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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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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雾霾之疾,我的复方猛药

(2015-03-20 04:05:40) 下一个

中国雾霾之疾,我的复方猛药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470641-875749.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洪建辉博客  

我于近期发表了一个
PPT幻灯片格式的博文,柴静没有回答的问题,我来试试()

该文由于格式的原因,必然枯燥难读,但仍受到了较多关注,在此我感谢众多读者和专家,尤其是蒋大和老师和田青老师,他们做相关的科研和科普工作多年如一日。我本意是希望通过技术层面解决雾霾问题,尽量避开争论话题,但读者们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比如:既然污染物控制技术成熟可靠,中国法规又比欧美还严,为什么中国雾霾还这么严重?),众多博主又提出了许多新的分析视角,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们私底下也有许多热烈的交锋,让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沉思,终于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雾霾问题,像是阿拉伯神话里的精灵(Jinn),要把他装回那盏灯里,就要从政治,经济和技术三方面综合治理。这个解决方案,就像那盏灯,由一个三脚板凳托起。政治,经济和技术手段,就像三脚板凳的三只脚,缺一不可。有趣的是,传说中精灵是神从火热的风里造出来,而今天我们说雾霾和燃烧产生的尾气密切相关,  这是巧合吗?

                             

                           

  

雾霾问题被炒得过热了吗?

有人问我,为什么花这么多力量在治理雾霾上?治理雾霾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先关注吸烟,扶贫,人口老龄化问题?雾霾问题被炒得过热了吗?我说雾霾问题太重要了。没有雾霾,不见得当地就没污染,因为有些污染物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有雾霾,特别是频发性雾霾,空气污染肯定是很严重的。我们的眼睛,鼻子,咽喉,心肺都在抱怨了,它们都说该治理雾霾了,就等我们大脑拍板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了。其他问题如吸烟,扶贫,人口老龄化也很重要,但请不要顾左右而言他,误了我们治理雾霾的时日。

 

雾霾对于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许多科普书都有介绍。但是它的最可怕的危害之一,是导致公众对公权力信心的动摇甚至丧失,导致非理性的抗争,这对经济的发展会有致命的打击。PX厂该不该建?有没有毒害?正确的答案是PX本身毒性小,PX厂生产过程也可以用环保设备做到无害化或者毒害最小化。问题是周围的居民不相信这些环保设备会运行起来。雾霾另一个危害,是影响国家的声誉,投资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对国家的经济和软实力伤害极大。

 

 污染物分类

以美国最新的定义,空气污染物(air pollutants)分为两类:一是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es),二是生成雾霾的空气污染物(smog-formingair pollutants)。全球变暖的争论信不信由你,但温室效应可以实证不可否认,温室气体近期(2009年)被美国联邦环保局(EPA)列入污染物,是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事件。

 

 

政治经济分析

环保治污问题,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而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否,是一个社会中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

 

污染物排放的本质,是把治理污染的成本(通过不治理)变成等量的利润并私有化,把污染的危害或治理污染的成本(放大,等量或缩小后)社会化或公有化。我说的私有,不一定是指某个个人或私人企业。任何小集体对于其所在的大集体,都是私有单位。一个国企,相对于公共社会大集体,也是私有单位。一个省相对于整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也是私有单位。污染物经过排放社会化后,私有单位自己也在承受污染带来的损失,但在特定条件下,排污的利润远大于污染带来的损失,所以排污有着利益的原动力。私有单位所在社会中其他成员只承受该污染排放带来的损失,却没有相应的利润收益,所以与排污的私有单位是有利益冲突的。理解了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要违背国家政策保护当地的污染企业(税收,就业,政绩),而中国为什么要与西方国家争取平等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权(向丁仲礼院士致敬)和讨论排污的历史责任的原因。治理污染问题,是个政治经济问题,所以要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

 

污染物从源头排放后,治理污染的社会成本可以是小于,等于或大于排污的利润。污染物可以被带走稀释,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但效果滞后,并且不容易量化,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自修复能力。所以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包括改革初期的中国,污染的社会成本客观上较小,也被主观上忽略。“先发展污染,再治污”是许多国家发展工业化初期的自然选择,包括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在发展初期也采取这个策略。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沿用国内常用翻译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说,后进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直接跳过“先发展污染,再治污”的老路。后进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是真的。但是要直接跳过这一阶段,经济上是很困难的,而且要政府在工业化早期就立法执法,阻力可想而知。打个比方,你跟一个大学刚毕业准备创业的年轻人说,你跟马云比有后发优势,他会如何看你?估计是白眼!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污染物排放量逐步提高,超过了当地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污染物对环境和人的健康的危害就会爆发性的显露出来(如频发性雾霾),污染的社会成本可以远远大于排污的利润,就连排污的私有单位可能也得不偿失,但是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法律没有要求严格的排放标准,谁先主动采用污染物控制技术,谁就因为增加成本被市场淘汰,这就是囚徒困境。污染物一旦离开源头,要重新收起来,就要花无数倍的代价,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是热力学的原理决定的。现在各国治理污染,通常的做法,都是污染源控制法,除非是灾难性的事故(原油泄漏之类)才会用人为抢救收集的办法。

