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上海，这个世界的名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既是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冒险家的乐园，同样也是基层劳苦大众苦难的渊薮。
1933年7月，李云鹤拎着一只小皮箱，乘坐海轮到达上海。她是在丈夫俞启威被捕后，面临也遭逮捕危险的情况下离开青岛的。受山东统一战线的委托，万籁天护送她去上海，并一路不停地向她献殷勤。左翼文艺人士史东山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教师李也非受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前往轮船码头迎接。随即安排她在著名剧作家田汉家中居住。由于田汉事物繁忙，因此就吩咐其弟弟田沅照顾李云鹤。按照江青对维克特的说法，田沅是一个坏蛋，经常骚扰她。她曾向田汉控诉田沅对她的骚扰，一直没有结果，她这才意思到，田沅是派来监视（考察）她的。她居住在田汉家的本义是想通过田汉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共产党员身份。但田汉一直阻扰她和其他重要人物的联系，使她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中。因为没有这些重要人物以及地下党的保护，以她的左翼行为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地位，被捕是极为可能的事。所以，她的一些朋友都不愿向她提供帮助，以避免被牵连。用她的话说，她正“飘荡于危险的水域。”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这对她的伤害都很大。因此她对田汉非常仇恨。
当时，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西北郊一个叫陈更的地方，办了一个名叫晨更工学团的教育组织，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顾名思义，工学团就是以做工养学，使底层百姓能受到教育。当时，上海左翼团体，如“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由于田沅和晨更工学团联系密切，因此就把李云鹤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由于经费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没有工资，只管住食，因此李云鹤的生活颇为清苦，但她还是坚持下来，并被吸收为共青团员。不久，俞启威来到上海，他们又在一块儿生活一段时间，共同参加革命斗争，他们参加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再次暴露进步青年的身份，面临再度被捕的危险，因此她和俞启威前往北平。由于得不到俞家得承认，也得不到俞家的经济支持，李云鹤不得不第二次来到上海。经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同时也去徐明清所在的浦东夜校教书。
其实，在这期间李云鹤也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她在其它一些地方教书，用教书得来的钱，去大夏大学（上海大学）旁听课程，显示了她好学的一面。同时还积极参加左翼的游行集会，反抗日本侵略中国。游行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有被捕被枪杀的危险，在名族大义的感召下，在许多英勇无畏的青年的鼓舞下，李云鹤多次参加了这样充满危险的游行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讲，为此受到陶行知先生的赞扬，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名声（维克特 江青同志 P79）。她也试图通过自己英勇的表现，取得上海地下组织的去信任。最终虽然没有达到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目的，但也取得了地下党组织的信任。1935年秋，她收到一封信来自“教联”的一封警告信，信中通过暗语，告知她处境危险，命令她离开上海。由此，她去了北平。这可能就是徐明清回忆中所说的，她离开浙江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之后，去北京与俞启威会合之前的一段革命历程。
一九六○年五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到了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我们的唱歌课没人教，夜校的徐老师请党组织给予帮组，后来李云鹤就来教我们唱歌课。她一周来两次，而且一直很准时。她常常是自己拉二胡，教我们一些新歌，他唱得很美，音域很宽。”（特里尔 江青全传P35）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叶永烈 《江青传》）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同上）
“我们大家凑了一点钱，买了饼干和其他食品以及日用品，我们请求徐老师转交给李老师，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慰问。”（特里尔《 江青全传》P41）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出狱后的李云鹤，生活一时无着，就和在北京没站住脚又返回上海的俞启威一起寄居在俞启威的大妈妈家。由于在狱中身体受到摧残，李云鹤在狱中月经已经停止，在大妈妈家卧床不起，每到下午便发低烧。组织让徐明清带她去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养病。在徐明清的父亲以及一位西医的治疗下，李云鹤的肺结核得以痊愈。之后她又在徐明清的资助下，去北京和俞启威会和，并与徐明清保持通讯联系。正是通过这种联系，上海“剧联”知道了李云鹤的下落。剧联的樊伯滋在得知李云鹤在北京的地址后，写信给李云鹤，于是，李云鹤第三次来到上海。
这期间李云鹤三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是从青岛逃亡而来，第二次是在北京没站住脚返回。前次来上海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上海地下党党承认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因此参加了左翼组织安排的革命工作，第一次被剧联安排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师；第二次经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与此同时，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游行示威活动，希望受到地下党组织的关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海地下党一直不愿承认其共产党员身份，但最终承认了她是一个革命者。这可能是为什么剧联在失去她的音信后极力寻找她的原因，因为她的一系列表现，获得了他们的信任。