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梅

这是老年人的回忆,往事历历在目,让人了解过去也充满信心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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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德大咖啡馆的老吃客

(2015-09-01 08:24:55) 下一个

上海德大咖啡馆的老吃客

 

早晨7点一刻,南京西路尚未完全苏醒过来,然而靠近成都北路的德大西菜社门口,已经有人等候了。门口那个看上去三十多岁、一头自然卷的男人倒是一脸淡定:“来吃咖啡。”

 

是的,早晨的德大是一间咖啡馆,当年开在四川路中央商场的时候,与相隔不远的东海咖啡齐名。这里早上的开门时间是7点半。“天气热的辰光,门还没开,已经老多人等在外头了,像排队一样。人家不晓得的,还以为要买紧俏商品唻。”在店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黄建英说。

 

7点半还没到,已经到岗的店员便把门打开了。来的年头长了,客人都互相认识,所谓以咖啡会友,互称“咖友”。

 

靠近吧台的方桌上放了十几个保温壶。卷毛拿起两个容量较大的黑色保温壶,走到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一个放在桌上,另一个顺手塞到了桌肚底下。“来得早热水瓶有保障,晚了都拿光了。”他解释说。一楼共有13张四人座的桌子。5张长方形的桌子挨着圆拱形玻璃窗,可以看到街景;中间一排是5张菱形放置的方桌;靠墙还有3张卡座。

 

卷毛隔壁桌来了位穿蓝大褂的老先生。“某某死脱唻。”卷毛跟他议论起某位咖友。

 

“冬至前头死的。今年要死脱7个了。”老先生感慨说。他把椅子侧过来放,椅背靠墙,面向整个咖啡厅坐下来,看起了报纸。

 

喝完咖啡喝茶,保温壶都是要认主人的

 

靠窗最里桌的沈平原也到了。“黑的呢?”他一来就找起了常用的那个保温壶。

 

“黑的我这里有。”看他到处找,卷毛只好弯下腰,取出“藏”在桌脚边的那个递给他。

 

沈平原一头板寸,穿件大红色滑雪衫。他60岁不到,已经开始以老年人自居了。“我就住在附近,走走就过来了。年纪大的睏不着呀。老房子隔音不好,我假使待在家里,要把人家吵醒了。年纪轻的要睏觉,老年人都起来了。有的跑到公园里厢,我欢喜到此地来。”

 

说话间几乎每张桌上都已有了客人,保温瓶纷纷被领走。此刻才刚刚7点半。

 

“一只台子,就是一只圈子。”沈平原指点说。“每只圈子大家聊的话题都不一样。有的欢喜聊聊现在的形式、政治;有的欢喜聊聊打牌、搓麻将;阿拉台子上呢,欢喜讲讲咖啡吃好,到啥地方去聚餐,啥地方去旅游旅游。”

 

他一边说,一边去吧台拿了两个烟灰缸回来。一个放在自己桌上,另一个递给邻桌瘦瘦的爷叔,看来咖友们都是老烟枪。“咖啡馆嘛,就是这种格调呀。”他说。

 

早晨的咖啡优惠,10块钱一杯。“10点钟前头全部10块,针对阿拉老客人的。”沈平原说。逢年过节,店里还会表示一些小心意。“年初一,阿拉老客人坐好,咖啡端上来,不要钞票。一人送一杯,因为阿拉一年到头天天在此地。中秋节呢,每个台子上摆两只月饼,斩好,一人吃一小块。倒不是要吃他的月饼,就是觉得蛮开心的。伊拉这点做得还是蛮好的。”

 

这些老客人究竟有多“老”呢?“我18岁出来吃咖啡的,吃到现在四十年了。”

 

“老早都是这种咖啡馆,南京路一路过来交关(很多):从上咖,到‘大凯歌’,再到这里对过‘小凯歌’,前面转弯角子图书馆(注:南京西路近黄陂路,原为上海图书馆,后为上海美术馆)旁边海燕——现在变银行了,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喜来临,再过去德大、东海。现在都关掉了,只有德大了。”

 

谈起自己生长的弄堂,朱国权劲头十足

 

“侬坐一歇呀,8点钟以后人就多了。”坐在靠门口桌子上的朱国权招呼我坐下。他光头发型,两撇蜡笔小新一样浓密的眉毛让人过目不忘。桌上已经围坐了几个爷叔。

 

咖啡馆里的客人越来越多,讲话分贝也逐渐高起来。手工咖啡烧得慢,客人们却并不着急,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热络地聊着天,氛围和连锁咖啡馆很不一样,倒有几分像是茶馆店。

