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一场大纪念。一百年都过去，是冷静反思的好时候了。所以我们就听到了许多深思熟虑老成之谈。指责学生冲动无知，不遵循法律和正常的渠道程序。加上既打错了人、又烧错了房之类。更有言及当年无脑学生破坏了政府的外交努力。简直不堪回首。倘若是一般人做了这等事，难逃是一场糟得很的“痞子运动”。可偏偏是读书人做的，言语中好歹还留了些颜面。
中国传统讲究行不由径，天地君亲师，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以下犯上十恶不赦。对不？当时政府正忙于干实事：将皇帝吊孝外国人的牌坊拆了，树立了一个“公理战胜”碑。据鲁迅说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不过也难怪人民不爽，因为这许多年来，难得国家选对边成了一回“战胜国”，竟全然归功于 “公理”了，还有理由骄傲一下么。不过，还是政府有眼光，青岛闹腾回来有啥用？很快，不仅是青岛，什么东北北平南京，都一股脑丢了。公理总是会战胜的！
如果世上真有所谓的公理，还战无不胜。的确不需要什么“革命”了。学生市民们也是没辙了，上书政府不听，“呈情”英法意使馆，都不接。怎么“公理”不理睬我们？上梁山还是上街，都是给逼出来的。当年学生们该不该打人，该不该烧楼？我觉得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不破不立，革命就是要变革旧秩序。遵循现有的律法秩序，道德规范，那还革个屁的命。先把声势造起，决心有多少通过暴力放大出来。
杀人放火，都有罪。但若在革命中，连错都没人追究。因为这就是革命的一部分。那五四是不是一场革命呢？但看请愿什么的，都不算，其实推翻政府都不一定是革命。唯有打人烧楼，还有几分像。革命，一定是要有所颠覆最基础的东西。革命不可能遵循正常程序和秩序，不经过破坏就能达成的，都够不上“革命”。五四只有放在新文化运动中，才能算得上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是要颠覆我们两千年来的文化基础，将思想从“满本是仁义道德，字缝里都是吃人二字”的文化框架中解放出来。
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了。打倒孔家店，的确是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革命就会死人。表面上看什么文化、道德、法律体系，其实都是与利益分配相关的整体框架。只是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差异。动了文化终会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永久改变。夺人钱财杀人父母，要不共戴天的。直等到五四才出了一场大爆发，是因为触发事件导致国人二次觉悟：公理会战胜其实是战胜即公理。以前我们满心寄望的“德先生”“赛先生”，也只是别人家供奉的“洋家店”而已。这个世界自有客观规律，并不循人设定的所谓“公理”而运行。在此以后，中国人对待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主义”和“问题”，都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让我们“战胜”即“公理”。
这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其实是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革命性转变做准备和开路的。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汉族还是异族统治，孔家店两千年屹立不倒，象征着中华传统农业文明的顽强性。正是这种庞大完备细密深厚，导致了进步和改变的艰难性。这场革命一直到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才告一段落。正是看到了无法彻底根治，文革才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先树立起一个圣人毛泽东打到其它一切，然后在结束时再将这个圣人否定掉。用一种无差别否定的“去神圣化”，从而全面降低这个文化对改变的阻力强度。旧文化以后难免会回潮，却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而中国的工业化在文革结束后很快完成，不是巧合，而是一件事的两面。
