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着学习管理财务部门为自己将来创业的目标来到巴哈船厂。为了能够尽快熟悉业务，我每周工作五六十个小时。有人开玩笑说我是船厂的股东而不是员工，我暗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宾士域海洋线游艇制造总公司在田纳西州，经营的项目很多。船业、引擎、健身器材、保龄球相关设备等，全国各地都有分部，总员工约有2.5万人。而我所在的巴哈游艇是船业下的一家约600人的分厂。
据我所知，全公司几乎没有华人雇员。每次去总部开会，我都显得很耀眼，招来各种各样的眼光，我喜欢这种特别。
船艇的类型很多，比如巡逻艇、救援艇、消防艇、交通艇、旅游观光艇等。巴哈只生产大小不一的豪华游艇，适合年轻人或体育爱好者。游艇常常用于各种比赛，时速可达80海里，并且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定制。
我的工作是负责公司的财务，但我不是那种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人。当时的财务资料都是纸质的，还是用手工计算器来结账、做报表的。20世纪90年代，电脑已经开始盛行，我在读MBA时就是用电脑做账。
我将财务系统电脑化，根据会计法则编写了各种审计软件，确保数字的准确性和报表的合法化。我所提高的工作效率，为公司每年节省了几百万美元的开支。
在总公司派给我的导师吉姆的指导下，我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公司的各项管理活动，努力地在事业上向上爬。
我除了用心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之外，还把周末的时间也填得满满的。我分别到哥伦布市和克里夫兰市选修电脑课，并考取了当时挺有竞争力的甲骨文数据库管理证。
在这段上学进修期间，我认识了查克。他也考取了甲骨文数据管理证，还会写网页程序，我聘请他到公司和我一起开发网络系统。可是，查克在项目完成后被解雇，因为他的工作效率低、速度慢，不能和IT团队同步。
我将学到的数据管理知识运用到船厂的车间里，在全厂范围内建立了电脑信息网络系统，疏通各部门之间的交流，把几千张造船图纸和说明一一输入电脑网络，使全厂600人都可以共同参阅各种文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管理人员也可以随时监督和把控造船进度。就这样，我再一次为公司做出贡献和改革。
之前我为公司节省了几百万美元开支而升职加薪，这次为公司促进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却没有任何表示。我和校友梁慈商量，觉得不能白干，就写邮件给总裁要求加薪。
据说总裁看完我的邮件之后气得跳进他的卡车，在公司附近的大豆田间开车泄气三小时才平静下来。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感受，也经常被员工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有一甩手出门，躲到某个角落里去自行消化。如果克制不住情绪把员工解雇了，他的工作没人完成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为了工作忍气吞声，其实不只是雇员才会有，老板也许经历得更多。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公司最终又给我升了职，让我同时兼管公司的电脑和会计两个主要部门。我的事业也进入了顶峰时期，我爱上了大公司的白领工作。我的成就感和收入都得到了满足，自己创业的欲望逐渐减少，或许做会计师或投资顾问的收入可能更低些。随着光阴的飞逝，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初衷。
那时我与鲍比都30多岁，风华正茂，正处于人生最大胆、精力旺盛、经济宽裕的时期。鲍比的餐馆是当地生意最好的餐馆之一。所以，投资风险不是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就算全部亏光，我们也还有大把青春重新打拼，从头开始。
附近的商家、银行和朋友们也知道鲍比经济实力雄厚。他餐馆里每周都有二十几个亚裔医生的聚会，他们谈公寓投资，老人疗养院项目。其中有一对来自台湾的刘医生夫妇就在哥伦布市买公寓地产，并积极地邀请鲍比加入。
有一次，他们找了一个有85套公寓的小区，知道我读金融专业，就说请我们去看看，提些参考意见。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风吹得连车门都很难打开。我们到时，他们夫妇俩已经站在空旷的停车场等我们了。旁边还有一位年纪与我们相当的中国男子，叫欧尼斯。他中学就从中国来美国，高中毕业后考了修暖气的执照，以此为生。
“这是他客户的房子。”刘医生说，“价格很好，每套3.5万元。如果经营合理，每年净收入可达15%。”
原来，刘医生想我们一起合资买这一片公寓，请欧尼斯当维修工。
刘医生从台湾来美国行医十几年，同时还供养3个女儿读医学院和高中。刘太太在照顾家里的同时，打理自己的16套公寓。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头期款买下这一片公寓。
我和鲍比当时连油漆都不会，餐馆大小维修都是请人来做的。看着这一大片公寓，狂风吹着楼房松落的侧板，打得噼噼啪啪的响。屋顶和停车场都需要进一步的维修，加上之前鲍比母亲留下的房产的出租经历，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项目而是个包袱。
至于刘医生说的15%的净收入回报率，凭着我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股市上赚25%的利润是常有的事，用不着费一点儿体力和烦恼。