 

一个中年男人背着细长的背包走进来,在蓝大褂老先生那桌坐下。打开背包,取出一把二胡拉起来。二胡的乐声缓慢而悠扬,男人神情专注,似乎并不为周围的高声谈笑所扰,而其他人也早已习以为常,都不曾转过头来特意看上两眼。

 

朱国权这桌爱聊的是“社会行情,做生意的信息,大家谈谈心得体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朱国权年轻时在海鸥照相机厂上班,“关脱唻,作孽”;后来自己做点生意,做做股票,“最近股票难弄,邪气(非常)难弄”。

 

一提到自己生长的那条弄堂的名字,朱国权仿佛声音都高了八度。“我就住在对过静安新邨,老早阿拉弄堂出来就是‘小凯歌’咖啡馆,我12岁就开始吃咖啡了。”

 

咖友们口中的“大凯歌”、“小凯歌”是凯司令西点的别称。“文化大革命的辰光,凯司令改叫‘凯歌’。静安别墅旁边的是三开间门面,所以叫‘大凯歌’,阿拉弄堂门口是一开间门面,叫‘小凯歌’。凯司令的门头是阿拉宁波人设计的。”

 

如今朱国权已经搬出了这条弄堂,但每个礼拜还是会来喝一两次咖啡。这天过来,是因为还住在弄堂里的老母亲特意给孙女买了新雅粤菜馆的包子,叫他带回去。“侬叫是来得晚了,早几个月来就好了。有两个吃咖啡的九十几岁了,现在住到医院里了。”他说,“等阿拉这个岁数的人老了,这种咖啡馆就没人来吃了,后头断层了。”环顾整个咖啡馆,像卷毛那么年轻的可以算是特例,55岁的朱国权已经算小的了。

 

“不是咖啡没人来吃,是‘咖啡茶馆店’没人来了。”旁边的爷叔纠正他。

 

一杯杯香浓的咖啡已经端上桌了,搭配的是三花淡奶。老咖友们说:“淡奶是德大行(流行)出来的,东海没的。吃咖啡,一定要加淡奶,不然咖啡的味道‘吊’不出来。奶精阿拉不吃的。”他们也知道现在流行的是卡布基诺、拿铁之类的花式咖啡了,所以末了要加一句:“阿拉还是欢喜吃比较老式的咖啡,不欢喜新式的。”

 

德大的经理劳建荣说,过去一杯咖啡有三种喝法。“咖啡刚刚端上来,有一定的温度和香度。先吃两口,他觉得今朝咖啡吃得相当适意(舒服)。随后稍许摆点糖,尝点甜味的感觉。吃两口,放一歇,再吃两口。这样咖啡只剩三分之二了,再加点奶,吃两口。这口吃好,咖啡基本上只剩三分之一多一点了。摆了嗨,不吃了。”

 

为什么不吃了呢?“因为这杯咖啡要吃将近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留一点咖啡,大家开始吹牛皮了。其实真正的咖啡,他前头已经吃光了。”他说,“吃咖啡其实就是种感觉。一个清咖,一个糖,一个奶,分成三步去吃,几种味道都尝过了。”

 

此时店堂里几个爷叔就着咖啡啃起了三明治或是大饼,这一顿早饭吃得是“相当适意”。喝完咖啡,保温壶要派上用场了。“咖啡杯溏一溏,再倒杯白开水。有交关年纪大的,要吃药的。”劳建荣说。

 

店里还提供玻璃杯,供客人泡茶喝。“茶,阿拉是不卖的。但是可以提供开水跟杯子,侬自己带茶叶来。基本上到此地来吃咖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德大早间咖啡,享受的就是这份闹忙和烟火气

 

周末十多个咖友们围坐在一起的场景,和劳建荣三十多年前刚进单位时看到的一样。“德大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恢复咖啡的,我1979年进单位的时候人气已经很旺了,圈子基本成型了。”

 

“吃咖啡是种享受,但是这里的享受,不是享受清静。一清静,他反而觉得没这个氛围了,吃得没劲了。他在这里吃咖啡,就是要香烟嘛吃吃,牛皮嘛吹吹,咖啡嘛再吃吃。人要多,这个台子牛皮吹吹,再到那个台子牛皮吹吹。这是德大老咖友的享受方式,跟现在小青年去的咖啡馆完全两样。”在劳建荣看来,“这才真正体现出上海人吃咖啡的特点”。

