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开业

【百般无奈之下的无证开业】

 

为癌症病人提高一些疗效，提高一点生活质量，延长他们的生命，一听起来视乎简单，但真正做起来不是很容易，首先要有实施这个梦想的地方，说白了，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医院。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到了东平老家考察，拜访了一些朋友亲戚后，县委书记赵传香接见了我，热情、友谊，充满了对归国人员的尊重，对华侨的理解，还让县长张广胜安排了一辆桑塔纳车送我回济南，使我充分感受到家乡父母官的亲民。后来有一年的春节，他们还来济南看我，我受宠若惊啊。

 东平县人大的主任赵庆森还亲自去美国，到美国专门参观我的大学实验室并考察，回国后就给东平县委班做了一个长篇汇报，主要是肯定了我的做人做事，当时在美国，我已经有着优越生活条件，回家乡办肿瘤医院，领导们认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了我，很快就立了项，划拨了土地，开始计划划拨12亩，后来逐步扩大到80亩，批准建设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建起了一个门诊加病房的小楼，医院设置了比较先进的CT、加速器、模拟定位机等设施，基本达到了开业的条件。

 1997年前后的年代，中国整体医疗水平还很差，基层医院连美国的动物医院都不如，还仍处在一个听诊器、三大常规化验的原始状态。农村真还需要一个有着先进设施和设备的医院，当时，在整个泰安地区都缺少设备，泰安肿瘤医院都没有加速器，我的医院设备是先进的。

然而办医院执照费尽了周折，县卫生局按照当时卫生部医院管理条例，已批准了设置建设医院，而申请开办肿瘤医院，卫生局却不同意，副县长去做工作，表面上同意了，却推到了上级卫生局审批，报到了泰安卫生局，一等再等，一找再找。终于派人来验收了，验收当然是认真的，我理解他们，工作就要认真，一次验收、二次、三次都不合格，其中一位验收人员就是泰安肿瘤医院的迟院长，他总是挑毛病，这次这么个问题，下次又成了另一个问题，总之，我们是改不完的问题，所以就一直没有拿到执照。

可我真不明白，卫生局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应当与政府党委的政策一致啊，怎么应当办的就是不办？至今我也不明白迟院长是出于怕我们的医院与他100公里外的医院有竞争？还是我的医院真的就不合格？

当时真是受不了，县长也出面帮助我找市里的卫生局，也没有结果，他们真沉住气了，我可不行啊，我有这么多员工已经上岗，农村的病人已经找我来看病了，癌症病人也没有时间等啊，那等就意味着在等死亡，我那个急呀，我几乎天天到卫生局，几乎都到了求的程度，仍无结果，我好无奈，好无助啊。

回家乡办医院是党和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的，是县委县领导班子同意我来的，也是请我回来的，今天到了开业营业的关键点了，怎么这般刁难，凭什么呀？毫不讲道理嘛。

记得当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我们留学生都受到了接见，我也参加了欢迎晚宴，当时我还是晚宴的主持之一。江主席说：国家富强离不开海外华侨的支持，回家创业是党的政策。听了江主席一席话，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宴会上，我送了江泽民主席一份中美国旗做成的领带，象征着中美之间的友谊，当时美国的华文报还做了报道的。那领带是我找美国一家知名的服装公司设计的，那人叫普利茨，普林斯新闻奖重名。

我已经很明白国家大政策，倒也不怕什么，就开始准备开业，经过了周密准备，也反复与时任的县长宋鲁同志商量，决定于1998年3月28日开业。

开业那天，我邀请了山东省侨办主任商振永，滨州医学院院长李武修，齐鲁医院院长杨兴季，泰安市副市长李东，副市长孙承志等领导，参加了医院的开业典礼。当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山东省长李春亭还来电表示了祝贺。

县长宋鲁在典礼上做了发言，参加典礼的还有省侨办主任商振永，泰安市侨办主任桑新华，东平县各局的局长、副局长，包括卫生局局长，还有我的许多朋友、同学，也到场表示了祝贺。

