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唱大戏 江青 悲剧的诞生（一）

文革的本意之一是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果却导致社会走向反面，几乎复制了1957年反右的结局。反右扩大化，致使几十万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惨绝人寰骇人听闻。而文化大革命对人民群众所造成的伤害，更是超出反右扩大化，凡是听从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参与造反的人遭到了残酷地迫害，几乎无一幸免。在文革的大运动中穿插的小运动，诸如刘邓黑暗50天、破四旧打黑帮的红色恐怖、夺权与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一打三反，像股股巨浪吞噬了无数生命，更不要说清算造反派的“三大讲”了。“三大讲”是走资派对造反派的彻底清算，使用蹲牢、判刑、终身政治禁锢等各种刑罚，把所有积极参与文革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毛泽东编导的一部历史大悲剧，悲剧的男主角是林彪，女主角是江青，他们的身后各有许多殉葬的官吏和数不清的草根造反英雄。

应当指出的是，与反右扩大化相比，“三大讲”中被惩治的人的亲友没受诛连，这一积极现象，是下一步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的先声，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这社会进步，可能与走资派们在遭受批判时，其亲属受到株连的惨状使他们萌生人性。人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可是，长期的残酷斗争（其中包括国民党的迫害、战争的绞杀、以及土地改革），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感麻木，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人性泯灭。



       本意拯救百姓，实则祸害了百姓，文革为什么会走向反面？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把文革的过程简要地理一理，知道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哪些是关怀人民的力量，哪些是反人民的、主张享受特权的力量。想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对文革的整个过程以及每个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一个基本了解。我认为，文革应当分为四个阶段，即1：准备阶段（1964年7月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发）；2：攻坚阶段（1966年5月16日——1967年8月30日的王关戚事件）；3：防守与权力再分配阶段（1967年8月30日——1971年9月13日）；4：退却与反击阶段（1971年9月13日——1976年10月6日）。

现简要叙述各阶段发生的主要事件：

（1）准备阶段（1964年7月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下发）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负责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五人小组的组长为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从这件事可看出，毛泽东当时已有开展文化革命的想法，但如何开展尚未有明确的思路。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由汪东兴接替。杨尚昆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是1961年毛泽东南巡中被窃听的事件。这一事件在当时导致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副主任康一民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人此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长达数年的审查。他们二人因窃听被警告，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显然是代人受过。一个小小的机要室主任副主任哪有这样大的胆子窃听毛泽东的谈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不是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就能了事的，判上个十年八年徒刑也不算为过。他们后面必然有后台，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这后台表面上看是应当是杨尚昆，问题是，谅他杨尚昆也没这样大的胆子做这事，他后面当有更大的人物。当时之所以以处理两个小人物结案，是因为毛刘的关系尚未公开分裂，毛泽东尚未决定改变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当毛泽东决定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时，窃听事件便被重新提及了。杨尚昆之所以步两个小人物的后尘，再次被充当替罪羊被免职，是毛泽东向刘少奇夺取党权的第一步，他要通过这只被宰杀的替罪羊，切断刘少奇和党中央运作中枢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把杨尚昆手中的8341部队的指挥权夺过来，交给自己的亲信汪东兴。在日后的夺权过程中，办公厅另一位重要人物田家英副主任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擅自删去毛泽东关于评价《海瑞罢官》中的一句重要的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引起毛泽东震怒。作为秘书，擅自删去领袖重要讲话，轻了说，是没有职业操守的表现，重了说，是别有企图，更何况还有挪用主席著作经费的丑闻（秋石客语），所以只能上吊了。随着杨尚昆被撤职和田家英自杀，毛泽东基本控制了党的枢纽。

和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的同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向刘少奇集团发动进攻的号角。此文的矛头对准的是该剧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他是刘集团的外围人物，在层层剥笋的战术中，属于首当其冲被剥去的一层，目的是造势和对他人的警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遭到刘集团第一大将彭真的封堵，北京市以及各大报刊不予转载。之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转载了该文，但加了编者按，试图把舆论引向学术讨论。毛泽东经过一个多月的引导和疏通，对《海瑞罢官》评论与批判迅速发展成为整个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系列大批判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初，对《海瑞罢官》的评论与批判又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的“揭盖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黑帮”人物的批判运动，著名的就是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不久，剥笋战术又深剥一层，开展了对“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判。



