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太极之一

《大河报》2010年1月30日Ａ１２版刊发了《两岁娃被父亲打成脑死亡》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报道中提到因此事件“郑州市政协委员拟提案建儿童虐待监测平台”。

       建立这样的机构和立法的基础一定是我们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但是这种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更深层次的法理、原理、世界观和人性基础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人类初生的婴儿脑子一片空白，无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的差别。顶多现在流行的胎教观念，可以教给婴儿一些早期的意识。后天的教育是决定他行为的关键。即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个人的行为基础。因而可以给他灌输先进的共产主义精神，待全社会都被冠以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精神，人类就可以脱离自私和邪恶的缺点而自觉地为社会做出牺牲和贡献。如今社会的话语争夺权，其理论基础也在此点。

       现代基因学说的理论，告诉我们的是基因不单单决定“老鼠儿子会打洞”的生物本能行为，而且生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基因控制的任何生物包括人类行为，都是大自然经过近45亿年的编程过程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的。而且对过去的一些老的程式，基因并没有丢弃，仍然有很多已经不适应的废杂程式，仍然存在于程序执行的硬件体内---即我们的生物体内。

基因决定行为一定为人们反对并且会受到责难：那人类的理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何种角色？

基因事先编好备用的程式，一定会遇到如电脑程式的死机过程，即有些情形是程序没有预先备妥的，而且当遇到一个岔路口，究竟应该左转、右转或是直行这样的一些策略性问题，基因需要备份一种学习、理解、归纳、综合、计算和判断能力以帮助做出最合理的行为，以这个目的，基因创建了大脑，利用大脑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大脑的这种学习、理解、归纳、综合、计算和判断能力，是进化的产物。在对小鱿鱼的研究当中也得到有力的证据。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尔大学的水生生物与动物行为学家锦波尔（Jean Boal）对小鱿鱼在迷宫中的学习走出的能力有细致的描绘，并认为对鱿鱼的智慧的研究，可以提供给人类理解和认识人类本身的智力进化过程许多提示与展望，这在如蜗牛类的软体动物当中，是令人极端着迷诧异的。德克萨斯州西南大学的比较心理学家对鱿鱼的学习能力实验，比如对玩具鱼的识别，对通电装置按钮的学习能力都表明了鱿鱼具有的智慧和能力。

社会生物学家把大脑之所以要进化出现和在基因决定行为之间的这个桥梁作用，称为基因的迟滞性。这是一种比喻，比方说《阿凡达》电影为基础的潘多拉星球，离开地球200万光年（如果我记得的这个距离是正确的话）。如果我们要控制潘朵拉星球上的智慧生物，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建造一台大型电脑，用无线电波把怎么建立这个大型电脑发给他们，并把控制他们的程序也隐藏在如何建立这个大型电脑的密码里边。等他们建造好了这个电脑，我们就能用预先暗含的程序，控制他们的命运。做这个事情需要200万光年这个时间，我们称为人类程序控制潘朵拉星球的迟滞性。基因利用大脑指挥我们，就如同我们编造的密码制造出的电子计算机指挥潘朵拉星球的生物一样。

中世纪里的很多故事和小说里，比如《天方夜谭》和《红楼梦》都表达了人性的宿命论思想。今天我们理解了基因的作用，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命运”是个不可抗拒的东西。知道了命运的来龙去脉，或许也就能改变我们本来的命运。

这样讲，听起来很像是开始卖弄玄学的理论来了。或许我的读者仍然不相信基因决定行为的理论，那么让我介绍一下著名的基因决定行为的实验，并预先告诉你，有些行为可以是单一基因决定的，有些行为却是多基因的协同合作决定的。

蜜蜂有一种传染病，名叫腐臭病。这种传染病主要侵袭尚在蜂室中的幼虫。各种不同的蜜蜂品系在对待腐臭病的行为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一种被称为卫生品系的蜜蜂，能自己找到受感染的幼虫，并把病虫拖出蜂室，丢到蜂房外面去，从而迅速扑灭病情的流行。被称为易受感染品系的蜜蜂，没有这种杀灭病虫的卫生行为，因而病情严重，受害颇大。