典礼上，我说过：“今天我们是一个小医院、抗癌小分队，十年后要成为一个独立抗癌大队，要走向全国，走向北京，甚至走向美国。”

那天，长长的祝贺乐队站在进出医院路的两旁，整齐地排成两排，百姓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医院，把医院门口堵塞了二小时，

仪式完毕后，县委副书记于文龙嘱咐大家：“本县各部门不留午餐，外地客人去县迎宾馆。”大部分客人县长做了安排，我的朋友我做了安排。还请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周伟主任来参观，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老师们，殷蔚伯教授，余自豪和徐国镇教授们来参加庆典。

本来应该留下本县各部门的领导吃饭，特别是卫生局的领导，可宋县长坚决不同意，也就作罢了。

医院的营业执照还没拿下来就这样开业了，事后我后悔了，我应当利用开业的契机缓和与卫生局的关系，我那时刚回国，真不会处理这种事。

其实，无照开业是被迫无奈，逼上梁山了呀，大家知道梁山就在东平湖的西岸，过去就是一个地方，八百里水泊的东平湖和梁山，这儿人界地灵，又是过去的古都，州，郡，今日的东平仅仅是一个县了。历史上有不少人物出自东平，如水浒的作者，罗贯中。卢国公程知节（589—665），字义贞，原名咬金，后更名知节。汉族，济州东阿斑鸠店人（今属山东省东平县），唐朝开国名将。新中国的万里委员长东平人，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张庆黎也是东平人，他们是东平人的骄傲。

不发给我执照，我真的很无奈，为了医院，为了职工，为了病人，也只能无证开业了，这在中国民办医院的历史上，大概是第一回吧，我于保法够胆大妄为，够大逆不道了吧？不是。我已经申请了，已经被同意筹建了，与情与理我都占了理。与法当然没有执照我不占理，理亏吗？不亏。我们多次申报了，你们多次来验了，你们有权利给我们执照，也有权利不给，反正我是尽力了。

 

医院建设、筹备、征地、建设都与当地政府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也得到了支持和帮助。医院的名字是时任泰安市委书记张庆黎给起的，“泰”取自“泰安”、“泰山”的“泰”，“美”取自“美国”的“美”，“泰美”又音同“太美”，而宝法意思是一个宝贝的方法，这又音同了我的名字“保法”，张庆黎书记真有学问，就这样，“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由此而生。

张庆黎书记很支持留学生回国干事创业，当时征地办医院时非常困难，我申请贷款，找他汇报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批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请给予支持。1998年1月他被调到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在办执照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机会给他汇报，否则，办执照可能会容易得多。

一个无照经营的回国留学生办的医院，悄然打响，一个个癌症病人从本县、本省、外省来就医问药，新闻媒体也不断有了我办医院的报道，只记得我第一次登上的报纸是泰安日报，第一次登上电视节目是山东卫视天南地北山东人。

肿瘤博士后回故乡，传遍了山东，影响到了全国，病人来自四面八方，治疗效果也不错。可无证经营、违法经营，每天都烦扰着我，心里有些不太踏实，员工们也觉得这事挺麻烦。

一个回国留学生与违法密切相连，一个新的医院却带着违法经营的帽子，一个被关注的医院，却在“非法”行医，我怎么向社会交待！怎么向病人交待!并且时刻都有可能被执法部门查封，罚款那也是必然的，甚至可以封门停业，我们的职工为我捏一把汗，县人大主任也为我捏一把汗，但他为我呼吁、为我申冤，我也为此很苦恼，也很心烦。

当时医院才开业，现凑的院领导班子需要磨合，医生们需要我手把手地教会抗癌治疗，每个病人都需要我亲自诊疗，我方方面面要操心，天天寸步不离医院，晚上睡觉，就在办公室椅子后边放上一张小床，很疲惫，洗澡还要找地方去洗。本来身体很好的我，几乎要病倒了，几度没有信心支撑下去，想退也没有退路，想往前走又困难重重……

