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隐居在皇家山下的文学奇观

·薛忆沩     吕红  （访谈录）

导语：薛忆沩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为勤奋和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他“高潮迭起”，一共出版了近二十部受知识界推崇的文学作品。他特立独行，被称为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同时他又深居简出，尽管已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居住多年，却不为海外的读者所熟悉。去年年初，在美国注册的英语学术期刊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杂志以整期全部110页的篇幅推出专辑“Xue Yiwei and His War Stories”，薛忆沩不同凡响的作品开始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而随后不久，他被国内读者推崇备至的“深圳人”系列作品英译本Shenzheners在蒙特利尔正式出版，引起加拿大主流文化界的关注。从去年七月以来，The Montreal Review of Books, Quill & Quire, The Globe and Mail, The Montreal Gazette,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Montreal Center-Ville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书评和访谈（蒙特利尔当地最大的英语报纸上的访谈近一个整版），将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作品与英语文学中的经典《都柏林人》相媲美。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也制作了关于薛忆沩的专题报道，在星期天黄金时段播出。薛忆沩多次获邀在加拿大各地文学节和图书馆朗读和解读作品。在名家云集的温哥华作家节上还出现了读者排队购买和签名的热烈场面。英语的China Daily, That’s Beijing等报刊相继发表了报道、书评和采访。香港《亚洲周刊》杂志将Shenzheners 的“西方接受”当成封面故事之一进行了报道。据悉，新年假期刚结束的第一天，CBC的读书节目又做了最新的报道。蒙特利尔的“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与多伦多的公立图书馆也发邀请，还有法国出版社拟推出法语版……在“深圳人”走向世界之际，红杉林策划特辑，增进读者了解作家与众不同的文学道路和超凡脱俗的写作风格。

吕红：“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加拿大主流媒体和文化界的关注。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并被各大图书馆及相关文化机构邀请讲座，似乎一下子变得灸手可热成为文学奇观，读者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华人文学，可否请您谈谈相关近况？

薛忆沩：十一月二十七日，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在星期天黄金时段播出了关于本书的一个专题。同时，十一月出版的《加拿大文学书评》也刊出了一篇书评。那应该是从去年七月份以来在加拿大媒体上陆续出现的书评中最有分量的一篇。十二月，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读书节目又邀请我参加了一个作家对话。蒙特利尔《城市》杂志刊发一篇由 “蓝色都市文学节”（蒙特利尔当地最重要的文学节）负责人撰写的书评。新年开始，更多的好消息传来：四月底的“蓝色都市文学节”上将有两场关于“深圳人”的活动。而多伦多公立图书馆邀请我五月底去参加最重要的系列活动。并有加拿大著名作家和学者专访。另外，先在这里透露一个小秘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最近在主流文学界获得了第一个文学奖。具体细节有待稍后公布。

吕红：这样的关注程度对于一部从汉语翻译过来的短篇小说集有点不可思议。您去年十月也获邀参加了温哥华国际作家节。据悉是加拿大级别最高的两大文学节之一。那么，在文学节期间读者对“深圳人”的反馈如何？

薛忆沩：我在温哥华国际作家节上的两场活动都非常成功。第一场活动是与邓敏灵（Mdeleine Thien）和一位新西兰作家之间的对谈。邓敏灵是加拿大最近二十年来很活跃的作家，去年更是红极一时：不仅拿下了加拿大两个最大的文学奖，还进入了布克奖的终选名单。而主持我们活动的是加拿大兰登书屋的负责人，加拿大最大的出版商。这是一场门票提前售空的活动。主办方收到的读者反馈也非常热烈。而第二场活动是与一位美国作家和另外两位加拿大作家的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温哥华公立图书馆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为“深圳人”安排了专场双语活动。活动当天，温哥华狂风暴雨，读者仍十分踊跃。而八十四岁高龄的原台湾《联合文学》主编马森先生特地从维多利亚岛赶来主持活动，尤其令人感动。

   吕红： “深圳人”系列小说是您用十六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作品。2013年，小说的单行本《出租车司机》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极大关注，并获得当年的“中国影响力图书奖”。一般来说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太引起西方普通读者兴趣的。您认为是原作中的哪些因素让“深圳人”走向了世界？

