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小米山水记 (第十五章)_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随时可以结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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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越想越觉得快要发疯了，在中美两地工程技术公司服务多年，对一个女生这么穷凶极恶的领导真还没怎么见过。
我当然明白别人一贯的客气不能当福气这种道理，只是事到临头，仍然咽不下这口气去，毫不犹豫的拨了电话就去骚扰Henry。
一上来先把Tom骂了个狗血喷头，这才喘了口气，回过头再大致说了前因后果。 Henry 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告诉Henrik。
我立即连连摇头表示不肯，这儿刚被Tom逮到上班打瞌睡，我这还要跟Henrik自己去交代，多没面子啊！
“No No No，我的意思是，你要避重就轻。”
“避重就轻，怎么说？” 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
“打瞌睡的事，你是不得不提的，怎么提就很有说道了。 你大可以说，只不过是有点累托着头休息一下，被Tom看见了小题大做。
重点不在这里，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Henrik 会非常感兴趣的，就应该是Tom要求组员加班又不在工作时间表上如实记录这件事了。”
我稍稍想了一下，这事虽然看着不对劲，可是Tom的组出活是没问题的，总部对他们的工作成效也很赞赏，记不记加班小时数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Henry冷哼了一声，“是吗？这恐怕又是你从中国人的思维角度看问题，在一家讲究科学管理的西方公司可不适用。
你从跨国企业的角度好好想想，如果Tom长期这么做的话，那么Fandon总部看到的绩效报表就是有问题的。
换言之，总部认为八个小时完成的工作量，实际是至少多花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工才完成的。 长此以往后果是什么呢？”

我拍拍额头，对呀，那时候DET虽然没有加班费，但是在每个项目上的工作时间还是要求如实上报。
因为公司在做财政预算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加班费，实际工作时间直接影响对人工成本的估价。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由于Tom虚报了工作小时数，导致总部在评估开发成本的时候有误差，设备和软件在定价的时候也会低估。 对不对？”
“不错，你还挺会延伸推理的，就是这样。 免费的加班从来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如果各个部门都像Tom这样运作，不早就乱了套了？
所以，这种行为方式长此以往还是间接伤害了公司的总体利益。 而且，像Fandon这样的国际公司，是绝对不会冒着打官司的险纵容如此做法的。
Henrik本身是从丹麦直接派过来的人，他在总部的人脉可不是美国红脖子Tom可比的。
他本来就看Tom不顺眼，这事要是被捅到总部去，你觉得Tom这个位子还能坐得稳吗？"

他分析得头头是道。 在外企干了这么些年，个中道理我也知晓。 诸如此类的事一旦揭出来，可大可小，全看怎么说，和上头有没有人保你了。
在Henrik是丹麦人这一点上，Tom已然输了个先招。 虽说是全球化的年代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却是古今中外不变。
很多跨国公司虽声称走的本地化路线，在一些重要职位上，还是愿意相信自己人，从总部空降几个人是常见的手段。
虽说Tom和我之间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冲突，我也实在没兴趣卷到他和Henrik的办公室政治斗争中去。
然而他提到工作签证来恐吓我这一点上，却严重触及了我的根本底线。
我早就听说过新移民为了工作签证和绿卡在头几年里忍气吞声的故事，更有马显平动辄以此要挟的前车之鉴，血淋淋的教训犹在眼前。
如今更被人一脚踏在头上，明目张胆的摆到桌面上来说，孰可忍，孰不可忍？

Henry这会儿饶有兴趣地问，“我猜，你并没告诉Tom你订婚的是个美国人？”
“没有，你知道的，我向来不喜欢和无关人等讨论私事。 Henrik知道这事只因我和他谈得来，难道还要我拿着个喇叭全公司宣传么？”
“呵呵” 他干笑了几声，“我只是要你知道一点，你是有退路的。 我并不愿意你为了一张工作许可被人威胁。”
“啊，这就是说，如果我的工作签证出问题，你随时准备骑着白马英雄救美？” 我带着小得意地问。
虽说经历过这么多事，我早已不象大学时代那么容易喜形与色，也深知世事多变，不到最后一刻绝无定论。
然而女孩子的虚荣心，时不时地还是会冒出来发作一下。 幸好，我没有失望地听到了想要的答案，
“Well，You have to kiss a lot of frogs to find your Prince. It's a matter of when.”