当时我在美国UCSD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定期还要去或回美国……那时，把我整个人大卸八块，也不一定忙得过来。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克服了，把难干掉了，就会有成就感。一步步走来几十年，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今同时一堆困难来包围你，攻击你，我真的好像就要失败了。我的心理的承受力是比一般人大点，从小也养成不服输的劲头，可这次也太难了。我心想我决不能从这件事开始失败，不能把失败养成为习惯。

 

我在中美之间来回的飞，飞了50多次，实在忙不过来，我必须要放弃一个，全心打理另一个，我不能熊掌鱼翅兼得。那时美国有一位朋友也在圣地亚哥当副教授，国亚军，他也上海第二军医大核美国来回飞，他是第一个享受哑铃式服务的，他行是因为她在上海是军医大，国家的，做研究，在美国是老板的，也是大学的，还好办熊掌鱼翅兼得。我不行，因为在中新建的一个医院，又是为的全资，中国的事我决不能放弃，我追求的梦就在这个医院里，追求的临床治癌研究也在这里，那只有放弃美国的职业，放弃美国的事业，说心里话，也有点舍不得。

在美国，我四年的科研经费快花完了，我的心已经飞回了祖国，我也从一个单纯的基础研究跳了出来，从一个细胞、一只小鼠，飞跃到了一个人，确切是一个人的器官、一个人的整体。我的思路从全身的化疗转到局部肿瘤的化疗，确切地说是转到了肿瘤内部的化疗，已经从单单治疗癌症的病，到了治疗病的癌。从生命文化上讲，已经有了为生命意义的工作，不仅仅是看病害的看人。

我的心，那颗始终没有随着飞机在美国着陆的心，没有随着我美国绿卡和别墅到手而在美国安居下来的心，要在中国着陆，要在祖国安居，美国这么一个小小的副教授，没什么好留恋的，随着我的心和我的身在中国的时间越来越多，现在终于要决定：辞去美国教授工作，全心身地打理我在中国农村的医院了。

完成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转变，我轻松了许多。

我天天工作在我的医院里，病人见了我就像见到了亲人，病人的赞美声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一个个病人经过我的治疗好转、缓解，看着他们悠闲地在散步，在下棋，在聊天，我由衷地欣慰。

这时我医院的文化建设上了墙，是雷锋精神：

对待患者要像春天般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

对待歪风邪气要像秋风扫落叶

对待癌症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

医院红红火火，而我还在为无照经营烦恼着。每天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病人，而病人哪里知道我心中的愁与烦，他们只知道我忙，还经常看见我外出，外出干什么他们毫不晓得。

那段时间新闻界对我特别感兴趣，常有关于我回农村创业的报道，比较早是泰安日报的《拳拳爱国心》（1999年8月6日），人民日报的《悠悠故乡情》（1999年3月31日）。

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位记者（大约1999年3月份），其中一位叫杨建军，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同时来的还有工人日报社记者，他们来泰安采访，是听说有一位海归回乡办起了医院，带着许多疑问来的：在美国的博士后、教授怎么回农村创业？学医的又不是学农的，干嘛回农村？是与哪个县医院合作的吧？怎么可能一个人办肿瘤医院？

那天他们一进门，碰巧看到了我与病人交流，稍后又看了我给病人做治疗。这期间，他们刨根问底，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回到办公室里，寒虚了一阵子，又问了：创业的钱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选择东平不选择济南？选了东平为什么不选县城选县郊？大夫是从哪儿来的，护士是什么级别？我的年龄、婚姻等等，简直像是在查户口，就像美国FBI。

被这些记者“围攻”着，我是跑不掉了，诚实的我也不会回避问题，都一一如实回答。越说越多，互相就比较了解了，聊得很投机。当时东平县的穷是有名，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粗茶淡饭他们居然没嫌弃，还喝了白酒。杨记者和我拼起了白酒，我们俩都喝醉了，我口无遮拦地聊我的愁与烦：医院还在非法行医，开业一年了，还没拿到营业执照。

