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与他的几个对手

这几个对手是刘少奇、周、林、斯大林、赫鲁晓夫和蒋介石。

老毛有一句有名的话：八亿生齿，不斗行吗？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仍然无法完全摸清老毛此言的心理。八亿人，不斗为什么就不行呢？按照我所能作的理解：在他看来，斗争是唯一能够让中国的八亿老百姓过上平等生活的方式。

很多毛当年的同事和下级，包括后来的历史研究者，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毛琢磨不透，翻手云覆手雨。在我看来，毛的内心里有两座基石不允许旁人捍动：身前的权力，身后的名誉。他的权术，都是在这两座基石上搭建起来的堡垒。篡改辛弃疾的一句词：君王心中事，身前身后名。

(一) 毛与周

周在党内的地位在很长时间里高于毛，周不仅在党军两边人脉极广，也曾经利用自己的地位排挤过毛，当然，他对毛的排挤是出于公。

毛在遵义会议前得到了周的关键支持，才有了他在会议上的胜利。周此举也是出于公，因为毛在军事上的才能得到许多人，尤其是军事将领们的认可。

长征后，周大部分时间不在延安，基本上在南方，中共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至少在名义上有两个中央：延安的中央，和周的‘长江局’。相比延安，长江局与苏联/第三国际的关系要亲密得多，也更受苏联的看重。周的远离延安，是他刻意与毛的势力范围保持距离，因为凭他的敏锐，已经对毛越来越了解。出于这种了解，加上周本人的性格，使得周在以后的岁月里，小心翼翼地不触动毛敏感的权力神经。在不少时候，他的这种没有原则的谨慎小心，没有起到他这个地位所应该起到的平衡和制约作用，完全被毛的意志所左右。在毛的一些决策得不到其他大多人的赞同（往往只是毛一个人的主张）的情况下，周经常是第一个转变态度支持毛的人，他的转变态度对这些决策的最终出笼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志愿军入朝作战、反冒进、反右、刘的下台、包括第一次庐山会议都是例子。在我看来，如果周在需要的时候敢于担当，敢于担负起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责任（且不说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的话，很多历史将会重写。

延安七大后，刘在毛的提协下上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毛在党内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来对抗周的势力。周实际上乐于看到自己与毛之间有另一个人存在，这个人无论立场如何，客观上都是他与毛之间的缓冲层。刘下台后，林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也取代了刘的缓冲层角色。

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林没看清形势，错误地攻击了张春桥，遭到毛的强力反击。周立刻意识到林即将不保，于是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说了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年轻时候官瘾重”的那番话。其动机历来众说纷纭。周在讲话里向与会者透露自己以前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这对一向讲话滴水不漏的周来说，十分不同寻常。在我看来，周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是毛的下一个目标，因此提前给相关干部打预防针，免得自己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官方宣传而不了解任何真相。

周的预感没有错，‘批林批孔’很快就与‘批周公’挂上了钩，身心俱疲的周先于老毛离开了人世。不过，毛也并没有获胜。他的打算是推一个没什么资历的人（张、王洪文或华）到前台担任接班人的职务，后台由江青来掌控，但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死后，江青等人长不了，被弄下去是迟早的事。去世前几个月，自知来日无多的毛对身边的人和亲信悲哀地表露过：“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公平地说，自从毛成为一把手后，周活得相当不容易，超乎寻常的累，说他鞠躬尽瘁一点都不夸张。他和他所身处的那段历史，倒底是谁成就了谁，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二）毛与林

与毛同时代的人里有两位最了解毛，第一位是周，第二位就是林，而且排名顺序只能是周在前林在后。

林从红军时期开始，就被毛看成心腹，即使是个别时候林对毛的指挥有公开异议（林的信《红旗还能打多久》），毛也没有将他另眼相待。和周一样，林也是个谨慎的人，林的谨慎在军事上表现为没有六成取胜把握的仗一般不打，这与粟裕形成鲜明对比。

建国后，林在59年以前基本远离政治中心，一副无为姿态。而且林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权利欲很强的人。庐山会议林被老毛拉上山当援兵，他的表现没有让毛失望。几年后七千人大会，刘在发表那次著名讲话后，林是唯一一个旗帜鲜明力挺毛的政治局常委，立刻得到毛的积极回应。