同Henry商量过后，如释重负，这事终究不如想象中的糟糕。 一切冲突都只是暂时的，说到底也不过几个星期的事。
正如Henry所说，我的顶头上司仍是Henrik，Tom对我并没有生杀大权，只因为我不肯加班而找茬威胁实在毫无意义。
Tom自以为大权在握，妄作小人逞得一时口舌之快，这个后果，只怕是他万万料不到的.
心里有了底，连带睡觉也踏实起来。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还没上班就在自己的住处给Henrik打电话。
果然不出Henry所料，Henrik根本没那闲功夫操心我是打了瞌睡还是休息了一下。
他显然对我的新发现更满意，在电话上关照道，
“Ellen，我现在要求你先不要声张，这周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详细情况写个报告出来。 我过两周去丹麦开会时带过去。”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就在那里啃着手指头写报告。 要命啊，这种报告可比一般的技术文件难写多了。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怎么说，分寸极难拿捏。 既要把事情说清楚，挑明厉害关系，又不能让人觉得我是纯粹因为个人私怨打击报复。
就算是用中文写也未必尽善尽美，更何况是要用英语，选词酌句方面就更难把握了。
好在有个现成的Henry随时候命，这事是他挑的头，帮我改报告自然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
等他花了一晚上把改好的报告发回来的时候，我这才算是真正领教了传说中美国人能言善辩的功夫。
陈述准确简练，逻辑清晰，语气平顺且直中要害。 最重要的，是以事实为基础，几乎不带任何个人主观色彩，对事不对人。
换言之，我对Tom并没有个人偏见，但他的做法则有待探讨，所以提出来请上头斟酌，看能否对现况有所改进。
他叮嘱我，“记住，如果你对一些复杂句式暂时没有把握，就尽量不要用。 用简单的短句，只要选词精准，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他还给我解释说，“如果完全要我写的话，基本就要推翻重写，语气和逻辑会更有说服力。
可是这说到底是你的报告，不能改得太彻底了让上头觉得这不像一个新移民写出来的。
有些地方我就故意没改留了个破绽，一些习惯性说法不到位没关系，把主要意思说明白就可以了。”

我不由在心里暗叹，好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这些个有良好教育兼教养得体的西方人，哪里像中国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心思单纯头脑简单？
他们所看到的，只怕大部分是Tom这种在中西部长大的的红脖子白人，拿了个学位得了点权利便即刻觉得自己八面威风，恨不能把人一脚踏在底下。
Matt，Henry，Henrik，这几个我比较熟悉的，做哪件事不是思前想后滴水不漏，而表面上却是四平八稳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以致毫不设防的？
再往深里想，这些，都还只是面上看得到的，看不到的呢？ 像Henry和Henrik，根本从未见过面，可是思想套路，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真要说起来，所谓的文化差异，固然有语言环境的关系在。 但基本的人情世故，以及为人处事的准则，无论中美，大致上却也差不多。
语言不过是种交流的工具，就像写程序时用的各种不同机器语言而已。 而文化差异，到底只是中文英语的区别，还是意识形态上的鸿沟？
说到差距，为什么我和马显平这种人，说的是一样的中文，却在思想上如同隔着整个银河系？

回过头来，不管我在心里对Tom有多么的怨怼反感，两个月的时间很快也就过去了。
离开的前一个周五，陈咏歆建议我下班后直接去Downtown办公室等她下班。 我们再到附近一家巴西饭店聚一聚，还能赶上他们全城有名的周末乐队表演。
早早地收拾了东西从公司出来，正是高峰时间。 看着高速上对面堵的像个大停车场，不由庆幸好在这时是往城里赶，否则要堵到何时去。
等快到目的地了，照着商量好的，我给陈咏歆挂了个电话，想着只需在楼下过一过接她上来就行，省得再停车付费了。
没人接，兜了几个圈子再拨电话，还是没人接。 难道是开会耽搁了？
总不能无止尽地这么兜圈子下去。 眼看着这个停车费是省不成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打量四周，试图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先停进去再说。
还没来得及行动，电话终于响起来了， 我接起来就不加思索的嚷，“喂喂，猪，我现在就在你们楼下晃来晃去，你什么时候能好？”
与往常兴高采烈的语气不同，这次，陈咏歆颤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听的直叫人心慌，
“小米，你能不能赶紧把车停了直接进来？ 我就在楼下大厅，我这儿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