       1965年12月1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被扣上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的罪名，调离军事领导的位子。

       毛泽东意欲开展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拿罗瑞卿开刀？这要从社会乱象和官场文化说起。自民国开始，“有枪就是草头王”以及“枪杆里出政权”一直是社会乱象和官场政治的常态。北洋军阀的政权频繁更迭就是最好的例证，哪个军事力量强大，哪个就能入主北京，直系、奉系、皖系、辫子张，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即便到了相对稳定的南京政府时期，军阀割据的情况依然存在，东北的张氏父子，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表面上承认南京政府，实际上都是都拥兵自重各自为政，更不要说许许多多占山为王的草寇了。共产党在夺权的过程中，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毛泽东首创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里，使军事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明确无误地告诉党内同僚，使用枪杆子的目的，是为了打出红色政权，不能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寇观念。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谨慎，生怕祸起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一直强调党指挥枪，并在军区的设置和组织措施上保证党能够指挥枪。具体的做法是保持各山头力量的平衡，利用他们相互制约，避免一方坐大，酿成内乱。比如，中央军委的成员组成始终以原中央红军将领为主，兼顾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利益，代表二方面军的贺龙和代表四方军的徐向前一直是军委委员，贺龙还一度是军委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中央红军则一直占据关键位置，如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第一副主席均由中央红军出身的人担任。如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陈赓、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但是，在军区司令员的配置上，毛泽东一直让原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将领担任重要军区的司令员，使他们对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原中央红军的将帅起到制约作用。比如，文革前夕，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福建军区的司令员韩先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他们都是原四方面军的人，是张国焘的部下。而北京军区的政委廖汉生（贺龙的外甥），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则是二方面军的，贺龙的部下。说白了，这些二、四方面军的将领，在重大问题上只听从毛泽东的调遣，根本不会服从原中央红军将领的安排。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军队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出现意外，这样一来，能直接指挥部队的总参谋长成为极为敏感的人物。作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在六十年初期跟刘少奇跟得紧，和贺龙关系亲密有加，同时还长期担任公安部长的职务。握有实权的重要人物立场不坚定最值得担心，最容易产生变量。罗瑞卿虽然一直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也一直得到信任，但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最终还是依照林彪的意愿，先解除其军内职务，然后打倒，以绝后患。尽管罗瑞卿一直是林彪的亲信，其参谋长职务也是由林彪提名担任的，但他对林彪身体的误判和高傲的性格，使得他远离了林彪并得罪了许多元帅，成为文革中首批被打倒的将领。

       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毛泽东也没掉以轻心，因为北京是刘少奇、彭真经营数年的根据地，极有可能出现意外，而任何小小的意外都能导致翻船，一旦翻船，外地的大区司令员只能服从新任领导人，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因为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外藩“勤王”军队成功的先例。自1965年11月10日，即《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同天杨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继任）两天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一直到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算起来，他有半年多没在北京，多数时间都在外地（杭州、上海、武汉）遥控指挥，甚至连极为重要的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政治局会议都没参加。直到叶剑英、周恩来领导的首都工作组完成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他才安心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之所以不在北京，用江青的话说是：“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没得到绝对保证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的话，反映的是毛泽东的心理。

       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严控在京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通过了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决定。随着“四家店”被摧毁，刘少奇在党内、军内的手臂被斩断，成为“笼中鸟  ”。毛泽东这才放心大胆地发起了核心攻坚战

       在发动文革的准备阶段，江青像一位先锋官，立了头功。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在秘密情况下组织人在上海写成的。起先，江青原打算在北京组织人写，但没人愿意执笔，她找了以批评俞平伯而著名的李希凡，但李希凡不敢，这也反映出北京在彭真的控制下，成为刘少奇集团坚固的大本营。毛泽东想要发声，必须另寻地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子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相信刘少奇达到什么程度，放手让其管党，结果却丧失对党的指挥的权力，可见，刘少奇结党营私的能力非同一般。这样，一贯支持毛泽东的柯庆施所掌控的上海，成为吹起文革号角的地方。而具体的组织者和执笔者，也都因这篇文章成为文革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