从林的日记透露出的信息看，林对毛的方法手段相当了解，因此定下了明哲保身的策略，“主席划圈我划圈”，无论大事小事，小心跟随，绝不轻易主动表态或者作决定。林的许多作法和言谈，叶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法忽视。在相当多的情形和场合下，叶群不仅充当林的代言人，更是毛林之间关系的调和者。林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言行，究竟有多少是林本人的想法，又有多少是叶的主意，现在几乎无法弄清。

刘倒台后，九大论功行赏，文革势力和林的人马各有所获，相对来说林的势力稍占上峰。这些人在文革中充当马前卒，助了毛一臂之力，毛不可能不有所表示，但实际上，对毛来说林已无利用价值，势力太大反而又引起毛的警惕。而毛看中了张春桥接班（名义上），于是找机会半公开地和林挑明，就是“你觉得小张怎么样”那番话。林听了当时没吱声。

第三次庐山会议（70年）是林命运的转折点。会议前，几位老帅和林的几位干将分别找林谈话，表达对张春桥的不满，希望林替大家出头，在会议上放一炮。而汪东兴也有意无意给林透露了一个错误的小道消息，说毛对张、江几人其实很不满。有了这些定心丸，林准备了一份讲稿，并且事先与毛通了气。两人谈了半小时，毛没看讲稿，但同意了林在会上讲，同时告诉林“不要提具体的人”。林照办了。

林的讲话自然引起了大部分与会者的热烈反应，其中包括林的人马、老帅、陈伯达、汪东兴、和其他不明内情但同样对张不满的人。这些人里，汪东兴的表现颇耐人寻味。毛后来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个“势”其实不小程度上是汪哄起来，而他会后与毛之间的对话，又让毛认为林是点火者，目的是国家主席这一职务。这究竟是汪的故意，是交流中的误解，还是毛欲加之罪，现在很难弄清楚。

总之，林的讲话引起的效果远远超过毛的预计，当然，这个效果是毛所不希望的，因为它触动了毛最敏感的两根神经中的一根：对文革的评价。

前面讲过，毛对林表露过让张当接班人的意思，但林还是在庐山会议上对张开了炮。其中原因，林也许是没有仔细琢磨毛的话，也许是他也没料到自己的讲话会出现那样难以收拾的局面。结果，毛被激怒了，以凌厉手段逼迫林的人马检讨，包括林自己。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林没有当国家主席的意图。原因很简单，毛曾经给林交过底：设两个主席，不好搞，我有经验（大意）。话已如此，凭林的谨慎，他怎么可能还会去争什么国家主席？

周的一生中写过不止一次检查，除了红军时期以外，其它基本都是交给毛的。而林，在我阅读过的史料里，没找到资料显示他写过任何一份检查。这显示了林性格里强硬的一面：他可以当追随者，可以丧失原则给别人当枪使，但面对强加到自己头上的委屈，绝不低头。在林看来，自己已经事先征得了毛的同意，毛却在事后翻脸不认人，逼迫自己认错。面对这种屈辱，林决定不低头。

林的身死，疑团很多。我个人倾向于他本人是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被迫登机，在飞行途中得知飞机不是去广州而是去苏联后，试图迫使飞机返航。

所谓571工程，是林立果几个人搞的，林毫不知情。如果是林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亲自动手策划，不会弄出这样一份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漏洞百出，而且授人以柄的东西出来。

林的案子，只要中共执政，绝不会平反。

（三）毛与刘

从遵义会议起，刘就是毛坚定的支持者。他多年领导工人运动的背景，与毛的农民运动领袖的身份相得益彰，符合毛走工农道路夺取政权的一贯思路，因此毛很快看中了这位同乡，刘也作出了积极响应。“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不是刘首先发明的（发明者是邓拓），但却是刘将之发扬光大的。他这么做是出于一种回报和一种斗争策略。通过这个举动，刘把自己绑在了毛的战车上。很快，刘确立了党内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是有才干的，也是务实的。建国后，刘长期处在第一线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毛则继续喜欢待在幕后，“研究研究哲学”，看看古书，琢磨琢磨人和事。

57年，毛访问苏联后开始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想法，这一想法直接导致了“大跃进”的开始，刘起初是“大跃进”的积极推动者。61年，刘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思想产生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这番讲话，显示了刘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也体现出他是一位有担当、付责任的领袖。这一点，强过周林邓和其他大多数毛的同代人，只有彭德怀可与其一比。