 

当时,德大烧的就是“小壶咖啡”。“它好在哪里?这样一烧,整个店里都有一股咖啡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不过,店里只有两个咖啡壶,烧一壶咖啡是2分钟45秒,一壶倒5杯。这样家庭式的操作方式,客流量一大,来不及了怎么办?“来不及就用铜吊(铜制烧水壶)。”劳建荣说。

 

“上海牌咖啡,250克一个罐头,当时只有食品公司有卖。一罐烧一铜吊,可以倒18杯到20杯。”具体怎么烧法呢?“一铜吊水,烧开以后,咖啡倒下去。用一根专门的木棒头来捣,开小火让它不断‘扑扑扑’在滚,烧三到四分钟的样子。烧好以后先摆着,让咖啡渣沉淀。倒出来的时候要经过一层过滤,再放到咖啡壶里保温。”

 

德大的小壶咖啡,就是用这个壶烧出来的

 

与“小壶咖啡”相对应,这样烧出来的咖啡叫“大壶咖啡”。两种方法烧出来的咖啡味道自然有区别,清晰度也不一样。“小壶烧出来的咖啡是透明的,调羹摆在咖啡杯里,有一半看得出。铜吊烧出来的就比较浑浊。但卖的价钿是一样的。”劳建荣说。

 

那么,这么多客人,谁喝“小壶”,谁喝“大壶”呢?“侬要吃到小壶咖啡,首先要在德大吃上几年,要让大家都认得侬。侬要混进这个圈子,然后才能够吃到。”他说。

 

许多咖友都还记得德大有位名叫“顾瑞华”的老经理。“他是学生意出身,咖啡烧得特别好。同样是‘大壶咖啡’,阿拉亲眼看他烧,烧好倒出来是清呃,不浑。蛮怪呃。其他随便啥人来烧,烧不出来的。”一位老咖友这样回忆说。

 

如今,老顾已经西去,咖友们感慨,“阿拉这点人,从德大1角7分一杯咖啡吃到现在,有二三十年了。”

 

朱行钧老先生75岁了,“咖龄”50年。“一年365天,吃咖啡我不‘脱班’(迟到,缺席)呃。”他说,“一天不吃咖啡,好像一桩事体没做,所以一定要来。吃到我走不动,没办法了,不来了。”他说话的时候语速不急不慢,脸上带着笑。

 

朱行钧说,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在上海的住所“没跑出过静安区”。小时候,家里在愚园路上有幢小洋房,之后搬到大沽路上,后来又动迁到常德路。他喝咖啡,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我祖父是吃洋行饭的,老早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上海的买办。阿拉爸爸是小开出身,欢喜吃咖啡。”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煮咖啡,买的是听装的巴西咖啡。父亲有时早上一个人喝,有时下午等朋友来了一起喝。“我自己闻到咖啡一股香味道,逐步逐步就开始吃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咖啡一度断了供应,只好吃鹅牌咖啡茶过瘾头。“一块块四四方方的,家里冲了吃。”后来咖啡馆重新恢复,他开始到处跑咖啡馆。“那个辰光我当技工,从单位跑到德大只要10分钟。1角5分钱一杯咖啡,吃好再去上班。”他回忆说,“阿拉爸爸一般在家里吃,我欢喜在外头活跃,交交朋友。刚刚开放的辰光跳交谊舞,我也欢喜的。”

 

在他看来,现在德大的氛围和他年轻时去的那些咖啡馆差别并不大。“侬去吃咖啡,总归有圈子的,大家瞎聊八聊。那个辰光有老的一批客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蛮多的。”

 

从德大搬到南京西路的第一天开始,朱行钧就在这里喝咖啡。“吃咖啡等于是一种交流。本来是一个人来吃,吃吃呢,大家聊聊。聊得对头的,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到三个人,就形成圈子了。这几个人坐这个台子,总归是这个台子。假使今朝来的辰光这个台子还没人,其他人也不会去坐。”

 

一张桌子上的人天天见面,也会相互挂念。“侬几天不来,这里吃咖啡的朋友就要问了:他做啥没来啊?是有事体还是生毛病啦?都会牵记的。有啥消息,大家都晓得了。”朱行钧说。

 

 

“阿拉在讲这里一个老咖友。”沈平原说,“他原来住在虹桥,蛮好的。后来搬到石洞口,太远了,没人讲话,不对了。现在他从家里到德大,认得的;从这里回去,不认得了。伊拉屋里厢寻不到他人,就到德大来寻,必在德大。上海其他地方他都不认得了,就认得这里,脑子就到这种程度,侬想想看。”

