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无意名利权色，只想弄明白些道道
说说毛时代农民的幸福生活
以我的家乡为例，来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的老家距江苏常州市中心大约30公里左右。当时属武进县，现在已经划归常州市管辖。
武进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县之一。好像是全国百强县什么的。我家所在的公社，是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属于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我们村（即现在的自然村）大概120户人家，分成四个生产小队（简称生产队），分别是10, 11, 12，和16队。十队最大，大约40来户人家。16队最小，只有十五六户。 我家所在的12队和11队差不多，都是二十多户人家。
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在生产队出工干活，加上自己家里养的猪鸡鸭。
给生产队干活，一般分早工，上午工，下午工，农忙时还开夜工。成年壮劳动力（男队员）一天的工分标准是，早工两分，上午和下午各四分。全天是十分，叫一个工。农忙时开夜工，由队长决定工分多少。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有中午工，去打谷场翻晒稻谷或麦子。大约半个小时，记两分工。妇女出工，和非成年人出工 （看年龄），要打6-8折。
每天由队长派工。一大早，队长就吹着哨子，挨家挨户地去派工。你去那块地锄草，你去那里翻地，等等。趁着早工时间，队长也会把上午和下午的工派好。
到了晚上，公社社员们吃过晚饭，就到生产队的会计家里，去记工分。一个队里有两个会计，以便核对。
打下的粮食呢，首先是交公粮，无偿的。算农民给国家交税。接下来卖余粮给国家。这个是有偿的，价格由国家定。很低。最后剩下的才预分给农民的。按人头，每家分些稻子麦子。都记在账上。
到了年底，队里就按生产队的总收入减去总开支后，除以总工分，结算出“劳动单价”，也就是一个工（10分）值多少钱。劳动单价乘以全家所得的工分就是全家的收入。一年里分到的稻麦数量乘以稻麦单价，就是家里应该交给生产队的支出。全家收入减去支出就是全家的收支结果。如果家庭收入超过支出，叫“余支户”。如果家庭收入少于支出，叫“超支户”。年终结算后，余支户会从队里分到现金，而超支户必须再上交给队里现金。否则，下一年分稻分麦时，就不给分。
当时的劳动单价是多少呢？我们村四个生产队，最差的是10队，每个工平均不到0.2元。 最差的一年记得是8分钱。我们12队和11队差不多，大约是0.1 到0.3 元之间，平均0.2元左右。最好的永远是16队，每个工平均0.3元，最好的一年到过0.46 元，把我们全村都钦慕得要死。
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男劳动力，全年出满工，标准大概是360个工。还要保证雨天下雪天春节都出工才行。
按我们村平均劳动单价0.20元，一个成年劳动力全年一天不休息，全年的收入大约是70元人民币。
除了干活挣工分，还有其它形式可以挣工分。譬如养猪。自己家里养猪，按头数生产队可以记工分，因为猪粪归生产队使用。养羊养兔也可以记工分，只要把羊粪兔粉交给生产队。所以，我们家里常年都养两头到四头猪，一只羊，还有兔子，鸡，鸭。没有饲料。猪和羊全靠我们小孩打猪草喂养。鸡鸭散养。夏天我们放学后去稻田里钓青蛙，翻地找蚯蚓，回来喂鸡喂鸭子。
我母亲争强好胜，干起农活来拼死拼命。再加上我们小孩也帮她挣工分，家里养的猪羊也能挣一点工分。 到年底结账，我母亲连续多年，都是队里工分挣得最多的，能有400个工。我父亲是大队长大队书记。这个职位不属于国家干部，不拿工资。他只是比照大队里一般社员的工分，和大队的平均劳动单价，折算成工分，放到我们生产队来。他的工分还没有我母亲的多，大约每年350个工。所以，我们全家的工分总收入大约是每年140元。
除了工分以外，我们养的猪羊鸡鸭，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鸡鸭下的蛋，我们从来舍不得自己吃。吃不起啊。都会拿到菜市场去卖。有时自留地上的蔬菜吃不完，我们也拿去卖。我小学四五年纪时，隔三差五的一大早就站在小学校门口的菜市场上，去兜售自己家的鸡蛋鸭蛋或茄子。鸡蛋鸭蛋大约能卖一毛钱一个，茄子是三分钱一斤。但不能大量大量地卖。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一年，我们自家地里的胡萝卜长得好，听说隔壁公社市场上的价格高一点，我母亲就在前一天晚上把萝卜洗干净，第二天一大早就推车去隔壁公社的菜市场。结果路上给人拦下了，说不准去卖。
支出方面，每年的粮食无疑是最大的支出。记得当年队里分的稻子麦子是按每斤8分到一毛计算的。我们家六口人，每人每年好像是三四百斤稻子麦子。如果按每人三百五十斤算 （小孩打折），一年大约两千斤，需要160到200元。再加上队里分的稻草麦秸，也要算钱。
到年底结账，我们家通常是超支户。需要补交给队里现金，才能保证分到粮食。
其它的支出，包括衣帽鞋子，日常用品，柴米油盐，和书费学杂费，
那时的学杂费，大约是每人每学期三四元。我上小学四五年纪时，常常交不起学杂费。老师就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放学后留下来不许回家。老师逐个和我们谈话，要我们保证哪一天交学费。
平时吃饭，以米为主。那时我们全家6-8口人（奶奶和叔叔和我们住了几年，父母，加上我们四个小孩），每顿饭大概是一斤多米，煮成一大锅稀粥。有时再加一些大麦粉和面碱，煮成粉红色的大麦粥。大家大碗盛粥，连小孩每顿饭也要喝两大碗。自留地里有蔬菜，所以平时吃菜不成问题。但有青黄不接时，没有菜，就靠蘸酱油和食盐下粥。村里人常常自我嘲叹，“早饭大麦粥，中饭粥麦大，晚饭还是它”。
