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社会——国信银行 （一）

 

 

从学校出来，在家里练习了几天珠算和写阿拉伯数字1、2、3…….（为了能够写得漂亮一点）后，就跟随大舅妈的弟弟朱永润舅舅到他所在的江苏省农民银行当见习生。这是一家官办银行，地点在河南路和江西路之间的宁波路上，距天津路大舅家非常近。我每天随永润舅舅一起去上班，跟着一位钱新之先生学习记往来账目，知道了什么应该记在“借方”，什么应该记在“贷方”。钱先生也是常州人，出身望族，颇有遗少之风，对我很好。我在江苏省农民银行共见习了两个月，中午就在那里随着大家一起吃午饭，和那里的人相处得很好。

47年一过春节，我便正式到国信银行去了。因为不知道银行的练习生和一般商店的“学生意”(学徒)有什么不同，我问过是否要给人“端茶送水”，母亲也讲不出所以然。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班的。事实上，银行毕竟是新式企业，练习生也和一般职员一样，被“茶房”（勤杂工）称为“先生”，干的工作也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开始有人指导你罢了。国信银行位于汉口路（三马路）当时的证券交易所大楼的底层，在当时上海三百多家银行钱庄中，排名第八十五，属于中上范畴。银行对称于证券交易所大门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营业部，西部为信托部和证券部，共有员工百人左右。开始我被分配在信托部，跟着一位相当于组长的朱树深先生记往来帐，这位朱先生年约四十左右，浙江人，单身在上海工作，平时就住在银行里，他有一个儿子，年龄和我相仿，在嘉兴秀州中学读书。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对我就像对儿子一样关心照顾，以致至今我回想起他来，还是怀有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情。我在信托部工作不到一年就被调到会计科，这是银行的心脏部门，掌管着全银行的各种重要信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有幸被调到这个部门去。我在会计科的工作除了每日根据上一天的票据核对信托部的往来帐之外，便是根据会计科其他人编写的各种传单（一种票据形式）记录银行总账，并按总账编写上一天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送交总经理。从表面上看，我的工作应该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仅十五虚岁的少年能掌管全银行的总账，是很光荣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说穿了我不过是机械地按票据分项记账吧了，而这本总账，并不能真正反映银行当时的真实的资产状况，仅仅只是表面文章而已，真正的奥秘只有会计科长知道，在编写传单时早已经做了手脚。所以，当解放后的金融政策不允许私营银行存在，国信银行被迫歇业的时候，总经理郑筱舟可以席卷了账面上并不存在的大量财产逃去香港。

当时的会计科共有八个人，四男四女。男的是科长钱梅轩，还有奚杰才、蔡振元和我。女的是陈月英、朱毓成、金勤娴和梁福华。钱为人精明，因为是资方的心腹，所以在职工中名声不佳。不过他对我还是不错的，我调入会计科，恐怕就是他的意思。

当时社会上说“银行是银饭碗”，其实银行职工的工资是不高的。我刚进国信银行的开始三个月，是试用期，不发工资，要等试用期满了以后，一次补发。所以我第一次拿工资时是用报纸包了几大捆钞票，母亲拿到这些钱，就买了三听“茄立克”香烟，分送给大舅、永润舅舅和周康衢三人，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之情。尽管这香烟是当时最好的，但是不过只是三听，却也花费了我这三个月的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可见工资水平了。我记得我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三石米，每石为一百五十斤。如果按照现在米价每斤二元来算，四百五十斤不过九百元吧了。虽然练习生的工资是职员中最低的，，其他的职员可能略高，但相差也不太多，要靠这点钱养家糊口是十分吃力的，而那时物价一日数变，为了争取维持生活，解放前一两年上海各行各业纷纷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国信银行当然也不例外，我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不过在银行业往往是以怠工的形式出现，大家都仍旧上班，只是坐着慢慢地干活，或者不干活。其实一般部门的怠工对资方的威胁并不大，尤其像我们会计科，即使停止工作几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汇划台”的工作如果一停，便有可能致资方于死命。原来，解放前工商界相互间盛行用支票结算，各家商户将当天收到的不同银行的支票，存入自己在某银行的帐户，由该银行负责向相关银行进行结算。作为一个具体的银行来说，每天既有各家客户存入的其他不同银行的支票需要去收取，也同时有被存入其他银行的各家客户开出的本银行的支票需要支付。这项极其繁重的工作是集中在一个叫“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内进行的。每天银行“打烊”后，汇划枱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整理好的当天收到的其他银行的票据（支票、本票等），去票据交换所进行全市三四百家银行钱庄之间的票据交换工作。按规定，各银行交换后收支的差额，应通过同业拆借等方式于以补平，如果某银行无法补平，则该银行就将面临被宣布为“倒闭”的境地。要是因为汇划枱的人员怠工而无法将应该向其他银行收取的票据送去交换，从而票据交换所内只有其他银行要向本银行收取的票据，那么这个差额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能通过拆借方式予以补平的。所以汇划枱的工作是捏住了资方的咽喉。每当有怠工的苗头，那些经理们便在汇划枱边上转来转去。至于我这样的小人物，除了在职工代表和资方谈判时拥入经理室，在一旁摇旗呐喊外，起不到其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