 

“阿拉这里这样的人多了。”他说,“还有两个老的脚不好动了,女儿叫司机把他送过来,咖啡吃好再送回去。阿拉讲,这个样子嘛不要来唻。伊拉女儿讲不来事(不行),一天不送过来,他在家里面孔就板了,不讲一句话。来过了,就开心了。这是几十年的习惯。”

 

自从前年秋天生了场大病,81岁的韦双喜有一年多没来过德大。过去他几乎是天天要来的,每天下午来喝一杯咖啡。——他觉得上午人多,有点杂。

 

“这腔人稍微好点了。”这天中午,他特意过来吃饭。“吃块牛排,吃一只汤,吃点蒜香面包,拣自己欢喜吃的。实际上,此地牛筋我也来得欢喜。”他说。

 

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他倒是笑起来了:“1956年,算到今年59年了。”其实“咖龄”还可以往前推:“小辰光呢,伯伯一直带我吃咖啡去。他是做生意的,‘老国际’(指在国际饭店喝咖啡)了。”等大学毕业有了工作,韦双喜自己跑咖啡馆了,“拣中了皇后咖啡馆,在汉口路上,和平电影院旁边”。

 

在咖啡馆里耳濡目染,他对煮咖啡的学问有了一定的了解。“咖啡这样物事(东西),人人会烧,又人人不会烧……所以咖啡火候蛮要紧。更重要的,烧咖啡要有敬业精神。”

 

除了传说中的老顾,德大过去还有一位咖啡烧得很好的女师傅,名叫“钱宝珍”。“她最早是在中央商场里厢美心咖啡馆做的。”在韦双喜的心目中,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滩上最好的咖啡馆。

 

“美心门面一点点大,店里没啥豪华装修的,但是弄得清清爽爽。老板烧咖啡注重质量,生意好得不得了。好到啥程度呢?外滩写字间的人来吃,吃到后来,香港明星夏梦、唱京戏的马连良、上海交关名演员都跑到此地来吃,就要吃他一杯咖啡。他啥物事都不卖呃,就卖一点吐司。”他口中的美心咖啡馆,就像是一位大隐于市的武林高手,在当年咖啡馆众多的上海滩上,赢得了自己的口碑。

 

当时的爱咖啡之人都恪守低调,毫不张扬。“我学校里的老同事朱老师,他也欢喜吃咖啡。但是阿拉两个人在咖啡馆里碰到呢,搭个头,不打招呼,就当没看到。回到学校里也不多讲。文革以前正常生活的辰光,吃咖啡被单位晓得也不大好。这个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个末(那么)自己要注意呀。”

 

“文革顶乱的辰光,我印象老深的。有趟到小凯歌去,吃咖啡吃到一半,突然之间有人冲进来了。‘立起来,立起来’,矮凳全部收掉,大家立着把这杯咖啡吃完了。”

 

再到后来,咖啡馆关闭了。为了维持经营,德大卖过生煎馒头,东海卖过春卷跟肉皮汤。“吃咖啡逃难噢!不好吃了哪能办呢?有两个地方好去。作孽了,摊头咖啡。一个是中央商场大堂里厢,搭了个棚,一角一杯,大壶咖啡,吃一杯跑路;还有一个在八仙桥,金陵中路、龙门路上有一爿合作社,卖米的,伊拉也烧咖啡,烧得算还比较可以了。”

 

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咖友们倒还是经常能够碰到。“这蛮奇怪的。到辰光一传十,十传百,都会来的,总归碰得着的。阿拉圈子里有个吃咖啡的姓魏,旧社会大资本家,有私人飞机的。他讲我最困难的辰光长矮凳当床,面盆当枕头,咖啡要吃的。”

 

学校里的那位朱老师也割舍不下爱好。“那个辰光拉帮结派蛮结棍的。吃好饭,他人不见了。这里就议论:他到对方那里通风报信去了。其实我晓得的呀,老头子难过死了,跑到八仙桥吃咖啡过瘾头去了。我又不好讲。”

 

熬到1972年初,韦双喜有天骑脚踏车经过德大,发现广告贴出来了:正月初四开门,恢复小壶咖啡。“当时尼克松要访问上海了,所以上咖、德大都恢复了,红房子倒还没恢复。哦呦,吃咖啡的人眼睛尖的呀,都往里厢钻了,大家像报喜一样。”他说,“我年初四值班。年初五第一桩事体,吃咖啡去了!”