    薛忆沩：因为蒙特利尔最大的英语报纸用几乎整版的篇幅登出他们文化版主编对我的专访，我这个一直隐居在皇家山下的普通移民突然暴露了身份，变成了当地的“文学奇观”。有不少的邻居都去书店买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找我签名。依然健步如飞的94岁的克劳迪娅不仅自己买了一本，读完之后，她又买了两本送给她在欧洲的朋友做圣诞礼物。我为圣诞礼物签名时她评价说，小说人物都很“emotionl”。这准确的评价足以说明她读懂了我的作品。而两天前，名为让•马力的邻居在马路上拦住我。他说他刚读完小说集中题为《村姑》的第一篇。他说他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还说他以前对虚构作品没有什么兴趣，《村姑》改变了他。我相信是作品悲天悯人的情怀让它们走近了完全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读者吧。一位在渥太华文学节的读者称每篇作品都能让她产生强烈的共鸣。

吕红：从网上看到一本名为《渡：书的信仰》的书，入选的十四篇专题涉及十四位中西作家。其中有十三位作家的名字对普通中国读者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如门罗、希尼、特朗斯特罗姆、马尔克斯和莫言等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并列看起来有些特别？

薛忆沩：“深圳人”系列小说被一些评论家当成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代表。《新京报•书评周刊》关于我的封面专题就是在系列小说以《出租车司机》为名结集出版之际刊出的。在作为专题重点的访谈里，我从很有意思的角度、用很有意思的语言谈到了与“城市”和“文学”相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那是一个准备得非常充分的专题，刊出之后马上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我并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嘈杂和刺激。八年前，花城出版社将“薛忆沩”收入他们选编的“中篇小说金库”。金库的第一辑共有十二部作品：它们从《阿Q正传》开始，以我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结束。我当时倒是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还多次用自嘲的口气解释说那里面有十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的神与半神，却只有一个凡人。而刘再复先生在读完我的那本专集之后，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的读后感，肯定这个“凡人”其实也有“超凡”的才能。那是发生在2010年年初的事情。而最近这半年来，加拿大的书评人也经常将我的作品与乔伊斯和贝克特的作品相比……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对“卑微”有深刻的认识和顽固的信仰。世俗的虚名和实惠对我都不是诱惑，从来都不是，永远也都不会是。

吕红：近五年来，您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由著名出版社推出，2012和2016这两年里出版的数量甚至高达五部。而且是“一色的精品”，备受关注。著名书评人梁文道称您是“作家们的作家”，但一般读者对您了解不多。您如何看待这种认知上的反差？

薛忆沩：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好文学的坏运气》的文章，爆料自己在文学道路上遭遇的阻力和坎坷。其实，好文学从来都是备受坏运气困扰的。这好像是好文学本身的宿命。作为一个坚信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写作者，我从来就不肯向正统的意识形态低头，也从来就不肯屈从市场的风向、迎合大众的趣味。我遭遇坏运气的机会当然会比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要高出更多。我对此没有抱怨。事实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在走近我的作品。有评论家说这是中国的文学欣赏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标志。

吕红：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也与您奇特的文学身份相关：您长期居住在国外，理所当然应该是“海外华文作家”中的一员。但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从事“海外华文作家”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并不熟悉您的作品，对您的研究也与您的文学地位极不相称。残雪曾打抱不平。我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对您的忽视也是值得深思的状况。请问您如何看待？

薛忆沩：去年马森先生为一套大部头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写过一篇书评。那大部头里有专门关于加拿大的一本，其中又有专门关于魁北克的一章。马森先生关于这一章的质疑非常简单，关于魁北克华文文学的一章为什么涉及到当地华文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呢？我自己对被研究者忽视和被研究者重视的态度其实是一样，我都不在乎。我是一个虔诚的写作者。被研究者忽视和被研究者重视从根本上对我的写作不会有任何影响。忽视我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更何况，你们的这个专题刊出之后，情况也许马上就会改变呢。

吕红：您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成果主要可以分成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包括微型小说）和随笔这三个类别。因篇幅关系，想请您集中谈谈您的五部长篇小说。九十年代后期，您的第一部《遗弃》在沉寂八年之后被发现，为媒体所关注。许多评论家都强调小说对“个人状态”的深入探讨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空白。“个人状态”其实也可以说是您所有长篇小说的核心主题，是这样吗？