第二天清醒了，就有些后悔了，我是害怕呀，报道了我非法行医怎么办？病人知道了，要出院怎么办呀？医院的好局面，是我们全体医护打拼一年的结果，是大家的汗水的结晶，他们万一报道了，有可能招来毁灭之灾，之前的努力可能要付之东流了。

还想和记者们沟通一下，哪知人家要走了，我拼命地挽留，吃了中午饭再走，但他们还是走了，我忧心重重。找卫生部门补上执照？可是一天、两天也补不上啊，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给补的，能补上也不用无证开业了。我实在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等着那可怕的消息。

一周过去了，没有消息，卫生部门也没来找茬。

又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位女士从广东打来的电话说：“从报纸上看到你回国创业，医院开业一年了，还没有执照，你是留学生，不懂得在中国搞关系，我这几天就买票，飞到你山东来给你搞定，你这样的人才，从美国回来办好事这么难，真是苍天不长眼。”

我很吃惊，这人是谁呀？她怎么知道我？我们又不认识，她说的是真的吗？一系列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处理，如何回答，只是对着话筒“嗯，嗯”。

第二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接到了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吴官正书记过问此事了，这位办公人员让我放心：“领导一定给你主持公道。”

我就像在雾中，在梦中，但我清楚一定与杨建军记者的报道有关，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保法，为你出口气呀。”他在中国青年报上报道了我们：没有执照，是因为卫生局54次检查，挑剔不让通过。真相大白，一片哗然，有好多人为此事鸣不平。

我害怕此报道得罪卫生部门，赶紧跑到卫生局做了汇报，做了检讨，卫生局局长真生气了：“哎呦，于保法，你怎么搞的嘛。”

我把北京记者来访的过程讲了讲，我说我一直害怕他们报道我非法行医，违法经营，哪想到他们这样报道，这不能怨我呀。

正在这时，广东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又打来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到山东，我们直奔泰安，你就不用管了，费用我们自理，非帮你拿下执照不可。”

我赶快告诉她，我们省委书记过问了，基本办妥了。

“那更好，我就不去了，祝你顺利，有困难找我吧。”

由于医院刚刚起步，又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那时的我，整个人的神经绷得紧紧，再加上那女士的电话来去匆匆，我竟然忘记问她的名字，也没有留下她的电话，她是多么善良，多么侠义啊。

转眼过去了十三年了，没有办法再联系到她。她多大年龄？干什么职业？什么样子？我完全无知，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她一定是一个爽朗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真该好好地感谢她。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们失去了联系，真遗憾。

两周后的一天，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我们泰美宝法肿瘤医院领来了执照，是卫生局通知我们去领的，全院欢呼。

十三年过去了，那个中国广东的女士，我始终没有的忘记，可我也没法报答，每遇到广东的癌症患者，就好像见到了她，我还去广东顺德会诊过多次，治疗过不少癌症病人，算是对她的报答吧。

对于吴书记的帮助，我从内心感谢，也无法回报，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把当年在美国为迎接江泽民主席访美做的中美国旗的领带，寄给他了一条，以此表达我的这颗感激之心。

2003年我当选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吴书记已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了，见到他，聊起了当年他帮忙为我们医院拿到了执照，他笑了，他说当时中央有人给他电话询问此事。他微笑着说：“像你这样的回国留学生，当年你就是回东平县医院干个院长，也一定干得好，还可以提起来当卫生管理部门的干部，缺你这样的人才啊。”我笑着回答：“书记，我不愿意从政，只想当一名好医生。”

中国青年报力量真大，让我从中得到了帮助，还把我与吴书记联系了起来，把我与善良的广东女士联系了起来。

此后，我还不断收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的说“你肯定有病，不然不会到这种穷地方办医院……”,有赞我的“你是活菩萨,好人……”,也有示爱的“愿当你的内助…….”,也有愿意来工作的。我都很感谢！

这一关过去，总算轻松了，头上没有了那顶“违法”的帽子，安心给病人治疗，这要比应酬社会这些事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