这种卫生行为也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几个步骤，首先必须找到每只患病幼虫所居住的巢室（每室中只有一只幼虫），然后再把上面的蜡盖打开，拖出病虫，并把它扔到蜂房外面去。这一连串行为是否有遗传性呢？做个杂交试验就可以证明。当然，要用卫生品系的蜂和易感染品系的蜂进行杂交才有意义。杂交的结果是，卫生行为竟是隐性基因所控制的：第一代杂交种都是不卫生的。用这种不卫生的子一代进行回交，再出来的子代，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卫生的，第二类是不卫生的，第三类居然是折衷型的。什么是折衷型呢？它们能找到染病的幼虫，并能把蜡盖打开，但是卫生行为到此为止，并不继续下去——不把病虫拖出并扔到外面。据此，社会生物学家推断，可能存在着两种基因：一种支配着找到病虫并揭开盖子的行为，另一种管把病虫拖出去。在正常的卫生品系里这两种基因都存在，在不卫生的品系里这两种基因都被等位基因所取代了；而在折衷类型的杂交种里，大概只有揭盖子基因，而没有扔幼虫的基因，所以它们的行为只限于把盖子揭开。那么在看来不卫生的杂交种里，是不是也有扔幼虫的基因，但由于没有揭盖子基因而无能为力呢？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实验者自己动手把蜡盖揭开。不出所料，那些不卫生的杂交种里有一半马上把幼虫拖出来扔掉，只要盖子被揭开，它们甚至把根本没有染病的正常幼虫也统统扔掉了。

这个实验可以认为已证明了社会生物学的论点：基因操纵行为。另外还证明，基因在支配机体的行为中是通力合作的，缺一不可。扔幼虫的基因如果没有揭盖子的基因配合，根本表现不出作用；反之，只有揭盖子基因而无扔幼虫基因也等于零。揭开盖子不扔掉病虫，对于扑灭流行病毫无助益，也许只能加重病情的蔓延。显然，这两种基因又是相互独立的。虽然从作用上看是一个单一的合作单位，但是作为复制基因及其对行为的支配上，它们是自由的而又独立的。

多基因协同合作共同完成一项行为，是我们如今基因保护和人道主义行为的生物理论基础。保护单个的个体也就是保护我们的基因库，使我们的基因库不会发生基因丢失的现象。为什么要实行人道主义？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的基因库？你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只给出生物学上的解释。那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物种大量繁殖的r—策略生存原则，自然界赋予物种的大量繁殖，目的是只要其中的少数几个生存下去，这个物种就不会绝灭；对多种多样表现型的自然选择才会有的放矢。这是自然选择的重点捞鱼法则。

另外一个原因是：基因种类越多，就越是能够产生相互合作的行为。这条理由是由对爱情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的。这是达尔文提出的性选择的进化理论，后人以这条理论思路研究人类互相吸引和爱情何以产生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儿童保护法和保护机构的建立，需要确认法律和此一机构的法理行为基础，建立规章制度。建立规章制度，就必须明了《两岁娃被父亲打成脑死亡》的成因和动机的最终原因和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轨迹。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１月３０日晚上警方从郑州把李海龙押回新郑，当时他一路上都在忏悔。”显然李海龙在一种自己都不情愿出现的结果当中惊骇。无意中犯法犯罪，正应了《天方夜谭》的宿命故事：

某富户的儿子出生时，大家都来恭贺，有人建议给他算上一挂，算卦的人说，到他18岁成年的时候，他会亲手杀死本国国王哈里发的儿子，因这罪过，全家就得逃亡受罪。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儿子养在深宅大院，少跟外界联络。17岁生日一过，全家都在紧张，想不出来，杀死王子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这样一位老实本分的瘦弱少年的身上。而大家连王子的面也从来没见过。家人又请了算命仙再算，结果还是一样。有什么办法能消除这个厄运呢？算命仙建议离宅避难，在一个荒郊野外，挖下了一个洞穴，储存好足够的食物，专等厄运的一年过去。少年在洞内无所事事，有时候在洞外玩耍，结识了一个路过的带着众多仆人的英俊少年，两人一见钟情，互相发誓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参观完索居的洞穴，问道为什么要来洞穴内居住，经过介绍原来如此。英俊少年不禁有些害怕慌张，原来他就是现任国王哈里发的儿子，也是受了预言家的蛊惑而离家避难。少年也是惊诧：我怎么会杀死一个如此英俊，让我爱恋的俊美少年呢？读者们或许知道这个故事，就在王子看到高处一坛飘香的醇酒，想要品尝的时候，少年从梯子上下来，踩空的脚而摔落，导致握在手中的匕首，不偏不倚，正好插在王子的咽喉。王子因而死于非命。

李海龙的命运，虽不能说是宿命，但我们熟习社会生物学的学者，不得不感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新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悲剧的源头，是不能用一句法盲，或者封建的蒙昧无知而解释的。也许你会认为我这里是在不着边际地瞎说，这两码事怎么可能掺和到一块儿？

