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者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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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味道,信仰的味道

(2017-02-01 20:29:07) 下一个

  “我幼时不知道阳历,只知道阴历。到了十二月十五,过年的空气开始浓重起来了。”这是丰子恺《过年》一文中的开篇。图为丰子恺画作《春节美景》与《春节小景》。

 

  过年的各种仪式告诉我们,这种希望不是人类卑微的梦想,而是被神圣护佑的永恒。那么,如果我们剥去那些神魔鬼怪、略嫌迷信的外壳,找到一种方式重新触摸到千年农业中国的动人的情感结构,以此加诸春节,那么“年味”一定会完美归来。因为,无论是在农舍里憧憬“瑞雪兆丰年”的农民,还是在现代公寓、别墅中寄情新年发展的都市白领,信仰“希望”和“生生不息”都是多么神圣和崇高的念想,它是华夏祖先几千年前就给我们的美好馈赠,永不过时。

 

  细思起来,“年关”这个词其实颇有深意,它意味着“过年”挺“难”的,就跟翻过一个关隘一样。考虑到“关”还有“门闩”的意思,过年也像迈过一扇大门,人们就此到了一个新世界,辞旧迎新,不言而喻。所以,过年既“辛苦”又“重要”。但今天,辛苦还是辛苦,“年”其背后的意义却似乎在不断衰减,“年味变淡”说了一年又一年,逐渐成为普遍的情绪。好多人干脆“逃年”———出去旅游了,不在那个熟悉的家乡、和那些熟悉的人一起、过那个熟悉的“年”了。过年的花费越来越多,花样越来越多,但传统春节的气质、秉性、结构、意义好像是去年塌了一个角,今年断了一根梁,这个好令人伤感。

 

  有一种观点是年味之所以变淡,是因为生活变好了:过去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吃肴馔———这些在平时都是罕见的。而今天,丰饶的吃穿享受就是日常生活,过年也就没意思了。这种粗糙的唯物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春节在中国有4000多年历史,有钱人在各个朝代比比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有钱而觉得过年没意思的记载。相反,越是有钱人家,越是把年过得兴致盎然。

 

  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年太累”:不消说远在异乡的游子要历经“春运”的跋涉,也不消说张罗年夜饭的主妇在灶台上满身油烟地忙碌,亦或者对于年轻人来说各种拜年、发红包、聚会、被逼婚等压力都让整个年被灌注着满满的烦劳。但是,所谓“忙年忙年”———过年就是要忙啊。关于此,我们看看《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就明白了。贾家那么富贵,但当新年来临,其两大巨头———宁国府和荣国府,一个要“除夕祭宗祠”,一个要“元宵开夜宴”。为了完成这两件任务,上至贾母,下至小厮,都从腊月一直忙到正月十七,宝玉再顽劣,黛玉再刁蛮,都得规规矩矩地该下跪时下跪,该磕头时磕头,该捧香时捧香,该行礼时行礼———丝毫不敢懈怠,“忙”就是年味的关键部分啊!

 

  贾家有钱,大操大办,这是富贵的过年;杨白劳家贫,扯一根红头绳给女儿,也是喜气洋洋(如果没有黄世仁的话),这是贫穷的过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描绘1987年黄土高原上一个小村庄里的春节:扭秧歌、转灯、包饺子、放鞭炮,这是我们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千家万户的过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百年来,过年的底色一直是热闹且温暖的。但为什么时至今日,“年味”一年不如一年呢?

 

  梁实秋在他的一篇散文《北平年景》里道出了“年味”的关键: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

 

  梁实秋何其敏锐,他看出来,过年关键是得有个“家”。这里的“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原子化家庭———仅有夫妻,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父母子女乃至亲戚的血脉绵延和盘根错节,规模越大越好。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吃美食、逛庙会、放鞭炮、亲人聚会以及令人疲惫的守岁、拜年等等———这些都只是过年的“壳”,其内核则是家族以及家族绵延的纪念、强化和展望。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过年的感受不仅是欢乐幸福,更是体验一种神圣感,是完成自己“家族身份”的认同———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孩子是谁,我是谁。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已然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命的信仰。

 