不久，我又成功地帮助鲍比申请到俄亥俄州政府的少数民族生意贷款来购置他餐馆所占的房产。利率是3%，为期10年，是当时银行平均利率10%的三分之一。从此，我对投资股票、金融更有信心了，也与房地产擦肩而过。
许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小区，公寓楼和停车场都焕然一新，想必后来的房东只花了一点点的资金就改好了当年我看到的问题。现在市价已是约9万美元一套了。而我们兜兜转转一大圈，还是回到了原点。
鲍比和我的感情一直很稳定，事业和家庭生活都蒸蒸日上。我们的二女儿丽娜和三女儿奥娜也相继出生。邻居友善可亲，社区安全朴实，曼斯菲尔德实在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福祸相依，当一切都顺利，欣欣向荣时，灾难、魔鬼也慢慢靠近。那一天，我刚上班不久，正喝着咖啡干着活，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尖叫和嘈杂的声音。原来我办公室门外大厅里的十几个员工正聚在一起紧张地盯着墙上的大电视屏幕。
“轰”地一声巨响，我以为是哪里发生了地震，刚想发作骂他们上班看电视而不干活。“NO!”凯伦不敢置信地大叫，男士们张着嘴巴，睁大的眼睛里透露出恐慌。
“这里是CNBC电视现场转播。一架飞机失控不小心撞进世贸大厦北楼，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浓烟滚滚……”主持人的声音急促响亮，镜头不断重复飞机冲进大楼的画面。“是哪个冒失鬼打瞌睡，不顾百姓安危？”电视里记者正猜想怎么回事。镜头里又出现了另一架飞机，由远而近，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几分钟后，飞机忽然转向世贸大楼，穿过南楼一侧飞进了北楼……半小时内两栋一百多层的大楼相继倒下……
我静静地看着电视，身边的女同事开始大哭，男生面色由红转白。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这事不是中国人干的，否则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将如何是好？”
这场袭击造成约3000人丧生，华尔街被迫关门一周，全世界股市崩盘。我和鲍比的200万美元股票化为乌有，我们失去了所有积蓄。
同时，我人生中的另一个打击也突然在本来安稳平和的幸福生活中降临了。
1998年，我的哥哥在中国被诊断出鼻咽癌，本以为他能和我的父亲一样幸运地治愈。但在用尽了治疗办法，甚至从世界各地买药，联系医生的情况下他还是于2001年不治而去，时年39岁。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重要的亲人，还是英年早逝，我一时间悲伤至极不能自拔，常常以泪洗面。
从家里到船厂的往返之路，单程需要半个小时，我很喜欢走那条没有中分线的小路。路的两边是大片的、平坦的农地，有时候种的是玉米，有时候则是大豆之类。
春夏之时，绿油油的农作物在风中如波澜起伏的海面，看着便令人心情舒畅。
秋天时，当田间的作物渐渐枯黄，在晨光和夕阳中会显现出明暗不一、斑斓得如同油画一般的绚丽色彩。
而到了冬天，如果碰上下雪，整条本来蜿蜒黝黑的路则会在白雪的覆盖中渐渐地和两边的田野融为一体，形成一览无遗、纯洁无瑕的茫茫雪原。
这条路我走了几年，从未厌倦过。我经常在车里高歌，因为车辆很少，常常不小心就会超速，只有看到灰扑扑的野兔子或是肥嘟嘟的土拨鼠，或精明或傻乎乎地从路中间穿过时才会放慢一下速度。
然而，哥哥的突然离世，终止了我在这条美丽乡间小路上的幸福和欢乐。
整整一年我都很难过。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我不能总是愁眉苦脸，更不能过分地宣泄自己的悲伤情绪，能够尽情流露悲伤的只有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回忆哥哥的点点滴滴，难过起来泪水常常模糊了视线，让我不得不将车停到路边，等止了眼泪再开。
哥哥的去世也令我感叹生命的脆弱无常和渺小，面对死亡时我们是多么无奈和无能为力。
某一天，公司突然招了一个年轻的白人男生进来，分担了我的财务工作，我不清楚公司是要培养一个人顶替我，还是顶替我的上司。
也不知道是因为哥哥去世令我太过伤心，还是因为公司另外请人暗示着有人竞争我的职位，或者两者都有，这让我对待这份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华人，我的管理阶层职位在美国公司已经到了顶端不可能再往上走了，还有可能被裁员。
当公司在碰上经济危机或是发展不顺的时候，最省钱的办法莫过于裁掉那些资深的拿高薪的管理职位。如果该职位已经没有挑战性，年轻人就能接手的话，换个薪资少的新人是很常见的做法。
查克被裁员后长久找不到工作的例子也提醒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我50岁时，我将步查克的后尘。
我第一次反思是离开艾伦，第二次反思是从中国重返美国，这是第三次，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我开始质问人生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奋斗的目标，我该走向何方呢？
“9·11”恐怖袭击事件掀开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序幕。我们几乎失去了所有股票的价值，只剩下银行里的2万多美元周转资金存款。根据经济规律的同期性判断，我们需要等大约10年的时间，所持的股票才能回升到崩盘前的市值。
为了保障家庭生活水平不受影响，我必须尽快回到自我创业的轨道上。于是我和鲍比开始商量做一些风险小，相对保守的地产方面的投资。我开始到宏德斯地产学院上课，做考销售员牌照的准备。
我这一路过来其实一直在走上坡路，每当不能往上走的时候我就会横着走，走出一段新路再继续往上。这段新路就是为后来的房地产事业铺下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