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的脊梁骨

布莱希特的脊梁骨

傅正明

布莱希特 ( Bertolt Brecht，1898 - 1956 ) 在二十世纪文坛和剧坛的确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誉之者甚至将他称为德国的莎士比亚。此外， 他对中国文化的心仪和借鉴也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早年曾经在一战中深入战地医院看护伤病员的布氏， 表现了他的人道关怀和激进的政治态度，后来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布氏剧作 《 人就是人》和 《 三分钱歌剧》等都是最初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的艺术尝试。 1933 年，纳粹上台后，布氏先后流亡北欧，美国。在德国，他的公民籍被取消。 1955 年，布氏在莫斯科获得斯大林和平奖，使他在共产主义阵营红极一时。 

民族英雄，换句话说，也就是民族脊梁， 是骨头最硬的战士。但是，近年来，这样的桂冠对于布氏来说是否当之无愧，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 

菲吉全面否定布莱希特的传记

事情的缘起是约翰·菲吉 ( John Fuegi ) 1994 年出版的布氏新传《 布莱希特的生平和谎言 》， 该书先在伦敦出版，后来还出版了史料更详尽的德文本增订版。这本新传记 彻底改变了布氏的公众形象，作者对布氏侵犯他人的知识版权的问题，对他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正的政治批判和道德征伐。菲吉认为布氏戏剧不少剽窃之作，布氏本人并非二十世纪的英雄，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冒充内行的艺术骗子， 勇敢伪君子，甚至是一头“人彘” ( a pig of a human being ) 。为了名利，布氏利用了各个方面的人，尤其是他的红颜知己。菲吉将布氏与希特勒、斯大林的性格进行了某些类比，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布氏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共谋犯”。 

对于持续甚久的“布莱希特热”， 这些评判无疑泼了一捧大冷水。如果这样一本著作的作者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或无聊文人，那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位长期研究布氏治学严谨的权威人物：美国马里兰大学德语和斯拉夫语文学教授、布莱希特协会的创立者 约翰·菲吉，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菲吉的布氏新传问世以来，西方文坛还只有介绍而不见评论， 是耶非耶，批评家似乎都不敢置喙。 

尽管如此， 1998 年的布氏百年冥诞， 德国人仍然在大事庆祝。在德国各地，从年头到年尾 都排满了纪念布氏的各种活动。一个民族，要推倒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纪念碑， 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这样的英雄可能实际上只是小丑式的喜剧人物，只是软骨头而已。 

布莱希特和他的女人们

布莱希特一生的红颜知己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据说，他堂堂男子汉的仪表和健谈，对青年人所具有的催眠术的魔力可以与希特勒媲美，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文学的意图和情欲的需要将他看中的任何男男女女诱惑到他的圈子里效命，或勾引到床上寻欢。 

布氏一生除了与女演员海伦娜·瓦伊格尔 ( Helene Weigel ) 有较长时间的婚姻关系以外，还同时与玛格丽特·斯德芬 ( Margarete Steffin ) 和伊丽莎白·霍普特曼 ( Elisabeth Hauptmann ) 等四位女性保持创作伙伴和情人关系。这些充当秘书的女性或为出色的演员，或本身就是作家、翻译家，大都才华横溢，成为床头捉刀人。也就是说，布氏剧本大多为她们的灵感或构思。菲吉认为霍普特曼在布氏最著名的作品中应当拥有百分之八十的著作权。布氏 轰动剧坛的成名作 ? 三便士歌剧唬 ? 借用了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的 《乞丐的歌剧》的素材，后者的确是由霍普特曼首次翻译为德文的。霍普特曼多才多艺，不但是布氏的抄写员、翻译者，而且兼法律顾问。《三分钱歌剧》，布氏只是在她和作曲家威尔 ( Kurt Weill ) 执笔的剧本的基础上最后定稿。霍普特曼曾得到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版税，威尔得百分之二十五，布氏得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更不公平的是，署名权完全由布氏独占了。霍普特曼的一位侄女引用菲吉的著作， 力求为霍普特曼争取作为 《 三分钱歌剧》的合作者的著作权。此外，如 《四川好人》、《 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 等剧作都有类似的著作权问题。《勇敢妈妈》则是布氏与另一情人斯德芬合作的结果。 

布氏研究家长期以来就接受了布氏著作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性质，但菲吉比他们走得更远。他认为不少杰出女性不但与他合作创作了大量作品， 给他提供经济援助和性服务，而且，被利用过后，她们就被这个情场老手抛弃 --- 既从床上抛弃也从著作权中抛弃。

布莱希特与法西斯主义

考察布氏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既应当根据他平日的言行，也应当根据他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 