这两次在上海的生活和革命的经历，李云鹤观察到了上海滩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彻底了解了被压迫的劳动大众的所遭受的痛苦，从而坚定了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信念。因为她也是一个被压迫者，尝受过贫穷、饥饿、病魔、恐吓的滋味。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她还饱受了被某些权势人物压抑的痛苦，即便是在地下党组织内，这种压制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她一直希望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就是最好的例证，使得她一直处于街头演讲鼓动和参加游行聚会的危险境地。她沮丧、愤恨，甚至萌生退意，用她的话说，“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看成是男权主义的对女性的轻视和刁难，特别是她这个小老婆生养的女孩，受轻视和慢待再自然不过的了。这些方面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李云鹤深刻地认识到：被压迫人民以及被压迫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来获得翻身和解放。
应当指出的是，李云鹤参加游行聚会进行街头演讲并不是被迫的，是出之于这个坚定左派的革命天性。从特里尔的《江青全传》P36——P37）的两段文字可看出：
“虽然说她的政治信仰很模糊，但是云鹤还是抱有革命的理想主义，而且愿意冒政治风险。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做为业余工作人员，参加了送知识下乡的活动，这是没有报酬的。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陶行知教授，一位善良的、坚持做好事的人。运动继承了苏联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传统。在做完其它活后，已经很疲劳了，但是云鹤还是来到他的办公室，帮助整理档案，收发信件，做旅行安排。这给她的一些朋友，包括她未来的丈夫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一天晚上，她参加了《杀害婴儿的凶手》一剧的演出。慰问罢工的烟厂工人。这是一出伸张正义的话剧，云鹤在剧中扮演的是受尽折磨而勇敢斗争的女工。整个下午，上海都在大逮捕，逮捕英美烟草公司的罢工工人。晚上，罢工仍然在进行。在她化妆准备登台的时候，云鹤感到了演戏的冲动，也感到了这一行为的危险，她认为演戏也是政治。每个人都知道，国际租界的印度锡克教员警会突然冲击剧场，逮捕演员和观众。她演得很好，因为她受形势鼓舞，同时也要找机会证实自己的胆量。演出结束后，演员和观众走出剧场，加入到游行的行列中去。云鹤筋疲力尽，虽饥肠辘辘却异常激动。”
特里尔接着评价道；“……她在本质上还是诚实的，如果她追求的是舒适享乐的生活，她完全可以找一个商人，做他的姨太太。然而危险时代的戏剧对她更有诱惑力，朦胧地投入某种事业的感觉比这一事业本身更吸引她。这种左翼政治对许多人是生死攸关的事业，对中国未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对云鹤来说，这只是一种自我表现，她希望借此赢得在社会上的一席之地。”（同上P38）
真不知道那些有意妖魔化江青的文笔小编小吏，如果看到了这些文字，该做如何想？如果没见到，说明他无畏地抹黑江青，是由无知无识支撑；见到了仍坚持己见，只能用无耻来定义了。
第三次来上海的李云鹤获得了一个机遇：这就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邀请她扮演《玩偶之家》一剧主角的娜拉。
李云鹤为什么会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可能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推荐。万籁天是山东实验剧院的话剧老师，也是《玩偶之家》的三位导演之一，他对李云鹤的能力应当是了解的；二是魏鹤龄，他是李云鹤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在《玩偶之家》中饰演南柯医生这一角色。三是这两个人共同推荐李云鹤出演娜拉，除去他们对李云鹤的演技认同外，应当是更看重她的激进的革命观点、易受理想主义冲动的情怀和寻求妇女解放的强烈愿望。相信他们能从李云鹤和裴明伦离婚这一事情上，看出她和娜拉的相似之处。由她来演娜拉再合适不过了。
李云鹤深知饰演娜拉是事关她演艺生涯的成败之举，因此她做了极为周详地准备，深更半夜都会起来背台词，同时还逐字逐句地研读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在长达两个月的排练中，每天都花很长时间用功练习，她说：“我全身心地进入角色”。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娜拉》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戏院里座无虚席。结果她没有辜负老师和同学的希望，把易卜生笔下的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演得活灵活现，受到了普遍的喝彩：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人
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
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
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
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
怜极了。（叶永烈 《江青传》）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
样评论了蓝苹的演技：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
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
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同上）
一位评论家说：“蓝苹小姐使我们第一次真正认识了娜拉。她哭的时候，大家
都感到难过，她笑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高兴。”（特里尔 《江青全传》P49）
另一位不属于左翼派别的著名评论家后来写道：“在上海的戏剧界，1935年，
是娜拉之年。”（同上）
她之所以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
中，也这么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蓝苹也成功了。此时，她改名蓝苹。蓝色有许多含义，重要还是永恒、美丽、勇气、冷静、永不言弃的含义。不知道李云鹤心中蓝色是什么样的含义，应当推测得出，她一定是欣赏上述的五个特质，因为宇宙、大海、天空都是蓝色的。她后来改名江青，也是蓝色为主，说明蓝色在她心中是崇高的。这符合她永不言弃的主要个性，纵观她一生，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初衷——为劳苦大众服务，为妇女翻身解放而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