很多研究者认为，毛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开始产生换刘的想法。我个人认为，从毛在大会随后几年的动作看，毛至少在当时还没有罢免刘的想法，否则依毛的一贯风格，刘不可能仍然一直负责一线工作好几年，并在64年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

真正让毛产生换人念头的是“四清”运动。64年底，毛刘就“四清”的工作方针问题产生激烈矛盾，毛此时才意识到，刘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在毛看来，刘不仅代表着毛一直试图消灭的特权阶级，而且刘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政策的指责，虽然这种响应并不是刘的意图，他只不过是试图扭转大跃进的失误。

69年，刘去世。从严格意义上说，文革到此时就结束了。之后直到76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文革引起的一系列的权力重新分配。

80年，刘被中共大张旗鼓地平反，这是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的第一个明白的信号：文革的错误的。

（四）毛与斯

斯大林一直不太看得起毛领导的中共，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按斯大林的话，如果苏共是黄油，那么中共就是人造黄油。尽管如此，在毛取得中共领导权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认可了毛的中共领袖地位。至少在名义上，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不象铁托。

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利益的考虑，对蒋政权重视得多，他在49年以前对中共的指导方针一直是促使毛与蒋合作，尽力维护蒋的合法地位。基于这个原则，斯后来又否决了毛的另外几次试图利用抗战打击蒋的意图。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斯大林的作法在客观上更符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全局利益。

西安事变发生前，延安多次与张学良秘密接触，双方关系友好，张数次赠送弹药和现金给红军。张产生捉蒋念头后，曾事先与延安通气，延安（毛）极力鼓动张行动，并承诺一旦成功杀掉蒋，中共将支持张在西北独立。得到中共的保证后，张杨大胆行动了。不料事变后，延安的杀蒋意图被斯大林否决，斯大林力促中共与张杨和谈，放蒋回南京。当周将此立场告诉张后，可以想象张的心情。他在九十年代获得人身自由后，无视中共的百般示好，再也不愿搭理中共，再没踏进大陆半步，其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渡江战役前，毛也与斯大林作过沟通，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毛没听。建国前，毛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全面倒向苏联。

49年12月，毛第一次访苏。一见到斯大林想抱怨几句自己过去受到的委屈，刚一开口，就被斯大林一句“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轻松化解。这句看似简单的话显示出斯大林的敏捷和高明，它至少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你（毛）现在是胜利者，因此我不再象过去那样指责你，但并不表示过去对你的指责不正确，也不表示你现在无可指责。

毛此行的目的是想与苏方签署新的互助协定，但在成行前，毛并未将此目的准确地转达给斯大林，因此斯大林一开始并不清楚毛的访问意图，他以为毛只是想签订一份公报之类的东西。在双方第一次会晤中，毛刚提了一句互助协定，斯大林就打断了毛，说苏方不准备签定一个新的协定，仍以之前与蒋签订的协议为准。斯大林的这个态度令毛很不满，但他当场没说什么。

回住处后，毛开始玩起了太极，不主动提出会谈要求，不见记者，甚至不怎么出门。每次斯大林几次派人来询问毛此行的意图（“我们是不是签订一份什么东西”），毛都不正面回答。不久，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份对中国示好的声明，使得斯大林开始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方针，因为他觉得，如果苏联不抓住中国，中国必然倒向美国。另外，毛在莫斯科一个月不露面引起了西方的猜测，为辟谣，毛接受了塔斯社记者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毛说此行的一个目的是与苏方签订一份新的同盟条约，斯大林这才明白毛的真正意图。

新的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入海口（旅顺大连）几年后将归还中国，因此斯大林开始重新考虑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对斯大林来说，无论战争结局如何，苏联都将重新获得入海口，或者在旅大，或者在朝鲜。不久，朝鲜战争爆发。

毛极力主张中国出兵朝鲜，其内心真实想法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在史学界一直比较模糊。在冷战史原始资料占有方面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沈志华，在他的著作中关于这些问题也没有给出一个板上定钉的结论。不过，他给出的分析还是很有力的。毛对金日成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原本并不支持，原因是中共当时的重点是解放台湾，还没做好援助北朝鲜的准备。直到美军打到了新安州，毛才改变了想法。他觉得，一但美军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中国东北，与其到时候在东北打，不如这时候在朝鲜打。而实际上，毛的判断是被麦克阿瑟不负责任的狂妄言论的误导所致，美国政府其实一直在尽力避免战争扩大。