薛忆沩：是的。“个人状态”或者说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的状态是我所有作品关注的主题。《遗弃》的主人公是一个热爱哲学又痴迷写作的年轻人。他与社会格格不入，始终都以反叛的姿态在寻找个人的出路和人生的意义。这种反叛和这种追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正因为如此，他关于一个特殊年代生活的见证才会引发后来一代代年轻读者的共鸣。《遗弃》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里最富传奇色彩的作品。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这本“旧书”是不断的“新闻”。它最新的版本很快又要与读者见面了。而在《一个影子的告别》和《白求恩的孩子们》里，“个人状态”更深地陷于了政治的漩涡。这当然也是这两部作品至今还不能在大陆出版的原因。《空巢》的主人公是一位遭受电信诈骗的八十岁的老人。年龄给她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有利角度。她将对“个人状态”的剖析转变成了对历史的反思。《希拉里、密和、我》搭建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上，三个人物的“个人状态”为读者打开了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殊的窗口。

吕红：这五部长篇小说虽然都专注于“个体生命”这一主题，在艺术形式上却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您刻意的追求吗？看得出来，您现在依然保持着当年创作《遗弃》时的那种先锋的锐气。在您看来，艺术上的创新对写作意味着什么？

薛忆沩：艺术上的创新是写作的生命。西方现代派文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庞德曾经将中国儒家“日日新”的伦理追求转变为他们的文学纲领。这种形式上的不断创新也是我信仰的艺术准则。“日日新”也许要求太高了一点，但是我至少想做到“本本新”。所以，我创作的准备过程总是内容等待形式的过程。有时候一等就是五年，有时候一等就是十年……而“深圳人”系列小说中我自己最偏爱的《小贩》，我一共等待了三十三年才等到它最完美的形式。回到我的五部长篇小说吧，它们的形式各不相同：《遗弃》的主体部分是主人公留下的日记，而《白求恩的孩子们》采用的书信体，小说由主人公写给已经故世七十年的“亲爱的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信构成；《一个影子的告别》以不同的告别对象为单位来展开故事，而《空巢》将一天中的24个小时分成12个时段作为故事发展和人物心理转换的单元；《希拉里、密和、我》则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不断轮转的聚焦来推进叙述的线索。

                                      

吕红：《空巢》在百道网2015年公布的中国小说百强榜中高居首位。它也被许多人认为是近两年来海外华人创作最有影响的作品。上海电影集团也曾有意将它改为电影。《空巢》第一次走近了“大众”。您如何看待“经典化”与“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薛忆沩：《空巢》获得精英读者的青睐是因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思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而它引起大众的兴趣是它触及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让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深受其害的电信诈骗。但是，很多人注意到我审视社会问题的角度其实也非常特别：它根植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困惑，具有形而上的质地。进入“现代”之后，“经典化”与“大众化”的矛盾已经变得非常尖锐了，卡夫卡在《饥饿艺术家》对这种尖锐有最感人的呈现。而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甚至到了不再能够理喻的程度。需要专注和信仰支撑的“经典”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时代，大众就是权威，大众就是经典。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视文学为宗教的写作者，这样的等式当然是错误的，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毋容置疑的“真”相。这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荒谬之处吧：它“真”在它的错，它错在它的“真”。

吕红：您正好提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而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就是一部献给“全球化”时代的作品。您在其中谈到了今天困扰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如空气污染、如食物安全……但是，您更注重的却是这个时代里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人对“真”和“爱”的态度。您笔下的人物大都非常悲观。您自己对“全球化”的前景是不是也有很深的忧虑？

薛忆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小就深受马列熏陶，崇拜的偶像里面也有不少像白求恩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全球化”本来应该是与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吻合的历史潮流。但是最近这二十年来，随着这个过程的急剧加速，它却越来越偏离精神的轨道，同时在物质的沼泽里越陷越深……加上四处泛滥的信息、无所不在的诱惑以及肆无忌惮的消费，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彻底击溃，还有人对细节的痴迷和眷恋……希拉里、密和、“我”这三个人物从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里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荒谬，他们的相遇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很难说得清楚，而他们的离散却无疑是这个时代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里，他们已经无法找到“真”的理据和“爱”的根基。小说完成之后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流露出对这个时代悲观的情绪。我想我应该多少是受了自己创造的这些性格忧郁的人物的影响。

    吕红：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不管是在汉语的语境中还是在其他的语境中中，像您这样不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重写”的写作者恐怕是绝无仅有。触发您对旧作进行“重写”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您的“重写”能够百发百中，每一篇都获得重新的肯定？

    薛忆沩：一位南京大学的博士生以我的“重写”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过去有些知名的作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重写过自己的少量作品，而纯粹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进行重写，并且是重写自己几乎全部的作品，这在一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重写”是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去接近神圣的完美的过程。它如同是朝圣。每一次完成，我都会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对语言更加热爱，对文学更加崇拜。为什么每次都能够抵达？也许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所有作品的完美版本其实都是神早就已经写好的。我们的写作不过是对神意的一种揣测，对完美的一种接近。