所以“辛亥革命”及“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分别都不足以构成一场完整的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等一起，都是中国从近代到现代一场大革命的组成部分。而暴力和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是真正的革命所必要的。马克思没有参加过革命。但他在世时是一个热心的革命观察和研究者。他曾批评占领国会的工人们，居然都顺着人行道，没有一个踏草皮的。预言这种革命肯定不会成功。这种行不由径的君子行为，透漏着心底并不打算改变现有规则，无准备付诸决裂。任何想改变权力或经济利益分配的努力，都可能遇到不死不休的阻力。这道理连将世界定义为“仁’的谭嗣同都知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革命中的暴力既不可避免，也无法准确估计必要程度。革命是要求变革思维和行为的规则。但剥夺财产和消灭肉体，是争斗双方施加压力和表达决心和力量的信号。五四中打错了人与烧错了楼，这仅对事主有影响，对于运动本身并没什么不同。因为不耽误传达这个暴力信号：不管你是否有理，是否合法，卖国者会人身和家庭都不安全，卖国行为要承担比原以为要大得多的代价！现有政权和制度，并不能保护你。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革命是一定会掀翻屋顶的，拆房子的也常见。因为现有的房子结构大小都不再合适了。革命往往要动所有人的奶酪，尽管常常喊着“消灭xx”的口号，实际从肉体上全部消灭某一阶级是不可能的。所以参与争斗的各方，会通过极端暴力典型事例，来表达决心立场实力，来吓阻反对，或让对手反对革命主张所要付出的代价作估计有所依据。直到对方同意重新分配蛋糕。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中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也是一种希望用短痛代替长痛的侥幸心理。革命过程取决于目标大小与彻底程度，还取决于旧势力的强度。但有一点，革命进程越不顺利拖得时间越长，流血越多。流血未必是革命，革命不会不流血。无法回避。五四中的学生领袖们，只有极个别终老书斋。一半投了共党，拿起枪杆子拼了几十年；另一半，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中投了赞成票。不仅仅所谓革命和反革命兵戎相见，就是同道中对革命的目标途径程度方式等分歧，一样需殊死决斗。因为在长期革命中，暴力已经习惯和泛滥。
暴力还会不断加码。革命中的暴力是用来传达信号的，如果效果不够，则必须传达更强烈的信号。人们对旧信号麻木后，必须产生新信号。暴力的极端形式是全面战争，但战争中的信号传递效果却是最差的。一是战争让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倍增；二来战争包含了过多的杂音能掩盖和稀释真正的信号。比如一件文物毁于战火，人们只会泛泛地可惜。但在和平时期公开砸毁，则传递了清晰的与传统决裂的信号。
和平时期的暴力，才最是铭心刻骨的。这是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的厌恶，超过了对以往的百年战乱。文革中的打人、烧书、砸毁文物，甚至武斗，好不好？当然不好，既不美还很疼。但该不该，另论。也是为了“继续革命”所不可少。即使是思想文化革命，不“触及肉体”也很难“触及灵魂”的。毕竟人类在有了“文化”的全方位指导之后，思想功能很少需要开动，偶尔动一下也不由自主地回到现成套路的陈词滥调。不涉及重大物质利益威胁，不经历灵肉磨练和痛楚，很难有动力自主思想。你可以说没有必要也能改变，但往往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触及过了，或者有别人帮你承受过了这份痛。对于一场真正的大革命，不宜切割开来只看片段细节。任何革命中的细节，都“糟得很”，尽是冤屈苦痛。
据说世界史上有过无暴力的“光荣革命”。那不过是一个尾声。没有先前被羊吃了的众多死魂灵，没有经历滚滚而落的国王头颅，哪来这份“光荣”？这场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光荣复辟”。是在高强度暴力之后，一点回潮和妥协。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也是这层意思。套一句俗话：没有经历暴力破坏过程，不可能是真正的也达不成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这就像是一个交易或买卖行为。生物本能决定需求强度，经济和道德法律等决定供应成本。而文化就是市场环境。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体成交的价格和数量是不同的。。。
你把我问住了。。。可能你是对的，现在王六儿或潘金莲不是那么无助，而是可以大闹一场，敲他一笔钱或几个铺子。莲大娘离婚可以分一半财产。。。改变的是文化环境吧，现在哪个男人想过西门庆的生活，不再是天经地义的，风险很高，代价相当大。。。
主流兄，我以为：所有公理都是人设的，既不是存在的，也不是“发现”的。都是一定人群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某些目的而约定的。所以，长期来看，没有不变的“公理”，从而也就没有了“公理”。。。
大师的思想已经是“会当凌绝顶”，这儿懂得人也不会太多。
“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这句话欠妥，前者从跨度较长的历史来看是正确的，后者属于胜者为王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这是不可能的，妥协处处可见。只能说在有些文化中，妥协选择偏后，或妥协点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