米饭是奢侈品。只有等婚娶死人等大事，才能吃上。所以，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叫“出了南城门，吃饭盼亡人”。我们的北面，是老孟河镇。那里有个南城门。
鸡蛋猪肉等，那更是极其罕见的奢侈品了。只有过春节去亲戚家拜年时，才能吃上。
穿呢，成年人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们是每三年做一件新衣。第一年，衣服过于长大，穿在身上像大褂。第二年，正合身，又不新不旧，我的最爱。第三年，衣服吊在半身，补丁朵朵灿烂。
五年级的一个六月天，我被学校选中去公社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作报告，因为我会背诵毛五篇。不巧，那年的春节，我刚刚做了一件蓝色灯芯绒的上衣，又长又厚又笨重。其它的破衣服又实在不像样。我母亲要我穿这灯芯绒去开会。我大哭，不肯。因为太新，太长大，又是南方的六月天，太厚重。可哭也没用。当我穿着那大褂，顶着六月的骄阳去公社的会堂，坐在主席台上，和作报告时，我都抬不起头来。我觉得路人和台下的听众都在嘲笑我。
给我们最大痛苦的，是冬天的冻疮。家里和学校都没有暖气。我们在课堂上经常靠跺脚搓手来取暖。但冻疮年年都来。手指关节处和脚后跟常常溃烂，又疼又痒，十分难受。尤其是脚后跟上的冻疮，常常和袜子黏连在一起。到了晚上，得把脚泡在热水里，慢慢把袜子撕开，血肉模糊。
住和行，不用多说了。我们那一百多户人家的村里，到76年毛死时，好像只有两辆自行车。一位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一位是公社信用社的主任。
我们小孩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上起来，烧早饭，打猪草，然后喝两大碗粥去学校。中午放学时，早已饿得头晕眼花，有气无力。从小学到家，就一里多路，我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在路边找块石头坐一会，再走。到家呢，我们兄弟几个分工，你做饭扫地，他洗衣打水，他打猪草喂猪。然后再喝两大碗稀粥，带着打猪草用的镰刀和草篮，去学校。下午放学后，先去打猪草，再回家喂猪，做饭。学校放假时，要去生产队里干各种农活。强度常常超出我们体力能忍受的程度。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还得为毛政府歌功颂德，唱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要 “早请示，晚汇报”。
我自己，从五年级起就十分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就对毛和毛的教导十分的怀疑。我不相信，在毛时代以前（解放前）和世界其它国家，生活还能比我们的更加艰苦。我常常生病。有几次，我把医生给的药，趁人不注意，丢掉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死了好。
在农村，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是国家干部或工人教师的，生活就明显好于一般农民。我的姨夫是个铁匠，在上海工作。姨妈家就在十六队。每次姨夫回村里来，我们也能分享到一点糖果饼干什么的。我小时候见到过的唯一的一件玩具，是在姨夫家。那是个上发条后会开动的小蝴蝶。向前滑行时，绿色的翅膀会一煽一煽。
还有一些人的生活容易些，那就是村里的贫农。我们队里有一户的成分是赤贫。和我们家一样，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老大比我（我也是老大）大几天。他母亲长年有病不下地干活。他父亲也优哉游哉，干活不拼命。到年底，他家是我们队里最大的超支户。但因为成分是贫农，超支就减免了。分粮时，要优先照顾他家，把质量最好的先分给他家。上学时的学杂费也免交。他们家也从来不养猪养鸡，放学后不用干农活，不用打猪草。优哉游哉地，让我们羡慕。
我们家的成分是中农。我童养媳出身的奶奶，嗓门高性子急，不会算计，只知道拼死干活和省钱买地。她一人把三个孩子带大（我爷爷早逝）。评成分时，她觉得贫穷是丢脸的事，就自报个中农。结果被评为中农后，她还挺自豪。有一年分粮时，她看到贫农家不干活，但年年超支减免，分粮优先。她就急了，上去把贫农家的粮袋夺了。害得我父亲作检讨。
毛时代的农村，就是个现代奴隶社会。农民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进城打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谋生方式，毫无决定权。国家对他们征收极其高额的田赋税（高达30% - 50%，见前篇），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残酷剥削他们，瞎指挥又让他们付出超额的代价而没有回报。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一个城市户口，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方式。可那是难于上青天。
哭笑不得啊。记得博主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的逻辑。就是这么回事儿，没办法，我是相当悲观的，对华夏。
队长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本生产队的生活。我家队上计工分抠得紧，大人都玩命做工，小孩子没人看管，淹死的孩子远远多于邻近的其它队，很可怕。我姨家也在我们队，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女儿五岁淹死了。
那时候，政府绝对绝对欠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