 

咖友们又天天碰面了。“阿拉吃咖啡关系认得的,发展到现在,私交相当好。几十年当中,风风雨雨交关,还是天天要吃咖啡,天天要聚在一道。”韦双喜说,“这点朋友真的不简单,谁有点不适意,都过来看侬、关心侬;谁屋里厢有事体,都想办法帮忙。”

 

回忆咖啡往事的时候,韦双喜的目光一直在游移。经理劳建荣穿着一身整洁的厨师工作服经过,两人互相点了个头。看到某位店员过来,他也会跟人家聊两句。“这里的工作人员我基本上都认得。我生毛病,伊拉也来看我。”他说。

 

 

“不是,这个反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实际上外国现在也已经过去了。”王哲民却正色道,“侬现在到美国,根本不要想寻到一爿类似的咖啡馆。我在纽约、洛杉矶寻遍各种地方,没这种咖啡馆了。可能在欧洲某些角落里,还能够寻到。”

 

他也记得文革时期中央商场里的“棚棚咖啡”。“那个辰光我已经被抄家扫地出门,在学校里关了一年多。后来总算放我回去了,下班辰光又去吃咖啡。中央商场里的咖啡真是乱世当中的一个小天地,其乐无穷。”他说。

 

这个“其乐无穷”,自然是打引号的。“在邪气无奈的生活当中,一切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人呢,还是向往生活的啰。要不是我女儿只有两岁,当时我肯定自杀了。因为她,我死不下去。所以人始终要往前面跑。大家一道吃吃咖啡,聚一聚,就觉得日脚还可以过了。待在中央商场一爿小饭店里吃一客晚饭,猪油渣炒青菜,一角两分钱,吃得津津有味。比此地吃牛排还要有味道。”

 

“所以说,悲惨时期的人,并不一定邪气悲惨。现在我也不见得觉得邪气幸福。”他感慨说。

 

和其他老咖友不同,夫妇俩并不排斥新兴的咖啡连锁店。这可能和他们去美国度假的经历有关。“女儿住在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附近。阿拉每年暑假去住三四个月,逃掉上海的夏天。”王哲民说,“到那边,我们每天都去星巴克,所有的服务员都认得我们。在门廊里拿一杯咖啡,看美国老百姓走进走出,也是一种乐趣。跟他们海阔天空,很有意思,他们也来自世界各地。”(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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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rhino500 回复 悄悄话 上海人在吃咖啡的时候中国其他地方还不知道什么样呢。所以不要笑话‘高大上‘。
七色花瓣 回复 悄悄话 上海闲话听起来老有米道格
julie66 回复 悄悄话 小时候喜欢去家里附近的红房子吃老三样,罗松汤,炸猪排,色拉,去天鹅阁吃葡国鸡,凯司令的栗子蛋糕也很好吃。楼主的文章写的太好了,勾起了我的馋老虫,哈哈!
老九 回复 悄悄话 老早點,銅仁賂,南京西路的上咖也不錯,
匆匆客 回复 悄悄话 杜六房现在在静安区,万航渡路,武宁南路有一个店面,不知道其它地方还有没有。
Susan71 回复 悄悄话 徳大搬到了南京西路成都路東首,坐南朝北。和以前的店面、布置不大一样的,
匆匆客 回复 悄悄话 南京东路搞得乱七八糟的,一直不知道德大搬哪里去了。下次回国一定去。
匡吉 回复 悄悄话 搞笑,一杯咖啡三吃,咖啡店里喝茶,也只有上海人想得出。所谓海派的高大上洋的形象轰然倒下。
落花飘零 回复 悄悄话 这是我在文学城读过最好的文章。谢谢分享。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咖啡馆的精神,但是看着你的文章,似乎一个个爷叔的形象跃然纸上。希望能读到更多您的作品!
Susan71 回复 悄悄话 最喜欢凯司令的咖啡、热巧克力、栗子蛋糕,奶油餅乾。那时候常常去,哈,回来時还好从杜六房带些熟小菜呢!年纪老了,近事容易忘,但几十年以前的事还記忆犹新。
闲磕牙 回复 悄悄话 写这样的细致入微的文章,还能写这么长, 真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
菲儿天地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穿高跟鞋的猫' 的评论 : 想念德大,小凯哥! 有回忆的趣文。
穿高跟鞋的猫 回复 悄悄话 写得邪气好,吾看得美扎劲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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