毛的这一判断无论是否正确，至少在当时应该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出兵理由。可奇怪的是，在毛与政治局成员讨论是否出兵的前几次会议（彭还没来）上，毛始终没有大大方方地拿出这个理由来说服别人，却找出其它一些很勉强的理由，比如“三架马车，两个都要朝前走，只剩我们也只好跟着走”（大意）。在我看来，毛对于出兵朝鲜，内心里似乎还有其它不能明说的想法。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中国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这时，当时对中国态度友好的印度在多方奔走后提出了一份停火议案，建议朝鲜南北双方各自将军队撤回战前位置（38线为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商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注意这一点）。这一提案不仅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甚至美国也顶着国会的巨大反对压力勉强接受了这个议案。对中共来说，在军事上，志愿军将美军打回了38线；在政治上，中国既赢得了对头号军事强国的战争，也赢得了其它国家道义上的支持。如果中共此时接受这个议案，实现停火，可谓名利双收，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台湾问题了。

可是，斯大林与毛拒绝了这个提案。这一来，中国背负上了不顾国际准则、对朝鲜有领土野心的不良形象，因此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两周后，联合国通过了1771号决议，谴责中共为“侵略者”。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只有印度和缅甸投了反对票。

板门店谈判期间，斯大林去世，使得中方放弃了一直坚持的多项谈判底线，包括战俘遣返的方式，最终签署了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中国付出伤亡二十多万人的代价，却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利益，还失去了统一国家的最佳机会。

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成为第二个铁托，中共派兵入朝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的这种担心，拉近了斯大林与毛的关系。但总的来说，斯大林对待毛的心态，与他对待社会主义阵营里其它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家长心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苏联的国家利益，其次才是意识形态。在很多时候，后者所占的份量非常小。斯大林也许残暴、多疑，但他是个坚定的国家利益维护者。

（五）毛与赫

如果要问谁是对新中国帮助最大外国人，在我看来这个人应该是赫鲁晓夫，虽然他的名字在中国不仅远不如尼克松响亮，甚至名声不佳。

赫上台不久，就在中国建国5周年的时候给毛送了份厚礼，包括把旅顺大连归还给中国，并中止了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出卖国家利益嫌疑的四家中苏合营公司。赫在作出这些决策的时候，顶住了来自苏共内部各方的巨大压力。

56年，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引发巨大震荡。毛用一篇社论及时帮助了赫，纠正了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随后爆发的波匈事件，毛再次坚定地支持了赫。

此后直到59年，赫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中国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搭建起了工业建设和科研的几乎全部规模。这一规模的巨大作用，如今很少有人意识到。实际上，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没有之一。这一点超过当时的苏联，也超过今天的美国、日本和德国。可惜的是，这一优势并没有被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不仅工业技术，赫对中国的另一个帮助是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公平地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不知道要晚多少年。这里没有不尊重两弹功臣们的意思，但是原子弹这种东西不是飞机坦克，有图纸就能造出来。有些部件，没有专家的指点，就算有所有图纸和技术资料，不会做还是不会做。这些事情，问问经历过两弹的中国工程师们就知道了。

毛在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受到热捧，让他开始有了当世界共运领袖的想法。为实现这一想法，赫成了毛无法绕过去的障碍。

58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风波。从目前俄罗斯档案馆披露出的资料看，苏方对毛在这两件事情上的大发脾气一直无法理解。单从两件事本身看，苏方的要求并没有侵犯中方主权的意思，完全是商量的口吻。退一步说，即便中方全部按照苏联的想法来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那么中方在国家利益上吃的亏也远没有50年初的中苏互助条约来得大。要知道，中苏互助条约的签订，可是以中共承认外蒙的独立现状为条件的。与互助条约相比，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两件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毛在这两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背后有其个人动机。在我看来，这是他给赫下的第一份非正式的挑战书。

赫前脚一走，毛就下令开始了之前有意推迟了几天的炮击金门。显然，他是想让外界以为，炮击金门是中苏商议后的行动，美国和老蒋果然上当。其实，赫事先对毛炮击金门的打算毫不知情，吃了个哑巴亏。他对毛的反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赫59年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风头盖过了毛。另外，赫与美国总统的会谈，将曾经代替苏联出头与美国直接交战的中共置于尴尬处境，引起毛的极大不满。于是在赫回国路经北京的时候，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赫发生激烈争论，双方不欢而散。