  是的,“年”的味道原本是“信仰”的味道,如果你想通过“年”追寻世俗意义的快乐,那真的南辕北辙了。这种信仰首先是“信祖先”,毋宁说,是信仰生命的生生不息背后的神秘力量。这就是传统春节最重要的仪式———祭祖。无论是富裕人家在祠堂里面对着祖先的画像的祭祀,或者普通人家在正厅里面对祖先牌位的磕头与供奉,亦或者在农村人们到祖坟里的各种仪式,华夏大地,规模、成色、类型或有不同,但是其背后的情感结构是一样一样的———我们认为祖先并没有死,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活着,只要我们后辈态度虔诚、供奉到位且守家族规矩,那么,祖先就会护佑着我们。于是,祠堂里焚香,祖坟前烧纸,牌位前牺牲供奉、跪拜、祈祷等等,都变成了后辈与已逝先辈之间的神秘沟通。这种沟通激活了整个家族血脉的渊源流长,家族越大,这种仪式带来的稳定感、踏实感和幸福感就越强。其次是“信神鬼”。“信神”进而希望神护佑自己,“信鬼”进而希望邪祟远离自己。这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心理结构。于是,春节的神或有人的特性,比如“灶神”就是一个馋嘴的、小心眼的老头;或本身就曾经是人后来成为神仙,比如普遍被作为门神的秦琼、岳飞。他们与已经逝去的家族祖先一起(他们也是从人变成神的),组成了一个颇具人情味的神灵世界。于是,“年关”变成了中国人的神圣时间,“家庭”变成了神圣空间。在这样的时空内,人一手牵着家族的血脉,一手牵着神灵世界的力量,其一举一动才被染上神圣的色彩。只有这样,向长辈磕头、拜祭祖先、放鞭炮、发压岁钱、拜年、吃饺子、守岁等等都不仅仅只是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更是人与神相通的方式,这才是“年味”醇厚的真正原因。

 

  “年味”变淡,其根本是“神味”消失。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再是和神沟通的机缘,而仅仅是和人、社会乃至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时间平台。春节已不再是仪式———仪式是日常生活的中断,而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延续,这当然就没意思了。除夕下午或晚上,我们还会烧纸钱祭祀先人,但已无慎终追远的念想,只是单纯地怀念亲人而已;贴门神、贴对联、放鞭炮,图的是热闹,并无害怕鬼怪的恐惧;压岁钱真的变成了货币,而全无“压住邪祟”、帮助孩童轻灵岁月成长的含义;大家族越来越少,乃至烟消云散,小家庭人丁单薄,即便锦衣玉食,却难见子嗣绵延的兴旺———传统的家族信仰已然不见。进而,我们与神圣世界的沟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意义上的人与人、社会之间的沟通。除夕之夜我们会看“春晚”,电视一度成了全家人共同“膜拜”的中心。“春晚”的气质不是神圣,而是热闹与崇高混杂。然后是各种信息工具的轮番登场,穿梭拜年,信息爆炸:从电话、手机拜年,到短信、微博、微信拜年,再到发红包、抢红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春节期间依旧充斥着凡俗世界的熙熙攘攘。的确,要交往、要编织自己的人脉、要聚会、要欢乐,但是,这一切我们平时也在做啊,春节还在延续这一切,又有啥特殊意义呢?年味就这样在我们的努力中消失。

 

  想起来,春节其实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什么叫农业?一粒种子历经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变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第二年再一个轮回,如是往复,绵延不绝。在这种结构中,人不惧死亡,不怕苦难。所以,这种境遇里的人最重要的美德是“坚忍”,唯有坚忍才能在春寒料峭、大地荒芜的时候相信几个月后的秋天能春华秋实,颗粒归仓;最重要的心理素养就是“希望”,相信宇宙万物的轮回和生生不息———只要春天再来就什么也不怕。就像人有生老病死,才有家族绵延一样,天地有四季轮回,万物才有生生不息。所以,“过年”特别重要,它是春夏秋冬的“春”,生老病死的“生”,成住坏空的“成”,总之,它是一切一切的发动和起点,是所有希望的源泉。

 

  过年的各种仪式告诉我们,这种希望不是人类卑微的梦想,而是被神圣护佑的永恒。那么,如果我们剥去传统过年那些神魔鬼怪、略嫌迷信的外壳,找到一种方式重新触摸到千年农业中国的这动人的情感结构,以此加诸春节,那么“年味”一定会完美归来。因为,无论是在农舍里憧憬“瑞雪兆丰年”的农民,还是在现代公寓、别墅中寄情新年发展的都市白领,信仰“希望”和“生生不息”都是多么神圣和崇高的念想,它是华夏祖先几千年前就给我们的美好馈赠,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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