的确，三十年代布氏写过一些少反纳粹的诗作， 还曾为德国自由电台写讽刺纳粹的小品。但是，布莱希特是有所顾忌的，他很注意把握分寸。布氏的朋友奥夫里希特 ( Aufricht ) 计划投资所谓“ 审判的戏剧”，布氏原本答应合作，后来由于该剧涉及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试图在剧中将纳粹分子作为纵火的罪犯来审判，因此，布氏害怕自己被列人纳粹的暗杀名单中，一见危险就躲， 立即退出了创作组。 

在布氏流亡之前， 他并没有强烈谴责法西斯主义。布氏的朋友就此抱怨他时，他的托词是不屑于发布反法西斯的“闪光的宣言和抗议”。实际上，他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反对纳粹。反纳粹对于他只是权宜之计。 也许正因为如此， 1933 年的柏林，盖世太保的手下人，根据一项剥夺共产主义者的财产的法案没收了许多共产党人的财产，布氏的汽车也被没收了，但纳粹对布氏网开一面， 没有剥夺他的其他财产，例如他在巴伐利亚的庄园、在柏林的住宅都原封未动。 

更令人怀疑布氏的政治态度的，是布氏的著作曾被纳粹令眼相看。 1933 年，戈培尔被纳粹任命为教育和宣传部长后，在所谓“纯洁德意志文化”的旗帜下，法西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对“非德意志”文化艺术的剿灭运动。 1933 年 5 月 10 日在柏林的焚书活动焚烧了近两万册图书，被付之一炬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爱因斯坦的科学著作，文学著作则有诗人海涅、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茨威格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而布莱希特的著作却得以幸免，依旧保留在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这正好可以看出，他当时并未写出真正的反法西斯的作品。 

在布氏流亡的最初两年，他虽然在移民圈子里公开活动，但他写的反纳粹的文章都要看风使舵，等到局势绝对安全时候才公开发表。 

后来，布氏在 《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等一系列独幕剧中力求解释极权制度。他对纳粹的谴责，除了军备以外，就是它带来了大饥饥荒，把工人交到了残酷压榨的资本家的手里。 此刻的布氏，再也不必担忧被列入纳粹的黑名单了，他的批判也就转为无所顾忌。在他的所谓“匪徒剧” ?《一个可以遏制的小匪首的崛起》中， 布氏影射希特勒，将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扭曲了的傀儡，以笑声来揭露这个“伟大的政治罪犯”，“野蛮的屠夫”。 1940 年，布氏着手写一部揭露希特勒和纳粹的阴谋的作品，即未完成的 《黄铜购买》。他借用圣经题材，以庸俗的非利士人影射希特勒。他还将捷克作家哈塞克的长篇小说 《好兵帅克》 改编为 《二战中的帅克》 ，剧中的希特勒是个可笑的喜剧丑角。最后一场，“小人物”帅克与“大独裁者”希特勒相遇，希特勒绝望地转来转去，北方冰封雪盖，南方尸骨成山，东部红军进逼，回家吗？四面楚歌的希特勒已经无颜见德国人民，已经变为世人的笑柄。 

但是，此时的布氏，在公开场合，他向我们展示了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而在私下里，却又是另一回事了。根据有关资料，在布氏流亡丹麦期间，当他的弟弟瓦尔特前来看他时，他劝告弟弟回到德国去参加纳粹党，奔他的远大前程，最好能混个省长什么的，因为反法西斯活动只会给他招惹麻烦。此外，布氏还把他自己的儿子弗兰卡留在德国，弗兰卡后来追随纳粹，在轰炸英国，入侵苏联的事件中都充当了一个角色。布氏是否对弗兰卡也有同样的建议，还有待历史的考证。 

看风使舵的布氏无论与左翼右翼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菲吉的新传记认为，布氏表现了多重矛盾性格，言行不一，他“超越任何外部的法律系统或道德规范而存在。在他的自我创造的‘意志和想象’的宇宙中，他可以不断地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既是自由的倡导者又是暴政的实践者，一个用许诺和契约来束缚别人而自己则随心所欲地食言毁约的人物。” ( 第 84 页 ) 

从布氏的流亡前后以及公众场合和私人交往中判若两人的言行来看，他的投身革命，是否仅仅出于趋时髦甚至只是一种投机心态而已？ 或人某些批评家所认为的，只是一种心理变态的革命狂想而已？ 

布莱希特与斯大林主义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布氏对斯大林主义的认同，就会发现，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度的确值得怀疑。 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人表现出的向善，勇敢乃至崇高的行为，背后却可能隐匿着某种自私的目的。同时，人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历史风云诡谲变幻，人生际遇的沉浮莫测，每个人都可能不断改变自己的初衷。 

布氏无法承认的是，希特勒的极权与共产主义的极权实际上是极为相似的。像当时许多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左翼德国知识分子一样， 布氏认为在苏联控制下的东德是和平的阵营，他不相信西德能创造出民主的制度，支持东德苏维埃区的专制制度和铁腕手段。 

