再开会，今天就开到这儿。然后所有的人都一哄而散了。唐红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走了。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我顾不得多想，我要回去看我的母亲，她现在只有我了。
我赶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床边坐着几个邻居，他们看到我，都松了一口气，赶快让我坐到母亲的身旁。母亲用最后的一点力气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说：“你父亲是好人，你不要相信别人说的，你的父亲是好人，你一定要相信我，只是组织不让我说出来，这是纪律……”
给我母亲戴孝的只有我一个人，左邻右舍的邻居热心地帮助我安葬了我母亲。
回到农场后，我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天天浮想联翩，有时想我的弟弟妹妹，有时想我母亲，有时也会想一想身边的草和头顶上的天，但想得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只是想得越多越糊涂，越感到父亲的虚无。一个下着雷雨的深夜，唐红落汤鸡似地来到我的宿舍，她紧紧抱着我的时候，我突然像孩子似地哭了。
一年后，我和唐红结婚了。代价是唐红和我永远不得入党提拔，另外把我们重新分配到两个离家更远更偏僻的农场，两个农场之间相隔一百多里路。
有了女儿以后我才知道唐红有家族性的神经质。所以对她没完没了地埋怨我连累她不能提拔的话我从来都充耳不闻。直到后来她回了城有了一份好的工作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们又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两地分居。
我很奇怪我的心还能活到文革结束，并且能够沐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多亏一个像我母亲一样苍老的女干部的帮助，她坚定地认为我是一个人才，还帮我出版了一本诗集，我进入了我原来的家所在的那个市的文化局工作，几年后还担任了局长。
就在我被组织部谈话要进入市委班子考察后将委任我副市长一职时，恍如隔世的组织上又来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也曾去找过以前常到我家的组织，可是，那些干部说跟我家联系的都是最高最直接的组织。他们不认识我，所以无能为力。我把我借的钱花完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还了钱后就一心一意地培养我的女儿。
那天，组织上来人说我的父亲死了，说他是一位光荣的烈士，是为组织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高级人才。我问他们我父亲是谁？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我问他们我父亲叫什么名字？他们反问我，你母亲没有告诉过你吗？我问他们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们说不知道；我问他们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他们就再也不说话。我问，我父亲到底是不是你们派出去的间谍？然后是不是被暗杀了？他们便不再听我的问话，起身要走，我像皮球被狠劲地拍了一下，瞬间弹跳起来，抡起拳头照着他们的脸，一人给了一拳，我用尽了我吃奶的力气，我自己的眼镜也在剧烈运动中掉落，斯文扫地，当然，副市长的职务也随着这一批拳头烟消云散。
唐红骂了我两天，责备我为什么那么激动，我没有理她，我只顾喝酒。
我不是激动，真的。纯属一次意外事故，我的拳头从来都是紧握着的，长年对着虚空挥舞，只是组织来人意外撞上了，我并没有激动！而此刻，桌上有这么好的酒，我想多喝点，我已好几天没睡觉了，这瓶茅台下肚，应该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梦中最好能有关于父亲的消息，那样我就可以知道我是谁了。
2002年5月25日 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