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各种各样的禁忌是以神秘或者宗教的包裹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的，几千年发挥着作用，那种禁忌的起源是跟一开始观察到的生物等等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把宗教指责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鸦片烟，把相面术、算卦等等都视为封建迷信，把他们在社会中的正面作用一笔抹杀，而仅去夸大它们的负面意义，这是很不恰当的。而不知道他们在构成社会结构和人群和谐当中的积极作用。

生物世界的易子而食普遍存在；雄性为竞争异性而发生的杀婴现象这类故事广为流传。为方便起见，我把雄性的这种为促使雌性性交而杀婴的生物现象叫做“雄狮情节”，源自广为人知的狮子社会的结构和原则；而把雌狮子允许雄性，或“无奈于”雄性的杀害自己幼狮的现象叫做“米迪亚情节”，这是我把“无奈于”三个字加引号的原因而又用希腊神话故事中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原因，源于米迪亚亲手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女，来表达人类的本性比雌狮子更残忍，我们在社会新闻里也时有所闻，女人为栓住第二任丈夫的心而把自己与上任丈夫所生的女儿也贡献给第二任丈夫的现象，或许听来更加恶劣。

李海龙要求太太归家而孙梅不归；对李海龙扬言打死她和前夫所生儿子的威胁掉以轻心，都是两者基因行为的潜意识操纵。也许大家对潜意识行为不太在意或者可以原谅，但是对社会生物学家来说，定制法律法规限制潜意识行为，也是必须和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防患于未然的要求。

“‘电话中我们吵恼了，他说如果我不回来，就把儿子卖了或弄死’：但孙梅想，李海龙虽然不怎么顾家，但结婚后对她和儿子还比较好，所以并没有把这种威胁放在心上。”这是孙梅的理由。听起来合理，但是，假如我们社会中“拖油瓶”观念，后爹后妈观念和禁忌流行，这样的提醒一定会起到多多少少的作用。假如防止虐待儿童机构懂得米迪亚情节、懂得雄狮情节，懂得人类为某些利益而“非故意”地疏忽或做出某些行为，也许才能真正防止儿童受到虐待。

人类的行为和意识受到两种意识的作用，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观念。共产主义的失败就在于它只强调并夸大人类有意识的部分而忽略潜意识的部分。潜意识的部分通常都比较肮脏并不容忍于社会，完全是出自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基因。人类有意识的部分处于竞争的前台，玩弄着把戏，迷惑着对方，通过合作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共产主义精神在社会生物学里叫做利他的基因是源于本基因同源的个体之间。后来的人们把这种基因和它的作用扩大到本民族，本国家，甚至如今整个人类，但是利他的本质，仍然是自私的。

潜意识是人类，或者生物的压抑起来的本性。人类的理性是对外在复杂机制的应变处理，其本源仍然是实现潜意识的曲折手段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伪装。这个现象，可以仍然用鱿鱼的例子加以证明。

人们非常熟悉变色龙的伪装技巧，为了攫取食物，变色龙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自己的身体颜色。很多昆虫也是用了拟态这一招获取食物。但是变色龙变色的速度，远远没有鱿鱼来得快。鱿鱼变色的速度是在一眨眼不到的功夫，变色龙通常要用几秒的时间。生物学家用电子皮肤来命名鱿鱼的变色原理，意思是它跟我们电子告示板是一样的原理，一样的速度。那么这种皮肤的拟态是怎么发展演变来的呢？

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到促使进化的两个推手（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科普文章介绍进化论只提到其中一个，没有提到太多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推手）---自然环境选择和性选择。我们看看鱿鱼的性选择过程就不难发现，生物学家赞美的鱿鱼的智慧是如何进化来的。鱿鱼求偶的仪式，通常都是多个雄性争取一个雌性的过程。跟大多数其他雄性动物一样，比如孔雀用它美丽的开屏仪式，向异性展示自己。雄性鱿鱼用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展示的斑马状条纹线的强烈的变化吸引异性。不仅如此，身体的一边展示给雌性，身体的另外一边还要展示出另外一种图案，恐吓其它雄性不要接近这边的异性。要控制与实施这样随环境和意愿而快速变化的皮肤细胞，就要求更多的脑细胞数量。这样就达到了生物学里发现到的脑容量与身体体积比的关系。比例越高，智慧越高。DNA的测定显示这种伪装变化多端的雄性，才能被雌性鱿鱼选择受精。如何使自己的伪装变化多端这样的一种智慧，成为鱿鱼性选择的标准而促使鱿鱼开始变得聪明，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鱿鱼的智慧出自这种伪装能力的进化。

以这样的观点来理解性选择对大脑进化的促进，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大脑的智慧，也是对环境伪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