1935 年 5 月， 布氏作为反法西斯战士和著名作家在莫斯科得到外国人难得的殊荣： 他应邀登上红场观礼台上观赏一年一度的阅兵仪式。因此，布氏对斯大林感激涕零赞美备至。 

就在这盛大的庆典背后，斯大林正在大量清洗老布尔什维克干部，下令大规模镇压农场主和富农。许多苏联作家和国外作家都已认识到斯大林滥杀无辜的非人道的一面。 例如，以 《日瓦戈医生》闻名并获得诺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份他生前未发表的手稿中写道：“三十年代初期，访问集体农场、收集有关农村新生活的素材已经成了作家的时髦。我希望像别的人一样，为了写一本书也作了这种旅行。可是， 竟然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的所见所闻，如此非人的、不可想象的悲惨，如此可怕的贫困，以至于 …… 我大病了一场，整整一年什么也没法写。” ( 见 Roy Medvedev 《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英译本， 第 76 页。 ) 苏联教授特列提亚科夫 ( Tretiakov ) 对苏联集体农庄进行考察过后， 像帕斯特那克一样深知集体农庄实际上饿殍遍野。但几年后，这位教授仍然坚定支持集体化，而他自己却免不了最后被无辜指为日本间谍。 

像苏联的这类知识分子一样，布氏实际上早在 1930 年就已经意识到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且与特列提亚科夫有过交往，熟悉这位教授对集体农庄的调查， 但他却仍然对集体化一味赞扬。至于这位教授的罹罪羁狱，布氏也深知实乃无辜，但他绝不会伸出援手。被莫斯科媒体吹捧为反法西斯运动的伟大英雄的布氏，是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和荣誉的。 

1936 年至 1937 年间，德国和苏联的发展已日益引起知情人的不安。在布氏的朋友中，曾有人写信告诫布氏，信中谴责斯大林的非法活动，将斯大林称为“肮脏的格鲁吉亚人”，并且指出国内事务人民委员部 ( 即克格勃的前身 ) 正在毫无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大肆打压人民，只有高尔基这样的文人可以养尊处优。可见，布氏并非不知情，但他对此同样装聋作哑。 

1938 年是欧洲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希特勒在奥地利受到热烈欢呼，这里的一切潜在的政敌几乎都被谋杀了；张伯伦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绥靖政策；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的政敌布哈林的所谓“托派与右派联盟案”在紧锣密鼓声中开台；在美国， 共产党人也遭到搜捕。出于恐惧，布氏在日记中写到：“在莫斯科很多人被捕了， 失踪了，或被指为外国间谍，或失去了其戏剧舞台，我与俄国的最后的纽带已经割断了，文学艺术已经变为粪土，政治理论已经堕落，所谓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脆弱的苍白的。” 私下里布氏这样认识，但在公开场合，布氏三缄其口，他把自己的各种异议文字塞进抽屉里。在公开场合和写日记这样的私人场合， 布氏判若两人。布氏一生，从来不敢对斯大林统治下的种种非人道的事件公开挑战。 

1949 年初布氏回国定居东柏林，东德政府为他提供了极为优惠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韩战之后，东德建立了一支军队，西德也准备重新武装起来。布氏激烈反对西德重整旗鼓，经常在和平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东德代表真正的民主精神，因此获得斯大林和平奖。 

关于布氏对斯大林的认同乃至赞美，约翰·维勒特 (John Willett ) 在他的 《布莱希特的戏剧》一书中也早有微辞。维勒特认为，布氏轻易地抹掉了一切有关斯大林本人是一个“吃人者”的证据，并且罔顾 1939 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秘密协议的史实。 ( 第 201 页 )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统治时期是充满血腥恐怖的岁月， 布氏已经看到这一点， 目睹了俄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处于暴政的阴影之下，却一如既往赞美这样一位暴君。直到 1953 斯大林逝世时，布氏还这样写道：“五大洲的被压迫者…… 当他们获悉斯大林逝世时，必然会感到他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诚然，世界上尤其是苏联以外的被压迫者曾经为痛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而悲伤，但今天看来，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是因为不明这个暴君的真实面目。心中有数又雨露蒙恩的布氏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与当年被压迫者的悼念，其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折断了的脊梁骨

要想以简练的镜头勾勒布氏的画像， 除了有关史料以外，我以为最好从布氏的作品中去寻求灵感。 

镜头之一：在布氏的哲学随笔 《 克先生轶事》中，哲学教师克先生有一次登台向观众致词，严词抨击暴力，突然发现观众全都退场了。他环顾四周，发现人格化的“暴力”站在他的身后，“你想说什么呢？”“暴力”问道。在这凛然不可侵犯“暴力”面前，克先生两腿发麻，立即改口道：“我正在谈论崇尚暴力。” 后来他的学生问他的“脊梁骨”哪去了，克先生答道：“我没有脊梁骨，我喜欢看到的，是脊梁骨的断裂。我必须比‘暴力’活得更长久。” 