吕红：在《南方人物周刊》里，您称当年选择出国定居是“为了逃避陈词滥调”。这也许是我听到过的最特别也最文学的出国理由。您多次强调反对陈词滥调的重要。为什么反对陈词滥调对文学如此重要？

薛忆沩：全部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检查制度和陈词滥调是文学两个最大的敌人。检查制度限制文学行动的自由，陈词滥调侵害文学精神的自由，而自由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灵魂。与简单粗暴的检查制度相比，陈词滥调实际上更加危险，因为它与文学使用的是同一种建材（语言），又经常会穿上文学的外衣、加上情感的粉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向陈词滥调发起攻击是文学的天职和使命。今天，借助高速发展的通讯技术，陈词滥调找到了更为有效的传播渠道。想想自己从早到晚要通过微信和“朋友圈”接收到多少陈词滥调吧，哪怕你远在异国他乡，哪怕你远在天涯海角。面对这样的“社会存在”，以反对陈词滥调为天职和使命的文学必须有所行动：将细节还给生活，将从容还给生活，将悠闲还给生活，将敏感还给生活，将眷恋还给生活，将专注还给生活，将质朴还给生活，将本分还给生活，将精神还给生活，将境界还给生活……一句话，将生活还给生活。

吕红：您称远离故土并不完全是您个人的选择，“里面其实还深藏着命运的安排。”这“命运的安排”显然直指您的文学状态——文学状态是命中注定的吗？

薛忆沩：出国定居对我的文学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十五年过去了……我越来也相信这不是我主动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没有这安排，“薛忆沩”就肯定不会是我们所知道和所好奇的“薛忆沩”。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里也肯定不会徘徊着这样一个对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的“异类”。是的，每次回想起自己将近三十年的文学道路，尤其是最近这五年来不可思议的“高潮迭起”，我会越来越相信“命运的安排”。是无数神奇的力和无数普通的人将我带到了今天的文学状态。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我只能用无条件的勤奋报答他们。我只能用无节制的努力报答他们。

吕红：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的交流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您认为海外的华文作家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促进华人文学发展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薛忆沩：生活在海外本来具有许多文化上的优势，但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华人作家对这种优势并没有意识，更谈不上去利用和重视。比如在加拿大，收音机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而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播出许多顶级的文化节目，谈论书籍、谈论思想、谈论写作、谈论历史……遗憾的是，在这么多年里，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哪怕就是偶然听听这些节目的同行，更不要说像我一样着迷的了。华文作家要想对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首先就应该关心当地的文学状况，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要在“文学的祖国”里去寻找新的“在场”感觉。我自己通过多次关于“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活动，介入了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读者不仅与我讨论莎士比亚和乔伊斯，也问我关于深圳、关于“文革”、关于汉语、关于翻译等等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在促进跨文化交流这一点上，在英语读者中享有盛誉的哈金为海外的华文作家树立了楷模。这次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出版的前夕，他写下的推荐精准又精彩，为英语读者走近我的作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吕红：那天我问起您对生命的感受，您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您说您感觉生命还没有开始。我有点好奇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您还在期待着怎样的“开始”？

薛忆沩：在生命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候，还感觉它没有开始，这的确有点奇怪。但是，这不是玩笑，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成就并不满意吧。我还有很多事想做，比如我还想写关于许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专辑，比如我还想翻译我最欣赏的那两部文学经典……而更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创作出最能见证自己的情怀和天赋的文学作品。也许一直要到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才会感觉生命的真正开始。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我总是感觉自己不会有时间完成想做的这些事情。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这也许就是每一个狂热的写作者都经常会有的那种对自己下一部作品的焦虑吧。创造的人生其实就是不断开始的人生。

吕红：新的一年开始了，这对您又会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可与我们读者提前分享吗？

薛忆沩：首先，关于“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的反应还会继续。它很快会波及到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的语种。另外《空巢》的瑞典文版和《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文版都正在翻译之中。而《遗弃》最新版在春节之后就会上市。访谈集《薛忆沩对话薛忆沩》的续集将推出。我们的这一次访谈有可能会成为其中的“压轴戏”。

（作家小传：薛忆沩：工学学士、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著有《遗弃》等五部长篇小说、《出租车司机》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文学的祖国》等五部随笔集。作品曾经两度进入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连续三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本文刊发于《红杉林》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