毛指责赫是修正主义，向帝国主义妥协，而自己的斗争路线才是列宁主义的真正继承人。其实，这些主义之类的名词不过是幌子，是攻击对手前必须先撑起来的旗帜，与宋江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旗帜没有本质区别，打旗人的动机才是所有问题的中心。对毛来说，这个中心就是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二十多年以后，毛向美国靠拢的速度，远比苏联快得多，此时赫已作古，没机会反问毛一句：倒底谁才是修正主义？

大跃进等运动造成中国粮食短缺，农村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赫对中国的政策发表了一些讽刺性批评。这些批评，与当时刘少奇主导的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行动交相作用，使毛认为刘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直接导致了刘的下台。

作为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赫难得地具有超越狭隘意识形态的眼光。他认为两大阵营之间，紧张是暂时的，和解是大趋势，他曾真诚地谋求美苏之间的和平。

他对毛的某些批评，包括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大跃进的评价，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他下令撤回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也许冲动了点，但不能因此忘了他对新中国所给予的真诚帮助。

斯大林一直欺负毛，毛一直忍着；斯大林死了，毛把气撒到赫身上。

老毛在讲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句话时，也许他内心里的意思是：我斗故我在，不斗行吗？

（六）毛与蒋

写作本文时本来没打算包括蒋，原因是某些蒋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现阶段还看不清楚，毛蒋两人之间的成败得失，不象前面几位那样已经基本定论。

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统治，以一个大国身份跻身于国际舞台，并不是开始于49年，而是在1945抗战胜利后就做到了。中国人民在蒋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赢得了胜利和尊严，蒋功不可没。

在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的大前提下，蒋具有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理想，这一理想所依重的力量是他出身于的士绅官僚阶层，这与毛倡导的革命所依靠的社会底层大众，在利益上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蒋在大陆统治期间，其最底层的行政机关是在县一级，国民党党务的办事机构则连县级都远远未能普及，在乡村级别，蒋依托原有的宗族乡绅实施代理管理；反观毛，抗日期间的根据地和抗战后的解放区内，行政和党委机构都是建到村一级。在军队内部，毛的党支部控制到连，即使抛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底层士兵中带来的凝聚力不谈，单单是这种极度严密的组织结构，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毛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而国民党在军队内不设常驻党务机构，相对“三民主义”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约束，蒋更看重下属对上级个人的忠诚，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很难摆脱的思想局限，蒋自然也不例外。蒋对大陆的统治，起步于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虽然最终在表面上达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但军阀割据所带来的各类后遗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普遍存在，这使蒋的实际统治权力打了很大折扣。

蒋对乡村管理上的忽视，对嫡系以外军队的缺乏有效控制，使他的对手毛能够在农村扎根，并以此为基础迅速状大。

国民党内部贪腐成风，蒋即使想改变也无能为力，从他的日记中能看出，他对此也颇无奈。在中国历史上，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始终是历代官僚阶层的一个常态，作为其中一份子的蒋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所作为，即无心也无力。

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是蒋最终丢掉大陆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名出身士绅家庭同时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蒋虽然年轻时少不了声色犬马的放纵，但在总体上，尤其是登上权力顶峰和信奉基督之后，他变成了一个相当自律的人，此后终其一生保持着严谨的生活作风，做得比他的绝大部分部下好得多。

毛和蒋，都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吸收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但侧重点不同。蒋更循规蹈矩，以三民主义之名，行儒家统治之术；而毛偏爱法家，喜欢不按规矩出牌，以非常规之举而达超常规之治，其一生的准则，或者理想。

蒋早年对中国政体发展的策略，有一个分三步走的想法和承诺，即军政、训政、宪政。台湾开放党禁，是蒋经国替他父亲实现由训政到宪政的承诺。台湾的民主政治经过了一段探索中的曲折，目前逐渐走上了正轨。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文明水准方面，台湾比大陆做得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成就可以被看成是蒋的遗产。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五千年一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而蒋，终其一生，都是这片家园的保护者而不是破坏者，仅此一点，他就应当被重新评价。