镜头之二： 同样，在《克先生轶事》中，一个胖子“政府官员”来到一个公民的住宅问道：“你想为我效劳吗？” 房主沉默不语，胖子自然以沉默为默许，大摇大摆进来，房主为胖子服务了七年，胖子终于死了，当胖子一落气，房主立即回答了胖子在七年前提出的问题：“不！” 

镜头之三：在布氏戏剧 《伽里略传》中， 这位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最后终于屈服于强权，在异教裁判所面前下跪了。 

这三个镜头，我认为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布氏的自画像。同时，这些形象对于一切专制制度下的患有软骨症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不知布氏在刻画这样的形象嘲弄他人时，是否也有自嘲的意味。 

这类形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并不陌生的。 而热爱中国文化的布氏，也许正是从中国性格中学到了诸如圆滑、明哲保身、以屈求伸等处世之道。他在流亡途中，老子的《道德经》的译本是随身携带的，还写了《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一诗，诗中颠沛流离的老子，出关时遇到征收买路钱的税吏，老子的书童劝他不要与老子为难，因为“极柔和的水流 / 终将征服有力的顽石， / 你知道：强硬的事物是可以压倒的…… ” 税吏最后终于被老子智慧的语言征服了。可见，布氏把老子的“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哲理真是学到了家，并且发挥到了折断脊梁骨的地步。因此，我们再来回顾前面的三个镜头，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完全可以与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悲剧精神的性格弱点进行比较研究。 

在第一个镜头中，克先生是没有脊梁骨的。中国知识分子扪心自问，我们同样或轻或重地患有软骨症。在长期的暴力压迫面前，少有人能真正伸直腰杆。布氏的虚伪和韬晦，像镜头之二中的房主一样，以“妾妇之道”伺候主子，从来不敢真正说“不”。现代中国青年，有对美国说“不”的“大智大勇”， 或如克林顿访华期间的一个政治笑话所言，美国人说他们有批评总统的自由，北大学生说：你看，我们也有在北京批评克林顿的“言论自由”。可是，面对中共专制政体，说“不”的声音十分微弱。我相信，专制政体垮台之日，像这位房主一样勇于说“不”的中国人一定大有人在，甚至，他们都会变成当年的“ 民主英雄”。 

至于镜头之三，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丢兹策 ( Issac Deutscher ) 在 《 被放逐的预言家： 托洛茨基 》 一书中认为，布氏的《 伽里略传》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斯大林 1936 年至 1938 年的“大清洗”而作的。“他 [ 布莱希特 ] 对托洛茨基主义有某种同情，大清洗震动了他；但他又不能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像俄国的降服者一样，带着他的精神中的怀疑的焦虑屈服于它；在 《 伽里略传》中，他艺术地表现了他的尴尬和他们的困境。 透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的光谱，他看到伽里略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下跪， 乃是在人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不成熟的情况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 英译本第 370 页 ) 。 

较之布吉指控布氏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同谋犯的过激言辞，丢兹策的分析比较中肯。布氏作为一位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乃至德意志“民族英雄”的公众形象，其名实难符，其虚伪性和软骨症，似乎已经可以明显见出，尽管他的脊梁骨在弱者面前，在他的女人们面前倒是硬得很。 

相比之下，与布氏同时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耶斯贝尔、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法国作家纪德、马尔罗等人，才更有资格称为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雅斯贝尔在《悲剧性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曾经以宗教的“原罪”论为立论基础，认为存在即罪过，进而言之，“我对世界上一切罪恶都负有责任，除非我竭尽全力乃至牺牲生命去阻止这些罪恶。我是一个罪人，因为当一切不幸发生时，我还活着， 还在苟延残喘，对发生的一切事件，这种同谋犯罪心理紧紧地攫住了每一个人。” 在这种意义上，除了反抗邪恶而献身的悲剧英雄之外， 几乎人人都是“同谋犯”，当然，犯罪的轻重也还有所区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布氏就不是轻度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兴起的“同谋犯”了。但是，雅斯贝尔的这种同谋犯罪心理真能攫住每一个人吗？尤其是，能攫住中国人吗？ 

以西方的这种罪过意识和忏悔意识来衡量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有多少人曾经都曾充当并在继续充当的专制政体肆虐中国的“同谋犯”？ 

因此，当我们谈论布莱希特的脊梁骨时，我们也可以给自己照一面镜子！

               

                 原载《香港笔会》（Vol. 14，2000 Apr)，

                 傅正明《地球文学结构》（联经出版，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