 

追求幸福和发展,是天赋人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能耗总量在一二十年内恐怕还要随着提高。网络上有人提出,减少污染物排放,要么消灭一部分人口,要么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这种提法很极端,很残忍,也很愚昧。中国有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度增长,已经为世界环境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也付出了经济和社会的代价(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不足)。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这是否定中国人的天赋人权。 问题是如何在总能耗增加的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总能耗增加的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也是可以承担的。比如,能耗增加一倍,但单位能耗的(可导致雾霾的, 不包括CO2)空气污染物排放减少95%,这样污染物排放排放总量就可以降到原来的10%

 

人类社会发展,通常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工业化时代,低能耗,低污染,刀耕火种,蓝天碧水是大自然的恩赐。第二阶段,工业化初始阶段,高能耗,高污染,如印度等。第三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能耗(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低污染,如美国德国等国家。第四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中高能耗(但可再生能源占较大比例),低污染,这是发达国家未来的方向。还有个别有条件的社会,干脆去工业化,靠旅游,赌博或金融过日子,另当别论。

 

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中国雾霾问题,所以先要明确公共社会就是中国,代表是中央政府。私有的单位分许多等级,第一级就是各省或直辖市,代表是各省或直辖市政府。有的省或直辖市的政府领导人为了取的好的政绩,选择保护排污企业,对排污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对排污企业以罚代管。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中央对省或直辖市的领导人的政绩评估标准有问题,注重GDP增长,不注重环境保护。第二,是政府各部门权力分配制衡问题。环保机关权力不如地方政府,或者听命于地方政府,所谓环保机关没有牙齿的问题。魏征对于李世民的制约,颇有相似之处。但要求现在每个官员都有李世民的胸怀,恐怕比较难吧?不管哪个国家,都需要制度上创新。我们常听说要有制度的自信。制度的自信来自于制度上创新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

 

关于制度创新,美国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可以借鉴。2007年,美国联邦环保局(EPA)重新解释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Air Act)关于污染物的定义,认为自己有权规范限制尾气中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麻省认为联邦环保局违法扩大自己的权力,扭曲了清洁空气法案的精神,于2007年把联邦环保局告上最高法院,结果麻省输了,联邦环保局赢了。2009年,联邦环保局正式把尾气中的二氧化碳(CO2)定为污染物。美国的联邦及地方环保局是有牙齿的,并不受地方政府的随意左右,也不需要考虑税收,就业,维稳等问题。

 

那么美国地方政府如何解决环保法规对税收,就业和维稳的负面影响?环保提高了企业的成本,美国也不例外。美国联邦环保局最新法律MATS对煤电厂打击很大,有私营煤电厂因为亏损预期打算关门大吉。但是关门留下供电的缺口怎么办?没问题,地方政府准备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私营煤电厂防止它倒闭,政府财政钱不够可以提高电费转嫁给消费者承担等。但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私营煤电厂,这不违反了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吗?这私营煤电厂不会是州长他家亲戚开的吧?提高电费由消费者承担?以前私营煤电厂赚钱的时候也不见它降价分给大家一点利润啊?有些民间组织(NGO)和公民个人已经开始告地方政府了,大家侧目以待。诉讼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解决办法总是有的。环保是个利益再分配问题,天塌不下来。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相信这解决问题的政治过程是公开,透明,和公平的,而不是像笼罩在雾霾里一样。

 

那么有人会讲,环保导致钢铁水泥企业关门和工人下岗怎么办?我的问题是,是谁把环保标准订到社会和企业无法承担的程度?地方环保标准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社会和企业承担的程度,公民和社会也要为环保买单,低收入人群可以另外补贴或者用差异电价。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多余的没有竞争力的落后产能有没有正常的渠道和办法淘汰?不淘汰对社会和经济是什么后果?不淘汰如何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是谁让这些本来就不该有的落后产能上马的?

 

综上所述,我推荐如下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改变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评估标准,采取首长负责制,既看环境保护减排指标,又看GDP增长指标,综合评估。调低GDP增长目标。

  2. 从制度上消除各地政府重复建设落后产能的动力。

  3. 改革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分配及制衡问题。环保局不应受地方政府领导或否决,环保局只管保护环境,不管经济和就业问题

  4. 地方环保标准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社会和企业承担的程度。

  5. 改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能耗的第三产业。

  6.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如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地热能等。

  7. 改善能源结构,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用天然气取代煤炭。

  8. 大力发展引进燃烧污染物控制技术(包括低氮和超低氮燃烧技术,消烟及除尘技术)及人才,全面采用污染物减排技术。

  9. 企业,公民和整个社会要为环保买单。

  10. 公民从自身做起,减少污染物排放。

  11. 环保和污染物信息透明公开。公民参与监督企业和政府。

     

最后,请大家要有耐心。治理雾霾任务艰巨,当今发达国家的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如加州洛杉矶,也没有办法完全根治雾霾,空气质量不尽如人意,只能是逐渐改善。我相信,中国的社会能够因应当前的雾霾难题,及时在制度上创新变革并找到雾霾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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